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大师特别是文学大师给人以肃然起敬的感觉，例如人们认为鲁迅是大师，提到这个名字就像提到自己的精神上的父亲，大师是楷模，大师是先行者，大师是英烈，大师是光辉的旗帜，大师是某种终极关怀与绝对理念的象征；大师是权威（业务的尤其是道德的人文精神的即人类美德的），大师不容损毁不容亵du不容不敬。大师是天一样崇高和海一样辽阔的崇敬与热爱对象，阐释和表达对大师的崇敬本身也是伟大崇高和不容苟且的事业。
大师一词相当于英语的ｍａｓｔｅｒ，但ｍａｓｔｅｒ远远没有中文大师一词这样神圣的意义。查一下牛津词典，在ｍａｓｔｅｒ词条下的解释包括：一、雇主。二、熟练技工、能手、独立经营者。三、男户主。四、商船船长。五、狗、马等的男主人。六、男教师。七、硕士。八、少爷。九、院长。十、艺术大师。十一、控制某种事物的人。十二、原版影片、磁带等。十三、指挥的、高超的、优秀的。十四、自己做主；自己说了算。（见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
这么多富有生活气息的，就是说比较自然比较平常的解释，像是给大师这个圣殿一下子打开了许多透气的窗户，这会不会使人感到轻松一点，呼吸自如一点，使人用到这个词时脸色好看一点，但是否会降低了大师的规格呢？请英语专家教我。
英语没有把握，维吾尔语我是熟练的。维语中称大师为ｕｓｔａｚ，其含义大致相同于汉语的师傅。任何能工巧匠都可以称为ｕｓｔａｚ，而任何活计干得好都可以称赞曰：“Ｂａｇｕｓｔａ！”就是说干得真熟练真在行。去掉一个ｚ为的是当副词用。“文革”时讲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云云，也是用的“伟大的ｕｓｔａｚ”。我到新疆开始扬场扬得不太好，后来扬得好了，就被称为ｕｓｔａｚ了。
故而，在新疆，人们也常常把类似大师的ｕｓｔａｚ一词译作匠人，如果把伟大的导师译成伟大的匠人，会不会更亲切一些呢？大师者匠人也，操维语和懂维语的作家，讨论起谁谁是不是文学大师即文学匠人来，大概没有操汉语者那样悲愤。
中国长期处于尊卑长幼分明的等级制社会，语词也带有分明的等级色彩，不仅大师一词如此，作家（在多数外语中不过是写者之意）、总统（在英语中也指大学校长或某些机构的头一把手）、伟大（在有的外语中也可指甚好或大量）等词亦是这样。这样反过来，语言的等级色彩又强化了现实的等级观念。
那么汉语的“大师”“作家”诸词是不是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人文精神的敬意呢，事物的意义都不是单一单向的，这也不妨一想。
二
一个很精彩的说法，说中国的骄傲是有了一个鲁迅，中国的悲哀是只有一个鲁迅。
具体的大师是永远不会有第二个的，不仅鲁迅如此，我们也可以问中国谁是第二个曹雪芹，谁是第二个李白；我们可以问英国人谁是第二个莎士比亚，谁是第二个狄更斯；我们可以问法国人谁是第二个巴尔扎克，谁是第二个普鲁斯特；问西班牙人谁是第二个塞万提斯。在现代印度，谁是泰戈尔第二，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我们崇拜大师，那么大师的首要条件是独创性不可重复性，大师都是第一而且都是唯一，没有第二，有第二的能复制的不是大师。大师的重复产生只能是灾难，文学尤其如此。
我也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哪个作家具有鲁迅式的严峻深邃凝重的道义权威，托尔斯泰当年也许在道德完成上比较出色，但也颇具争议。列宁、契诃夫都对托翁的道德自我完成说教不以为然，嘲讽有加。托翁似乎并无后来鲁迅式的权威。那些被某些人向往膜拜的诺贝尔奖金得主，更没有谁具有这种权威——所以不仅是中国，就是外国，也没有第二个鲁迅，不论是海明威还是加西亚，不论是帕斯捷尔纳克还是帕斯，都缺少鲁迅式的伟大人格影响，更不要说得了诺奖后又与纳粹合作的挪威作家哈姆逊了。他们是匠人，不是中文意义上的大师。
三
然而有一种理论令我懔然怵然，就是把鲁迅与中华民族分裂开来对立起来，以鲁夫子的洞明证实国人的卑劣与没有希望，以鲁迅证明中国现当代其余作家的不足取；声称鲁迅是“一个人与全中国战斗”等。我有时候爱较劲即抬死杠：“如果一个人与全中国战斗，那是为了谁战斗呢？为外国？为联合国但不包括中国？为人类但不包括华人？”当然也可以解释为爱之深责之切，鲁迅深深地了解国人的弱点，沉重地鞭挞的目的还是为了国人的自救，鲁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我直觉地认定鲁迅是非常中国的现象、非常中国的人物、非常中国的英雄，中外都无法重复。
四
大师的道义资格与技艺资格之间的关系问题，有时也颇让国人心焦。我们自古是重视道义资格的，讲人生，讲价值，最后都要归结到讲道义上，我们的政治常常是道德化的政治，故有王道霸道的辨析，故有贰臣忠臣的区别，这种概念至今被某些人乐道。我们的文化也常常是道德化的文化，叫做文以载道。修齐治平的理想的核心是通过个人的修身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先器识而后文艺，这是古往今来的不易律条。不论是从政从文，要取得参与的资格首先要取得道义资格。这方面从政的人好讲一点，有了权有了政绩有了群众拥戴什么事都好说。从文的人则要跟着风接受各种审查和议论，先跟着风犯错误，再跟着风受批评。不但领导要你说清楚，人民、尤其是同行更要求你在时过境迁之后说清楚。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提倡的是又红又专，一九六六年春为又红又专问题某权威大报就连发许多篇社论，一论再论达到吓人的许多论之多。现在则叫做德艺双馨，亦即选拔干部上的德才兼备，具体内容有不同，但思维模式差不多。
这当然是事出有因的，革命的威严与权威是压倒一切的，新生的革命政权，要求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忠诚可靠即红，如果你心怀叵测，技艺上再好也要批倒批臭至少是要封杀的。
外国人也有他们的类似又红又专、德艺双馨的价值系统，当然只需改动一字，即把红改成白或其他颜色即可。外国人不那么单一，至少是作多元状，鼓励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异议者再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新左翼直至共产党人眉目传情、心心相印，有时候也还是有戏看的。
有趣的是我国如今的某些新新论者，也掌握着一个又×（红以外的颜色）又专或德艺双馨的标尺，只是把标准颠倒一下，你认为进步的红的有德的我认为是软骨，你认为不红的疏离的乃至有那么点反动的我认为是宗师是风范。他们分析起具体的知识分子来，其严肃性与诛心性，其用语与方法的严厉很像是党的小组生活会上思想帮助、批评与自我批评。标准虽然倒了个个儿，思想方法思维模式语言与表达方式并无不同；风向虽然变了，跟风哄秧子的劲儿并无不同。
五
许多大师在他或她生前并不被广大公众接受为大师。立时被广泛接受的有时可能是大众情人性质的人物。文学嘛，当时你我都可以说这说那，但很多情况下需要时间的考验。急于肯定或急于否定大师，都是至少常常是一厢情愿。
一面评定着当年当月的最佳作家作品，就是说如此地注重着时效时文，一面争论着谁是谁不是证实着或证伪着大师，是不是急了一点？
大师不大师，它的效应是滞后的而不是立时的。对否？
至于以是否获得某项国际大奖作为是否大师的标准，这未免太通俗太方便太速食了，这无非是放弃自己的头脑功能罢了。
大师与否也是相对的吧。象棋大师，围棋大师乃至棋圣，汉剧大师，魔术大师，木偶大师，捏面人的大师……我们接受起来都不难，为什么提到文学大师就那么吓人？就那么自卑？大师是完美无缺的吗？理论上显然是不可能的。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巴尔扎克，比如杰克?伦敦，比如海明威，他们做人上的缺点是众所周知的；还有有过与纳粹合作记录的文学专业外的海德格尔与卡拉扬，他们恐怕都算得上大师。如果是我们的酷评（现已被戏称为醋评）者呢，会不会说契诃夫是软骨头，缺乏战斗性；说歌德是既得利益集团人物；说巴尔扎克缺乏献身的热情更缺乏行动以及什么什么的？当然，这样说也具参考性。
大师云云，也是可以讨论可以变更的，小苗可能成长为大师，大师也可能变得过气乃至发霉生锈。这方面是大师，换一个行当，他或她连学徒都不够格。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大师千百万言，必有狗屎。不能因为是大师便不承认其失误，也不能因其失误便不承认是大师。
六
大师产生与历史境遇、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常常不像人们想的那样简单。有些论者力主二十世纪中国无大师，其目的在于批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与中国环境。不错，现当代中国文人的境遇是有许多可圈可点可思可叹之处，历史经验特别是“左”害也值得好好记取。不错，作为从业人之一，我希望作家的创作自由愈大愈好，稿费愈高愈好，住房愈宽愈好，全国的与世界的读书者愈多愈识货愈好。然而，研究一下文学史，你得不出作家愈受到历史的优待愈有成就的结论。曹雪芹得到了多大的创作自由，多大的物质支持？与雪芹相比，我们今天的作家不是幸运多多了吗？然而我们没有写出《红楼梦》来，我们没有雪芹那个本事那个出息。设想一下，如果雪芹生活在今天，有高级职称，住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又当作协头面人物又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动不动得中外大奖，他写出来的书还是那个味儿吗？
与其说是自由与幸福、关怀与支持生产大师，倒不如说悲愤与忧患、冷落与挣扎造就着大师。那么是不是为了多几位大师就建议对作家进行迫害呢？不会蠢到这一步的。而且，作家们文人们的条件太差了，生存权隐私权发言权吗权也没有了，活命都成了问题，遑论人文成果。那样的状况是难以长期为继的，是混不下去的。要求合理的条件，要求起码的标准，这是天经地义的与无法否定的。问题是谁也不能说准大师与境遇间的关系，同时人为地拔苗助长或修建温室对于文学人才的成长绝非必要。
七
是体面和敬畏好，还是平常心好呢？是匍匐地、神谕地仰望大师、大奖等等好，还是民主地、人间性地平视好？是视大师伟大高不可攀好，还是视他们为亲切的朋友好？既然人人可以为尧舜，人皆是佛，为什么不可以人人可以为大师呢？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就是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大师吗？是向大师请教、向大师学习也与大师商榷讨论好还是一想到大师伟大就感到愧死并要求非大师们愧死好？是以大师的名义吓人震人好还是以大师的名义春风化雨好？是一脸的所向无敌好还是默默的微笑好？你怎样选择呢？噫！
２００１年１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