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星星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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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我的名字叫小米(2)

我妈妈当时很崩溃,想不明白事情怎么会这样?她付出最多心血、照顾得最周到的学生,怎么会翻脸就不认人?

我爸爸提醒她:“道理很简单,你当初不该揭开他的被子。你以为你做了好事,实际上你当众宣判了他的精神死刑。”

“可他不过是个孩子,我这么做是因为心疼他。想想看,滴水成冻的天气,被窝里捂着冰凉冰凉的尿水,天哪,那是什么滋味?”

“很多时候,精神的痛苦远胜于肉体。”

“太荒唐了!”我妈妈闭上眼睛说,“这太荒唐了。我以后应该怎么对待这些学生?这么多年,我教育出了一群逢人就咬的白眼狼?”

她不因为被批斗而绝望,却因为学生拒绝了她的母爱般的关心,痛苦到无以复加。

学校停课,我妈妈不可以休假在家,每天早晨七点半她必须到校,学习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替学生抄写大字报(哪怕大字报的内容是针对她自己的),打扫教室卫生,铲除房前屋后的杂草,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批斗会,有一次还被逼着当众打自己的嘴巴,因为她曾经在课堂上“不恰当”地宣扬了“封资修”的思想。

直到她怀了孕,她的肚子像小山一样鼓出来,走路蹒跚,被学生摁着脑袋跪下去之后,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再站起来。

她被暂时地特赦了。

我像圈圈这么大的时候,每逢有人问我,你爸爸是干什么的?我总是回答:写书的。

我一直被外婆教导:爸爸在写书,你要乖乖的。于是,我蹑手蹑脚地走路,小口小口地吃饭,过起了兔子一样无声无息的生活。我们家里有一架“红灯”牌收音机,是爸爸有一年去上海看《智取威虎山》的京剧,顺便托了他同学的关系买回来的。因为这架收音机,我成了全院子小朋友的羡慕对象,他们千方百计地讨好和奉承我,希望能够被我邀请回家听收音机里下午五点钟的“讲故事”节目。可我总是铁面无私地将他们阻拦在门外。我说,我爸爸要写书。

爸爸要写书,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和激动的理由。一本书里有那么多的字,我无法想像它们是如何被一支蘸水钢笔一个一个写出来的。我刚念完一年级,我看过的书只有一本薄薄的《小英雄雨来》,还有几本连环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地道战》。在我心目中,会写书的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们的脑子里有一个装了很多故事和很多生字的仓库,还有一个装置巧妙的闸门,闸门一拉开,字就会骨碌骨碌地滚出来,就像水流哗哗地冲出来一样。

我爸爸把书写在一种每页三百字的方格稿纸上。纸很薄,微黄,格子的线条是红色。有时候他也会换成一种蓝色的。他在稿纸下方的括弧中填上数字:156,157……他告诉我说,这是页码,用页码乘上300,就知道这本书已经写了多少字,印成一本书大概会有多么厚。他想写满一千五百页。至少也要有一千页。这样的话,将要出版的书就会非常有份量,沉甸甸的,用劲扔出去,能够砸死一条狗。

我的脑子里马上出现了一条花狗被一本厚书砸中,轰然倒地,奄奄喘息的模样。我兴奋得双眼放光,血脉贲放。

“当然,我不可能用我写的书去砸一条狗,这是法西斯行为。书是高贵的东西,它只应该被我们摊开在膝盖上,抱在怀里,或者安置在书架中。人类如果没有食物,身体会饿死;如果没有书,精神会饿死。”

我不知道爸爸嘴里的“精神”是什么东西,“精神”饿死了又是什么样子。正因为不知道,“写书”这种行为在我的心目中越发神秘,就像大雨过后天空里的一道彩虹,五光十色,引诱我们去钻过圆门,走进天堂。

去年夏天,爸爸的书写到“925”页时,被他自己抱到院子里,当着众多邻居的面,一把火烧掉了。他解释说,如果他自己不烧,红卫兵会帮他烧。在他工作的县文化馆,一屋子的书都被红卫兵们拖到广场上烧了。他问我们在家里有没有看到黑烟?有没有闻到书页燃烧的气味?他说,他当时呆坐在办公室,从窗户望出去,天空都是黑的,天要掉下来了。

顺便说一句,我爸爸的工作是在文化馆剧目室写戏,写唱词儿,写快板书和三句半,提供给工厂和农村的业余剧团,活跃群众文化生活。

主动焚书没有让我爸爸逃过劫难,之后的不久,他们文化馆的全体人员被红卫兵用一根粗绳子拴到了一块儿,像拴着一群蔫头耷脑的蚂蚱一样,自己高呼打倒自己的口号,游街。还有一回,游街游到一半,红卫兵从街边文具店里搬出一桶墨汁,拽着他们的手摁进去,再喝令他们将墨汁淋漓的“黑手”高高举起,从城南走到城北。我爸爸回家后,一共换过了五盆水,手指甲缝里的墨汁还是无法洗净。

“这下好了,你罚跪,我游街,我们彼此彼此。”我爸对我妈说。

我妈认真想了一会儿:“不,还是不同。”

“嗯?”

“对象不同。”

“说说?”

“我面对的只是我们班上的学生,你的观众是全县人民。”我妈有点得意。

“那多好啊,我不用写书就已经出了名。现在,基本上可以总结出一条经验:成名成家的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游街。”

外婆在厨房里择菜,一边竖着耳朵听我爸爸妈妈的对话。她本来还担心她的女儿女婿想不开,一个不留神做出什么蠢事,现在她放心了。她提醒我说:“听见没有?斗嘴呢。去吧,给你爸爸拿条毛巾擦手。”

我从洗脸盆的架子上扯了一条毛巾送到房间里。我看见我爸爸像一只鸟儿一样,湿淋淋的双手扎撒在身后,腰弯向前方,脑袋伸出去,耳朵贴着我妈妈小山一样的肚子,眉毛扬着,眼睛眯缝着,全神贯注地听着什么东西。

“爸爸!”我叫住他,“那孩子还不会说话。”

爸爸对我招手:“你也过来听听。”

我走过去,同样用耳朵贴住我妈妈的肚皮。

“听到了吗?”

声音很响,也很杂乱,咕噜咕噜的,我不能确信我听到的是些什么。

“傻瓜,妹妹在喊你哥哥呢。”

“不对。”我说,“你不可能知道肚子里面是女孩。”

“我当然知道。女孩喊爸爸,和男孩喊爸爸,声音完全不一样。”

我抬起头,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他的表情如此认真和严肃,我没有理由认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

“我真高兴是个女孩。圈圈太讨厌了。”我告诉他。

我妈妈猛然笑起来。随着气流的冲击,她的紧绷绷的肚子一抖一抖,上下颠动,活像一个巨大的会蹦跳的肉球。

小米是我的名字。我妈妈生我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食品比金子昂贵。爸爸花大钱从乡下买来两只老母鸡,养在墙跟下,准备在妈妈做月子的时候杀了炖汤。结果我妈这边刚进产房,那边家中无人看管,两只鸡像空气一样消失了。妈妈月子里的补品改成了小米粥。小米虽然养人,顿顿喝小米粥也很腻歪。我妈说,她那时候给我喂奶,衣襟一掀,流出来的奶水都是小米味。

我的这个名字是外婆取的。上小学时,妈问要不要重新取个名字?爸说算了,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叫什么不是叫?我的父母,这一对懒人,马马虎虎把我的小名拿过去做了学名。

我不喜欢“小米”这两个字,它太女性化了,根本就是小姑娘的名字。我父母在取名字的问题上很不负责任。我弟弟叫“圈圈”,就是因为他小时候胖得可笑,胳膊上腿上都是一圈一圈的肉。你看,两个知识分子,一点都不想把知识用在自己孩子的身上。我上了一年级之后,自作主张地在“米”字下面加了一个“走”之底,变成了“小迷”。写在作业本上,被我外婆看到了,老人家大惊小怪地反对,说“迷”这个字多不吉利,“迷糊”,“迷路”,“迷失”……能够联想到的事情都不好。“你不愿意在这个家里待着了?你想让个抹花子把你拐走,送到很远很远认不得家的地方?”外婆神色严峻地责问我。

外婆想哪儿去了!我为什么要离开家?

“那就不能用这个‘迷’字。”外婆斩钉截铁。

好吧,不用就不用吧,谁让我外婆在家里的地位最高,说一不二呢?

我外婆是个很聪明的老太太。小时候她没有上过一天学,可是她居然认识字,能够看得懂《三国》和《红楼梦》。她说她年轻时喜欢听说书,听过几遍记熟了,就把说书人的本子买回家看,照着内容反过来认会了字。你说她神奇不神奇?

外婆装了一肚子的气象谚语,任何节令,任何天象,她只要瞥上一眼,就能够出口成章。比方现在是冬天,如果我抱怨天气冷,外婆就会说:“正月冷死猪,二月冷死牛,三月冷死播田夫。”意思是在这三个月里,多冷的天气都是正常的。再比如她出门踩着了一条蚯蚓,随之而来的联想是:“蚯蚓路上爬,雨水乱如麻。”看到一只公鸡飞到墙头上,她念叨:“鸡在高处鸣,雨止要天晴。”傍晚起雾了,她会说:“久晴大雾阴,久阴大雾晴。”夏日早晚,天空红霞灿烂,她的用词极生动:“早上烧霞,等水烧茶;晚上烧霞,热得直哈。”霞红得热烈时,看上去像在燃烧,“烧霞”这个词非常形象。“哈”呢,是我们当地的土语,形容一个人伸着舌头喘不过气来的样子。你只要想像一下狗在盛夏拖着长舌头“哈哈哈哈”喘息的狼狈模样,对这个“哈”字就该有比较精确的解读。

我妈妈不赞成外婆过多地使用这些谚语,她说这里面有很多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东西,而这两种主义都是革命运动中要批判和反对的。“你不能毒害小米,他没有识别能力。”我妈说。

外婆很生气:“怎么是害了他?有哪一句是错的?老辈人传下来的话,句句是真言。”

跟着她吟出一句:“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我妈妈就被彻底地噎住了,再也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