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谓治经之士宜有家法；……心性之说，贾、马、服、郑所不详，今谓贾、马、服、郑之学者亦不得详。……今学者束发受书，言理，言道，言心，言性；所谓理道心性之云，则皆六经孔孟之辞；而其所以为理道心性之说者，往往杂乎老释之旨。
使其说之果是，则将从而发明之矣。如其说之果非，则治经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彼贾、马、服、郑当时盖无是弊。如使贾、马、服、郑生于是时，则亦不可以默而已也。
又驳第三层道：
至于“闻道”之名不可轻以许人，犹圣贤之不可学而至。……夫圣贤不可至，……虽然，安可以自弃乎哉？……夫戴氏论性道，莫备于其论孟子之书；而其所以名其书者，曰《孟子字义疏证》。
然则非言性命之旨也，训故而已矣，度数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学，其有功于六经孔孟之言甚大。使后之学者无驰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间，必自戴氏始也。（全书引见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六《洪榜传》，又转载于《耆献类征》卷一四七，页十七~十九。）洪榜这封长书，给戴氏辩护很有力；他确是能了解戴学的一个人。只可惜他活到三十五岁（1779）就死了，竟不能发挥光大戴氏的哲学。洪榜书中末段说戴氏自名其书为《孟子字义疏证》，可见那不是“言性命”，还只是谈“训故，度数”。这确是戴震的一片苦心。戴氏作此书，初名为《绪言》，大有老实不客气要建立一种新哲学之意。
至乾隆丙辰（1776），此书仍名《绪言》。是年之冬至次年（1777）之春，他修改此书，改名《孟子字义疏证》。那年他就死了（此段故事，段玉裁《答程易田丈书》考证最详，我全依据此书）。
大概他知道程朱的权威不可轻犯，不得已而如此做。这是他“戴着红顶子讲革命”的苦心，不料当日拥护程朱的人的反对仍旧是免不了的。他的同乡朋友程晋芳（1718～1784）作《正学论》，其中有一篇前半痛骂颜元与李塨，后半专骂戴震。他说：
近代一二儒家（指戴氏），又以为程朱之学，禅学也。人之为人，情而已矣。圣人之教人也，顺乎情而已。宋儒尊性而卑情，即二氏之术；其理愈高，其论愈严，而其不近人情愈甚；虽日攻二氏，而实则身陷其中而不觉。嗟乎，为斯说者，徒以便己之私，而不知其大祸仁义又在释老上矣！夫所谓“情”者，何也？使喜怒哀乐发皆中节，则依然情之本乎性者也。
如吾情有不得已者，顺之，勿抑之，则嗜欲横决非始于情之不得已乎？匡、张、孔、马迫于时势而诡随，马融、蔡邕迫于威力而丧节，亦可以不得已谅之乎？（《勉行堂文集》，《正学论》三）这正是戴震要排斥的谬论。戴震明明承认人有情，有欲，有知；他何尝说“人之为人，情而已矣”？程氏又主张，虽有“不得已”的情，也应当抑制下去。这正是戴氏说的“虽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这正是近世社会所以这样冷酷残忍的原因。
戴氏对这种不近人情的道学，提出大声的抗议，这正是他的特色。程晋芳却在这里给那不近人情的道学作辩护，直认“迫于不得已的丧节”究竟是不应该宽恕原谅的！这是不打自招的供状；这那里算得驳论？（程晋芳曾说，诋毁宋儒就是获罪于天；怪不得他不懂得戴震。）戴震曾说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他晚年又说：“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年谱》，页四二）。这话也有道理。凡治古书，固须考核；但考核的人必须先具有渊博的见解，作为参考比较的材料，然后可以了解古书的义理。参考的材料越多，发现的义理也越多。譬如甲乙丙同入山林，甲为地质学者，乙为植物学者；那么，甲自然会发现许多地质学的材料，而乙自然会发现许多植物学的材料。丙为无学问的游人，在这山林里只好东张西望，毫无所得。故说义理是考核与文章之源，实在是戴震治古学有经验的话。王安石说得最好：
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临川全集？答曾子固书》）“无所不读”、“无所不问”即是收集参考资料的法子。义理多了，再加上考核之功，然后可以有满意的成绩。戴氏自民间来，幼时走过好几省，知道人情世故；他又肯多读书；他的参考资料最多，所以他做考核的学问，成绩也最大。所以他说“义理者，考核文章之源也”。
他的大弟子段玉裁（1735～1815）便不很懂得这个道理了。段玉裁重刻《戴东原集》，作序云：
玉裁窃以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自古圣人制作之大，皆精审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实，综其始终，举其纲以俟其目，与以利而防其弊，故能奠安万世。……先生之治经，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是非善恶，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间，惑矣。……戴震明说义理为考核文章之源，段玉裁既亲闻这话，却又以为考核是义理，文章之源，这可见得一解人真非容易的事。戴氏所以能超出当日无数“襞绩补苴”的考核家而自成一个哲学家，正因为他承受了清初大师掊击理学的风气；正因为他不甘学万斯同的“予惟穷经而已”的规避态度，而情愿学颜元“程朱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攻击态度。
段玉裁虽然终身佩服戴氏，但他是究竟崇拜程朱的人；他七十五岁（1809）作《朱子小学恭跋》（《经韵楼集》卷八，十三～十五页），自恨“所读之书又喜言训故，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又说朱子此书“集旧闻，觉来裔，……二千年贤圣之可法者，胥于是乎在”。怪不得他不能了解戴震的哲学了。
戴震同时有一位章学诚（1738～1801），是一个很有见解的人，他颇能了解戴氏的思想。他说：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朱陆篇书后》）章学诚最佩服他的老师朱筠；但这段话却正是为朱筠等人而发的。章氏也是崇拜朱子的，故他虽能赏识戴氏《原善》《论性》诸篇，却不赞成他攻击朱子。他说戴学本出于朱学，不当“饮水而忘源”。他作《朱陆篇》说明这一个意思：
……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其与朱氏为难，学百倍于陆王之末流，思想更深于朱门之从学；充其所极，朱子不免先贤之畏后生矣。
这一段赞扬戴震最平允。他说朱学的传授，也很有理：
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黄干）、九峰（蔡沈），再传而为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潜溪（宋濂）、义乌（王祎），五传而为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已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即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气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忘其所自矣。
章氏说戴学出于朱学，这话很可成立。但出于朱学的人难道就永远不可以攻击朱学了吗？这又可见章学诚被卫道的成见迷了心知之明了。他又说：
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这也是似是而实非的论调。新历之密可以替代旧历之疏，我们自然应该采用新历。但是，假使羲和的权威足以阻止新历的采用与施行，那就非先打倒羲和，新历永无采用的希望了。颜李之攻程朱，戴学之攻朱学，只因为程朱的权威太大，旧信仰不倒，新信仰不能成立。我们但当论攻的是与不是，不当说凡出于朱的必不应攻朱。
同时，还有一位学者翁方纲（1733～1818），他对于戴震的考订之学表示热烈的崇拜，但对于他的哲学却仍是盲目的反对。
翁方纲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书法大家；但他无形中受了时代潮流的影响，对于金石文字很做了一点考订的功夫，成绩也不算坏。他作了九篇考订论，颇能承认顾栋高、惠栋、江永、戴震、金榜、段玉裁诸人的成绩。有一次，戴震与钱载（字萚石，是当时的一个诗人）争论，钱载排斥考订之学，骂戴震破碎大道，——这件事也可见当时对考据训诂之学的反动，——翁方纲作书与程晋芳，为钱戴两人调解。书中说：
箨石谓东原破碎大道；箨石盖不知考订之学，此不能折服东原也。诂训名物，岂可目为破碎？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也。
宋儒恃其义理明白，遂轻忽《尔雅》、《说文》，不几渐流于空谈耶？……今日钱戴二君之争辩，虽词皆过激，究必以东原说为正也。……（《复初斋文集》七，二○）这话几乎是偏向戴学的人说的了。然而他虽然说“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他却只许戴震讲考订，而不许他讲义理。这种不自觉的矛盾最可以考见当时的学者承认考订之学本非出于诚意，只是盲从一时的风尚。
当他们替考订学辩护时，他们也曾说考订是为求义理的。及至戴震大胆进一步高谈义理，他们便吓坏了。翁方纲有《理说》一篇，题为《驳戴震作》，开端就说：
近日休宁戴震一生毕力于名物象数之学，博且勤矣，实亦考订之一端耳。乃其人不甘以考订为事，而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这就是戴震的罪状了！考订只可以考订为目的，而不可谈义理：这是当时一般学者的公共心理。只有戴震敢打破这个迷信，只有章学诚能赏识他这种举动。朱筠、翁方纲等都只是受了成见的束缚，不能了解考订之学的重大使命。
翁方纲驳戴震说“理”字，也很浅薄。他说戴震：
言理力诋宋儒，以谓理者密察条析之谓，非性道统挈之谓。反目朱子“性即理也”之训，谓入于释老真宰真空之说。……其反覆驳诘牵绕诸语，不必与剖说也。惟其中最显者，引经二处，请略申之。
一引《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试问《系辞传》此二语非即性道统挈之理字乎？……再则又引《乐记》，“天理灭矣”。此句“天理”对下“人欲”，则天理即上所云“天之性也”，正是“性即理也”之义。而戴震转援此二文，以谓皆密察条析之理，非性即理之理，……可谓妄矣。
夫理者，彻上彻下之谓；性道统挈之理，即密察条析之理，无二义也。……假如专以在事在物之条析名曰理，而性道统挈处无此理之名，则《易？系辞传》、《乐记》二文先不可通矣。吾故曰，戴震文理未通也。……（《复初斋文集》七，十九）戴震引《系辞传》在《孟子字义疏证》第一条，引《乐记》在第二条，读者可以参看。他释“天下之理”为“天下事情，条分缕晰”；他释“天理”为“天然之分理”，引《庄子》“依乎天理”为证。这种解说，本可以成立。翁氏习惯了“浑然一体而散为万事”的理字解，故绝对不能承认戴震的新解说。
这班人的根本毛病，在于不能承认考订学的结果有修正宋儒传统的理学的任务。若考订之学不能修正义理的旧说，那又何必要考订呢？翁方纲的九篇《考订论》，篇篇皆归到“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一句话（《复初斋文集》七，六～十八）。他说：
学者束发受书，则诵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迨其后用时文取科第，又厌薄故常，思骋其智力，于是以考订为易于见长。其初亦第知扩充闻见，非有意与幼时所肄相左也。
既乃渐骛渐远而不知所归，其与游子日事漂荡而不顾父母妻子者何异？考订本极正之通途，而无如由之者之自败也。则不衷于义理之弊而已矣。
这样看来，“义理”原来只是《章句集注》里的义理；不合这种义理，便等于游子不顾父母妻子。怪不得翁方纲一流人决不会了解戴震的哲学了。
同时，还有一位姚鼐（1732～1815），是一个古文家；曾从戴震受学，称他为“夫子”，戴震不受，说：“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后来姚鼐竟变成一个排击考据学的人，他主张：
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据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凡执其所能为而呲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复秦小岘书》）大抵近世论学，喜抑宋而扬汉。吾大不以为然。正由自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耳。吾亦非谓宋贤言之尽是；但择善而从，当自有道耳。
（《惜抱尺牍》，小万柳堂本）这些话还算平易。但姚鼐实在是一个崇信宋儒的人，故不满意于戴学。他说：
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因之，著为功令。当明佚君乱正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亡，其宋儒论学之效哉！（《赠钱献之序》）反对宋学的人，如费密、颜元等，都说明朝亡于理学；然而姚鼐替理学辩护，却说宋学之效能“使明久而后亡”。这都是主观的论断，两面都像可以成立，便是两面都不能成立。姚鼐晚年最喜欢提倡宋儒的理学，如他说：
士最陋者，所谓时文而已，固不足道也。其略能读书者，又相率不读宋儒之书；故考索虽或广博，而心胸尝（常？）不免猥鄙，行事尝（常？）不免乖谬。愿阁下训士，虽博学强识固所贵焉，而要必以程朱之学为归宿之地。（《尺牍》五，七）他在1808年还有“内观此心，终无了当处，真是枉活八十年也”之叹（《尺牒》六，二八）。所以他晚年又常学佛，并且吃斋，自称“其间颇有见处”（《尺牍》五，二〇）。这样的人怪不得要攻击戴学了。他常有不满意于戴震的话，如说：
戴东原言考证岂不佳，而欲言义理以夺洛闽之席，可谓愚妄不自量之甚矣！（《尺牍》六）他本去考量戴氏讲的“义理”究竟是怎样的，却先武断戴氏不配讲义理，这岂不是“愚妄”吗？他又说：
宋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审求文辞往复之情，亦更为曲当。……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以践行其所言，而为后世之所向慕。……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以专宗汉学为至，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复蒋松如书》）
为什么不可跨越宋儒呢？姚鼐的答案真妙：
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程朱言或有失，……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再复简斋书》）程晋芳说诋毁宋儒的要得罪于天；姚鼐说诋毁程朱的要“为天之所恶，身灭嗣绝”。可怕呵！程朱的权威真可怕啊！然而这种卫道的喊声却也可以使我们悬想当时程朱的权威大概真有点动摇了。反对的声浪便是注意的表示。颜李攻击程朱，程朱的门下可以不睬他们。
如今他们不能不睬戴震的攻击了。程晋芳、章学诚、姚鼐出来卫道，便可见正宗的理学有动摇的危险，有不能不抵御的情势了。章学诚的说话更可以表示戴学的声势的浩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