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是一个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成功者幸运者。她的嘹亮的歌声和她的名字一道，传遍了全中国，响彻了五大洲许多地方。人们想到革命的文艺事业就会想起她。我对她说，你唱的歌儿都是革命的呀，你大概没有唱过几首没有鲜明的革命语句的歌儿吧。她想了想，肯定了我的判断。她已经七十多岁了，前不久还在台上引吭高歌庆祝党的七十七周年生日。她近年来经常在国家的大型庆典文艺演出中担纲独唱节目。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艺术学院已在上海建立。她是歌唱家，又是老革命，是一个代表人物里的头面人物，又是头面人物里的代表人物。她的身上集中展示了革命的风光。周总理、陈老总、*都了解她、关心她、帮助她解决工作上学习上以及艺术思想上的问题。她最近发表的《与江总书记共度元宵佳节》一文讲述了她一九九八年元宵节坐在第一桌江泽民同志右手与总书记谈文论艺的经过。她也与毛主席坐在一起参加过联欢活动。有一次著名老旦李金泉正在表演时，毛主席问王昆唱老旦的可不可以唱花脸，王做了否定的回答，毛主席说“你这个人未免保守”。毛主席真是个富有想象力的人物。而王昆是一个一贯坐在主桌主宾位置的领衔艺术家，她是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史的见证者。
笔者有机会参加过一次王昆主持的东方华夏艺术中心制作的卡拉ＯＫ录像带发行仪式。这批带子，全都是老区的革命歌曲。那次活动来了那么多革命前辈，它让你觉得王昆的号召力可真大。王昆还担任过六十年代红极一时的东方歌舞团的艺委会主任，后来又担任了团长。真可以说是多少风光在王昆啊！
老天和时代不知为什么那样钟情于她，给了这个出生于河北唐县的农村小姑娘以亭亭玉立的身材，以“朴实纯真、一片天籁”（夏衍语）的嗓子，以从少年时代就担任妇联干部的机会，使她在十四岁就参加了大名鼎鼎的“西战团”（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王昆生逢其时，她的时代是革命与文艺联系得最光彩夺目的时代，她的嗓子用在了人民的抗日救国和革命事业当中，而不是仅仅用在茶楼酒吧餐厅堂会上。她的歌儿是艺术却又不仅仅是艺术，那是革命的尖兵，革命的号角，革命的鼓点。她的歌儿具有一种时代所赋予的神圣和庄严，具有一种象征性。王昆等的歌儿使革命更激情更人性更富有一种感召力、说服力与煽动性。而革命赋予了王昆他们的歌曲以百倍的尊严、热情和万千气象。我常常想只要比较一下蒋管区和解放区各自唱的歌曲，谁胜谁败谁高谁低就一目了然了。解放前我上中学的时候就读过《白毛女》的剧本，及至解放后看了王昆配唱的《白毛女》电影，我只觉得王昆的歌儿是人民革命的宣言，是新中国将在血泊中巍然建立的告示，是翻身、解放、开天辟地的黄钟大吕。解放前听惯了软绵绵的靡靡之音的流行音乐和至少在当时不无偏激地觉得是陈词滥调的戏曲唱段的我，听到了王昆的充沛、本真、嘹亮、质朴而又阔大的歌声，是何等的激动！王昆的歌曲为年轻的追求革命的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中国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粗黑的手来掌大印”（《农友歌》歌词），一切浮华、奢靡、下贱、虚伪、扭捏与封建八股、洋八股、党八股被荡涤得一干二净，人间只剩下了真情、忠诚、光明和改天换地的伟力。
但是一个人太幸福太成功了就难免会使旁人产生一种不能免俗的疑惑，我这里还没有说敌意。羡慕的深处常常隐藏着某种不忿儿，哪怕他们俩的事情互不搭界，就是说他没有任何道理不忿儿——这也算是做名人难的一解吧。这样，一九八六年我到文化部工作的时候就听到了一些同志对王昆所领导的东方歌舞团的办团方向的闲言碎语，不同的角度都对之颇执非议。我也直觉地对这位大红大紫的革命歌唱家团长有一种半信半疑的保留。记得我第一次以文化部的公务身份看“东方”演出，就拿出一种不冷不热的劲头，我对某些节目的水平不觉得太满意。
又过了几个月，我去“东方”听听看看，唬人一点名之曰“视察”。王昆谈了她对团里的工作的看法。她认为初建团时说的是以表演中国民族的与亚、非、拉的歌舞为主，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愈来愈多的亚、非、拉艺术表演团体到中国来，人们可以看到原装原味的演出，党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战略的设想与提法也与六十年代有了很大不同，“东方”的原方针不可能一成不变。不论怎么变，有一条是不能够变的，那就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使自己的艺术实践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如果丢了这一条，也就丧失了共同语言，我们没有办法交流，而只能“白白”了。
我不想在这篇短文里讨论“东方”的办团问题，我只是回忆，当时王昆给我的印象是她的清醒的思考，她的选择至少也是言之成理。听到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延安戏用当时年轻人爱用的洋泾浜英语“白白”，也使我觉得有趣。起码，她不是九斤老太，她脑子里奔流着的是四通八达的活水，她活得相当接近年轻人。
后来，我当面问她，你怎么可能接受例如偏于通俗的唱法呢？须知更多的老革命文艺家，提起歌星气就不打一处来。有的激烈者与痛感自己失落者，甚至不惜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艺说成比国统区、沦陷区还坏。
王昆告诉我，第一，她不是没有原则的，对当时东方歌舞团演唱的各类歌曲比例，她强调的仍然是突出民族特色，她否定的仍然是颓废的发泄。第二，她在出国访问期间，亲眼看到了某些通俗歌手受群众欢迎的情况，看到了他们在演出的时候怎样地注意和善于与群众交流。有时候他们甚至将唱和说混同起来，为的是得到观众的及时呼应。她说，听众的反应对于一个歌者来说永远不是无足轻重的，为人民服务，受群众欢迎，永远是她最关心的事情。第三，她并不认为今天的歌唱家必须踩着她的脚印走。她为年轻歌手的成长尽了心力，她亲自主持他们的演出，把他们推荐给观众，她是因材施教的，她相信各有各的路子。她没有那种看到新人、新艺术处理就噘嘴歪鼻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