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国家工商总局对部分卫星电视进行了监测，结果发现，发布广告违法率较高的四家卫星电视台分别是：湖北卫视（7月28日当日发布违法广告206条，违法率为65．40％），黑龙江卫视（7月28日当日发布违法广告202条，违法率为27．56％），贵州卫视（7月28日当日发布违法广告198条，违法率为52．80％），甘肃卫视（7月28日当日发布违法广告113条，违法率为67．66％）。
从检查结果看，药品、医疗器械、医疗服务广告违法现象比较严重和普遍。7月28日，被监测对象发布药品广告高达4612条，其中违法或涉嫌违法广告1603条，违法率为34．76％，占违法广告总量的一半以上；医疗器械广告共发布476条，其中违法广告257条，违法率为53．99％，占违法广告总量的9．4％；医疗服务广告共发布263条，其中违法广告206条，违法率为78．33％，占违法广告总量的7．53％。
上海工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志毅对虚假广告有独到的认识：虚假广是伪劣产品的前奏，危害不次于伪劣产品。有句俗语是“假话讲一千遍就是真理”，正是这些虚假广告扰乱了人们的判断力，扰乱了市场秩序，使消费者真假难辨，所以应该完善法制。
中西集团的董事长周晋峰委员在谈到虚假广告时说，虚假广告满天飞，从表面上看，是有少数人无视公共道德，以蒙骗的方式渔利，因而广告领域的管理有待加强。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我们的经济环境中企业存在着严重的信用缺失问题。
何时结束信口雌黄？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诚信”两字对经商者来讲，应该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原则了。这也不是什么新话题，中国商界自古以来就有“以诚立业、以信取人”的传统。现在，工商管理部门对不诚信企业亮出红牌，吊销他们的营业执照，之所以成为公众注目的一条新闻，就在于现在市场上这种视诚信为儿戏的企业为数不少，他们的行为不仅违背了经商者最起码的游戏规则，而且还扰乱了市场秩序，再不动真格的不行了。从首批被公示的10家不诚信企业来看，他们基本上都是以一个“骗”字来进行经济活动的，有的甚至在办理公司登记时就采用了欺诈手段，可以说是“出娘胎”就是一个骗局。对这种企业谈“诚信”，无异于对牛弹琴。把他们赶出市场，才是惟一正确的办法。这也是对其他有种种不法经营行为企业的一个警告：如再不诚信经营，也可能会被列入“黑名单”，被驱赶出局。
除了工商管理部门采用“黑名单”来规范企业的信用，其他部门还用发布“揭谎月”来戳穿虚假广告，以约束企业的失信行为。
2001年5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揭谎月”活动的公告。公告指出，凡2001年1月1日起至8月31日被经营者的“广告谎言”欺骗和误导的消费者，可于8月活动期间向中消协和各地消协举报。此次“揭谎”重点是与本年“绿色消费”主题有关的食品、饮料、保健品、化妆品、建筑装修材料五方面的虚假广告宣传，情况严重者将受到有关行政部门的查处。
被列入此次“揭谎”范围的是：经营者于2001年1～8月中在报纸、电视、杂志、广播等媒体上发布的广告以及使用其他方式（利用产品说明书、实物样品、现场演示等）所做的商业宣传，因含有虚假不实的内容，给消费者造成误导以及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例。
为打击不法经营者借倡导绿色消费之机误导消费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深圳市消委会2001年7月至8月展开“揭谎月”活动。活动的重点是揭露与“绿色消费”有关的食品、饮料、保健品、化妆品、建筑装修材料等方面的虚假宣传和违法广告，并及时将情况严重的转交有关行政部门处理，促进消费市场商业宣传行为规范。
此次“揭谎月”的范围是：凡在2001年1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经营者在报纸、电视、杂志、广播等媒体上发布的广告，以及使用其他形式（利用产品说明书、实物样品、现场演示等）所做的商业宣传，因含有虚假不实的内容，给消费者造成误导及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产生的不良后果的事例。这次活动力图营造“对虚假广告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以期进一步净化我们的消费环境，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对不法经营行为进行严格的监控，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净化市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这一点，对于加入WTO后的中国，尤为重要。在经济竞争的大舞台上，没有“诚信”的企业是无法生存的，更不要说竞争力了。只有以“诚信”胜人，企业才会有光明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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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是商人的第二生命--访西安海星集团总裁荣海。
经济学家们一直为大陆企业的信用危机而呼喊，厉以宁教授在“中国信用经济论坛”上痛斥信用崩溃为一场没有赢家的赌博，全国政协委员周晋峰也在北京发起“诚信活动”，呼吁重建信用道德规范与建设信用法律体系。在加入WTO之后，诸多企业信用记录的缺失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怎样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链条，名列《福布斯》2001年中国内地100家首富之一（排第12位，净资产25亿人民币）的西安海星集团总裁荣海先生有他独到的见解。
记者：信用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无形资本，已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而在现实生活中，不讲信用的做法和行为屡见不鲜。合同签了可以不算数；借钱、贷款可以不还；服务承诺如一纸空文；产品不顾质量，假冒伪劣充斥市场……这些司空见惯的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您对此有何评价？
荣海：信用已逐渐地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发展，靠的就是信用。社会信用环境是吸引外来资本的关键因素。在与台湾的一次工商恳谈会上的遭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台湾的一个商会会长告诉我，台湾商人在大陆搞投资的10个人中有9个人都会撤回投资，为什么呢？不是中国大陆没有市场，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应收账款收不回来，商业信用和商业道德太差。
信用是商人的第二生命，一旦失去信用，等于事业的成长受到局限。台商撤资就足以证明社会信用问题所导致的恶果。当前，信用缺失不是单方面，而是全方位的，是信用制度缺失、信用市场缺失、信用道德缺失三位一体的缺失，要进一步吸引外来资本，就必须正视这个“缺失”，从而下大力气整顿市场经济的秩序。
记者：一些地方为吸引外资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从效果上看却并不是十分理想，这是否也是由于信用缺失？
荣海：这里依然是一个信用问题。是信用被认可的程度问题，说白了就是人家对你这个地方承诺和出台的文件能否兑现依然持怀疑态度。外资的注入和转移在整体上是要看当地政府的信用和本地企业的信用。
政府的信用就是要说话算数，出台的文件一定要兑现。政府的行为代表着本地的整体形象，政府的各职能部门负责实施政府出台的政策和承诺；政府职能部门如果失信就会毁坏政府的形象，妨碍外资的引入，从而使当地失掉发展的机遇。
诚信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一个有信用的社会环境才可以吸引众多的投资者参与其中，而且是充满信心地长期投资。政府的政策要公平、公正、透明，这是政府信用的基石；其次，政府职能部门一定要将政府首长的承诺落到实处，一定要对政府出台的文件负责，不折不扣地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政府良好的信用形象。
企业的作用就是要重商业信誉、重契约、守合同。国内企业合作要讲信用，国际间的合作更看重信用，没有信用无法合作，已经合作的若缺少信用最终也必然分手。在国际商务中，海星与COMPAQ、INIEL、IBM、HP等进行了成功的合作，被世界权威机构“DATAQUEST”称为“中国最好的计算机销售平台”，使海星在短短几年实现了由区域性企业向全国性企业的飞跃。其实这正是海星企业信用的成功。
记者：这说明信用是无价的，大清朝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胡庆余堂”的堂训上就以“戒欺”、“真不二价”来打造信用价值，可见，信用是商人的安身立命之本。那么，当今的信用价值体系又是如何打造与表现的呢？
荣海：信用不仅仅表现在企业与企业的合作中，也表现在企业自身的管理中。管理是指一定制度下、一定规则下的管理，管理的基础就是信用，没有信用的制度及规则就是一张废纸。
企业要树立信用，首先要求企业家自己要讲信用。在中国尚不成熟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家信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信用。企业家的信用一是要对股东负责；二是处理好企业与政府的税收关系；三是为客户提供好的服务与产品；四是兑现对员工的承诺。在海星，我保证兑现自己对员工所有关于经济报酬的承诺；作为企业，我们保证兑现所有商业的契约和信誉。巨人集团的史玉柱在受挫后还想着还债并能付诸行动，是一种有信用的表现，受到社会的认可，我相信他这个表现一定能给他赢得新的发展空间。有些时候，我们损失了金钱，却换得信用，而这种信用，在日后又挨回更多的金钱，这个道理，很多人、很多企业在走了很远的路以后才知道。
其次，职业经理人要讲信用，企业要用有信用的职业经理人。这是一个令无数个企业家头痛的问题。有的经理人的确有能力，但就是不讲信用，要么在做大企业后携款而逃，要么在企业困难的时候携企业的技术秘密跳槽。携款而逃的得不到制裁，从而发生第二次携款而逃，最后发了大财；携企业技术秘密跳槽的，在其他同行企业又得到新的重用。而职业经理人往往肩负着企业的重大责任，掌握着企业的重大机密，这一阶层的“无信”将会为企业生存发展带来重创，这种市场氛围非常可怕，发展下去的话诚信的人将会越来越少，无信的人将会越来越多，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信用危机。
记者：中国加入WTO，其结果会借助外力达到目前依靠自身改革不能达到的效果和解决不了的问题，会强迫你、促使你来建立一整套的信用体系，这不能不说是WTO的核心价值体现。
荣海：不错，要完善信用体系，首先必须建立起各个方面、多种层次的法律制度，以保障社会的信用秩序。信用不仅是处事为人的道德问题，也是涉及各方利益的经济问题，故而对于一些有意“失信”而谋取财富的行为应该给予法律的制裁。在一个信用危机的市场环境中，做一个有信用的企业、一个有信用的人成本非常高，也非常痛苦，严重时可能无法生存，所以必须通过法制来规范信用行为，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完整的良性的信用链条。
可以按照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建立一整套信用评级确定信用类别的理论和方法。不一定完全与国际上权威评级机构一样，但要一致，而且有对照，可换算。中国即将加入WTO，这将给中国带来冲击，中国企业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但WTO将为中国带来公正、公平、透明的市场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市场是有规则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呼唤WTO。
建立失信惩罚机制，从制度上拒绝“无信”。拒绝“无信”就是使得不讲信用者或信用不佳者难以立足、难以生存，比如让信用欠佳者不得担任企业的厂长经理；违信经营者吊销其营业执照，在一定年限之内不得从事经营活动等。美国对职业经理人都建有档案，有劣迹者将不会被其他企业录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借鉴，可建立起“警示记录”之类的档案库，让用人单位上网查询，以使一些经理人的不良行为有相当高的透明度。北京、上海、深圳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
信用环境的建立还应从每个公民抓起，强化每个人的信用意识。我们中国人以聪明智慧、勤劳刻苦、不屈不挠受到世人称道，但在商业交往中人们更注重的是信用。如果我们能将中国人的所有优点都变成并体现在商业交往中的诚实守信，那么，天下的资本、商业机会就会看好中国，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就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
三、明目张胆的强盗行为--金融信用危机。
企业的金融信用危机是防碍企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最大绊脚石。北京市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先锋人物纪世瀛说，现在之所以大量资金不能与产业迅速有效结合，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金融信用，使金融企业放贷投资如临大敌、寸步难行，使担保者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对企业没有信用纪录，对银行没有信用考评、没有信用纪录，对担保没有信用评估系统，对政府没有失信惩罚规范，使得银企合作大都停留在空谈和良好愿望上。
我国在实行计划经济之时，企业之间的资金往来与商品交易，信用不是什么问题，手持一张介绍信，就是一张万能的通行证，因为背后的支撑者是政府。
转向市场经济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企业融资方式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无偿拨款改为由银行有偿贷款，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拨改贷”。这种改革方式应该说在理顺银企关系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它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拨改贷”仅仅只是将政府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责任推给了银行，把政府的负担卸到了银行的肩上。银行关系从此陷入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债务纠纷之中。银行贷款给企业，一笔又一笔形成呆账，如果把所有银行收回无望的贷款加在一起，全国何止几千亿！
逃废债：胜利大逃亡！
“欠钱的是老子，讨债的是孙子，这算什么信用”？这是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经济学家赵海宽教授在2001年12月21日的“上海企业发展论坛”发表演讲时的一声怒问。而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厉无畏日前在这个论坛演讲时。也对当前的企业金融信用危机表达了同样的忧虑。
借债还钱的道理天经地义，但“贷款不如不还”这样的观念一时间却是深入人心。据报载，河北某县205家改制企业中，竟有167家以各种名目和手段逃废银行债务，涉及贷款本息三亿两千多万元。而人行广州分行公开曝光的粤、桂、琼三省首批认定的逃废债企业则达105家，涉及贷款本息近六十亿元！当然，这些还仅仅是冰山一角。
当前的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严重恶化，正在毒化经济社会关系。赵海宽教授说，当前的社会信用已到了十分恶化的地步。企业间，尤其是国有企业间相互拖欠货款、企业拖欠银行到期贷款不还的情况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