编者：就是说，他有中国气派。
王蒙：中国气派，非常独特的。这种浪漫主义和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自信、自负有关系，同时也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系，他从一个很普通的山坳里出生的农民子弟，到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再到一个最一般的图书管理员；在党内，一开始的地位也很低，可到最后，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的领导人，并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这种浪漫主义，还和中国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军事共产主义是很平等的，顶多分为大灶、中灶、小灶，区别很小；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都很密切，在人们中有种精神的力量，所以毛泽东实际上喜欢强调精神的作用。
编者：他非常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王蒙：很注意精神，比如那段著名的吃苹果论，提出“不吃苹果是很高尚的”，多么形象、深刻。用这种浪漫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结合起来，在解决一些革命任务时他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包括“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也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因为这很难从理论上作出细致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出在山沟里，而是现代工业，起码是近代产业革命之后的并且积累继承了一个长远的文化传统的产物。但他讲山沟里可以出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革命的依据恰恰是在山沟里，所以他这样讲是有道理的，并且是反驳王明对山沟的不敬。更重要的是强调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不能搞教条。在指导战争中他提出的许多军事思想，既是非常实际的又是很浪漫的，几大战役的策划，总体上的以少胜多具体上的以多胜少，都成功了。
但这种浪漫主义又有它的缺陷，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就在于他把在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经验照搬到经济工作与治理国家中，特别是用那种浪漫主义的办法来搞经济，遭受了挫折。
编者：这就是说，当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时，他仍把他的浪漫主义运用到这个范围中就容易出毛病。
王蒙：特别是搞经济建设，因为经济生活的很多规律并不浪漫，至少利益原则一点都不浪漫。但毛泽东不信这个利益原则，他动不动就讲我们在延安时如何，没有这套东西不是照样也成功了吗？完全忽略了在掌握政权前，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小的根据地或革命队伍人数不太多的情况下，人们组成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关系，和后来掌握了政权以后，面对一个几亿、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把社会生活组织起来，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编者：这恐怕是两个规律，也就是说革命的规律、战争的规律同搞建设的规律是不一样的，不能生硬地搬过来。
王蒙：对。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说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第一的，人怎样生活就怎样思考。延安时期，基本的一条是军事共产主义，顶多分大、中、小灶。胡宗南进攻延安，把中、小灶撤销，全部吃大灶，毛泽东也去吃大灶。但解放后能这样吗？当然了，就是在延安时毛泽东也不可能天天这样，但起码他可以走到农民那里，抱起一个娃娃，和农民随便说上几句话。建国后这些都不可能了，光保卫制度也受不了。所以军事共产主义可以用它来夺取政权，但不能用来巩固政权，特别是不可能发展生产力。因为政权一掌握，老百姓就要求你提高他的生活，否则他就不会拥护你。可见，你如果不能发展生产，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总是一个缺陷。
编者：在文艺上，毛泽东有些什么特点呢？
王蒙：在文艺上，毛泽东个人的创作是非常豪放的，他对艺术的爱好不俗，他喜欢庄子、孟子、屈原、三李，他的爱好也不是很一般的爱好。
编者：比较大气。
王蒙：很大气。他有时直接引用李贺的诗，很喜欢庄子“鲲鹏展翅九万里”的境界。但他在文艺上发动的思想批评运动太“左”，太厉害了。从建国初就一个接一个，从来没有断过。
编者：从一个因素说，中国的文人和政治好像总爱搅和在一起，脱离不开。
王蒙：这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前不久一份报纸登载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其中有一段不管是真是假挺有意思：毛泽东让他的护士读史书，读完后讨论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段话。毛泽东说，这实际上说客气了，三十年也不成。然后问，你说为什么？护士不好回答。他接着说，因为秀才有两个特点，第一，光说不干，说完就完；第二，一个瞧不起一个，永远团结不起来。如果这话是毛泽东说的，那真是说对了。
编者：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有些特性摸得很透。
王蒙：他是一道一道收进去的，最后谁也跑不了。
编者：中国文人和政治分不开，也不能简单说分开就好？
王蒙：这和历史的情况有关。抗日战争时期怎么能分开，大家都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解放战争时也分不开，全国人民都面临两个中国之命运。相反，社会越稳定，文艺反倒可以和政治适当分开。现在实际上已经分得很开了，起码很多歌舞、绘画不能说每个都和政治有密切关系，有的就是娱乐，所以，社会稳定反倒慢慢能分开。据我看毛泽东对文人有一定的蔑视，也有一定的不信任感。
编者：毛泽东的讲法表示一种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但有时他又表现出一种自信，比如他经常说，不要妄自菲薄，不要怕教授，小人物可以打倒大人物等等。
王蒙：历史的规律是小人物打倒大人物，这话又对又不对。小人物打倒大人物是可能的，但小人物也要向大人物学习，如果否认学习和借鉴的作用，只看到打倒就不对了。我们经常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还有三个来源，说明马克思也是向前人学习的，不能见一个大人物就打倒一个，这太可怕了。
编者：小人物和大人物的关系，也应该看作是批判和继承的关系。我们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和毛泽东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至少思路不一样了，那么，毛泽东对我们现时代的意义何在？
王蒙：我看它的意义就是一个革命党要完成从夺取政权到管理国家，特别是要组织好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转变。毛泽东在世时没有很好完成这个转变。这个任务实际上是由邓小平完成的，邓小平恰恰是高明地把握了毛泽东失误的这一点，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搞政治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所以邓小平提出现在不搞争论，因为对一个执政党来说，绝对不能是按照条条框框来执政，只能按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对发展生产有利这三条，这也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才能努力地起一个国家管理者的作用。但我认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仍然存在，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感受到，因为他毕竟开辟并领导了一个时代。
编者：他在群体中是不是有一种孤独的东西，还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
王蒙：别人跟不上，但反过来造成晚年对群众利益的漠视，虽然他一辈子讲群众观点。到晚年时，包括党内的很多干部都有种跟不上的感觉，越喊紧跟越跟不上。他的思想在晚年仍然非常活跃，仍然不断有新东西冒出来，但有些又不完全符合实际。这个经验教训是非常重要的。
编者：对他领导民主革命的成功有比较一致的共识，但他在领导建设中的曲折和教训，对我们今天可能更有用。
王蒙：有些问题我无从了解，如他的个人性格，我没有资格胡说。现在追究这些已毫无意思，因为他已经是历史人物了。从考察历史这点上说，他没有从革命时期成功地完成向管理国家和组织经济生活的转变。但另一方面，他的坚强的意志、乐观的精神、奔放的思路和对国家前途的憧憬都是好的，是我们这一代甚至包括下一代人都要学习的。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英雄，他是了不起的。
１９９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