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三教九流全知道(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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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通三教九流—— 洞明生存般若智慧(3)

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这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其中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即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他还认为,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统治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人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贵阳而贱阴

古人贵阳而贱阴,“三纲”即来源于阴阳之道。君、父、夫体现了“阳”面,臣、子、妻则体现了“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据此,君、父、夫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封建等级制和政治秩序得以与宇宙的根本法则连通。

宋代的朱熹最早将“三纲”“五常”连用,正式确立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观。他在继承和改造程、张“天理”和“气学”理论的基础上,融进了佛、道的思辨观念,提出“理本气末”“理先气后”的哲学思想。

朱熹说:“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他又说:“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但他又强调,不仅要讲“形而上之道”,而更重要的是将这些“道”应用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三纲五常”产生后逐步地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为稳定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后来却成了扼杀进步思想的桎梏,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修身法——存天理,灭人欲

存天理,灭人欲。即保存心中的天理,消灭人的欲望。这是宋代大儒程颢、程颐、朱熹等将“三纲五常”神秘化(理生天地,成万物之性,展现为“三纲五常”)后,提出的儒教的道德修养目标,同时也是修炼的方法。

天理和人欲的对立,最先见于儒教经典《礼记》,但是给天理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并且把天理和人欲的对立作为道德修养中的基本对立,则是由宋代“二程”,即程颢、程颐首先提出来的。

那么,何谓天理,何谓人欲呢?“二程”认为,天理即人的先天善性、本然之心、纲常人伦,是人必须努力追求并用以自律的普遍道德原则。气聚合为人,人的气质之性——人欲,也随之形成。人欲又会阻碍天理的发挥,导致恶的出现。

“天地生化”与“人的生化”

程颢、程颐认为,“天理”生化的“气”创造了世间万物,人也是“生于气”。朱熹则说,“理一分殊”,万物由“太极”生化而来,是为“理一”;“太极”生阴阳二气,继而又生化出万物常理,即所谓“分殊”,并认为“人生于二气五行运行之际”。

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标志,就在于人保有天理。本性、本心为善的人之所以会走向恶,就在于其先天之善被后天的物欲所污染,人的本心昏聩不明,天理也就难以彰显,只有泯灭物欲、私欲,才能复明先天的善性。

人们喜欢游玩,喜欢音乐,喜欢财富,喜欢美女等,虽然也是欲望,但那是天理固有的内容,也是人情所无法避免的。遵循规则,使天下人都能享有这些,那就是天理;把这些据为己有,以满足一己私欲,就是人欲。吃饭是为了维持生命和健康,这也可视为天理;但如果要求美味、佳肴,超出了维持生命和健康的目的,那就是人欲了。

“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

天理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都体现在人心,无心则无以见性。而且,人只一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道心即天理,人心即人欲。为了树道心、复天理,必须去人心、革人欲。

天理、人欲的界限,归根到底,乃是当时的制度是否允许。比如说,皇帝、官吏和富人也可以有数个妻子,这都不算是人欲。如果女子不安守本分,企图嫁给心爱者,这就是人欲。臣子享受锦衣美食,也不算人欲;但是如果想做皇帝,这就是人欲。这中间的区别非常微妙,需要认真体会。

“存天理、灭人欲”首先是统治阶层的道德原则。统治阶层之中,又首先是要求皇帝能够存天理而灭人欲。这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制定的道德规范,以便约束自己内部的个别成员,使他们把行为限制在当时的道德规范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

《大学》中说:“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人生修养之路的四个阶段,四级递进、互相蕴涵,最终可实现内圣外王。

正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人生路上关键一环,是道德之本、政治之本,每个人都要由此出发。而且,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内在的统一性,只要身修,出将入相、修齐治平皆在其中。儒家修身,可分为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两个环节。

格物致知

格物是修身的起点,一般可以理解为广泛地探求事物的道理,包括读书、论学、应接事物、反省内心等多种活动;致知是格物的继续,可以看作是对格物所得的综合思考、整理加工等活动,是体会天道人伦的思想过程。

正心是致知的发展。愤怒、怨惧、好乐、忧患等情绪,会干扰人的正常思考,导致人有物不见、有声不闻。因此,就需锻炼专心,以排除情绪干扰、聚精会神,此为正心。诚意就是锻炼慎独,做到既不欺人也不自欺,独处时也像被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仍然克诚克谨。

修身之后,人生进入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阶段,这是从内圣到外王的必然转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实践,是对修身内圣的客观运用,也是对修身所得的巩固和提高,它们依赖修身,也发展着修身,可以说是修身的继续和特殊形式。

所谓齐家,就是孝顺父母、敬重兄长、慈爱子女等,也就是按儒家伦常来治理家庭,使全家和睦、长幼有序。所谓治国,是出将入相、辅弼君主、为民立命、抚慰孤独,即用王道政治来管理郡国,使君臣有义、人民有信。所谓平天下,是昌明道德、尊贤亲亲、敬臣子民、怀柔诸侯,即行仁义道德于海内,使天下太平、夷狄臣服。

真正的人生应当是修齐治平的,内圣和外王不应分裂。孔孟不得其位是历史的遗憾,而诸葛亮、范仲淹等名相名臣则备受推崇。不管怎样,一个人能从修身齐家的道路上踏入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仕途,在儒家看来都是最理想的,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所渴望的人生道路。

何以取人

实际上,多数人没有机会治国平天下,所以儒家也意识到不能以“外王”来取人,如董仲舒提出:“正其谊而不得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因而儒家将评价人的境界、价值的标准归结到了人生动机上。

在儒家看来,人生道路也是“道中庸”的过程。君子无论在何时、何地、何事上都要持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既无过之也无不及。儒家将中庸抬高到了宇宙本体的地位,视之为天人之道,即“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其实,中庸也是一种处世艺术,它存在于人们的日用伦常之中,人人能知,人人能行,但做到极致却相当不易。无论情境多复杂、多困难,人们固然可以向中正不倚努力,但“中庸”不是明摆在那里的,凡事各有其中庸,若不去努力和探索,错误依旧难免。

修齐治平与中庸是儒家提倡的人生道路,也可说是其人生道路的理想范式。它们贯穿于人的生命过程和各种活动中——求学、成家、立业、事亲、为官等,规划着人的生命轨迹,规范着人的生活方式,为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横渠四句——做个堂堂之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有名的“横渠四句”,是宋代大儒张横渠先生的名言。近代新儒学大师马一浮评价说:“依此立志,方能堂堂地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切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

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呢?

天地之心见于人心一念之善,所以《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程氏遗书》说:“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人心的善端,就是天地的正理。以此说来,“仁民爱物”,便是“为天地立心”。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心以恻隐为本。若无恻隐,便是麻木不仁。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若能识仁求仁,好仁而恶不仁,就是“为天地立心”。

什么叫“为生民立命”呢?

儒者立志,令天下万物各得其所,方为圆成。横渠先生在《西铭》中说:“凡天下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即是说,万物是一体的。圣人与民同甘苦,没有众人皆忧而自己能独乐,众人皆危而自己能独安的。所以,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是“为生民立命”。

什么叫“为往圣继绝学”呢?

自两汉至隋唐,千百年间,先秦儒家所开创的生命之光、哲学之慧,一直未能完全开显。唐末五代时,华夏的文化生命更萎缩堕落至极,可谓“学绝道丧”。但是,宋明义理之学却直接孔孟,远迈汉唐,复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使心性义理之学、内圣成德之教,重光于世。这就是“为往圣继绝学”。

往圣之绝学人人可继

理义之性,存于人心,在圣不增,在凡不减。所以,人人皆可为尧舜,往圣之绝学人人可继。但若囿于成见,不知“宇宙内事,即吾性分内事”,即便终身读书,也只限于知识的求取,终究埋没自性,空过一生。反之,善用自性,必能求仁得仁。

什么叫“为万世开太平”呢?

儒家以内圣为本质,以外王表功能。功能之大者,便是开出千年万世的太平。儒家抱着开万世太平的宏愿,讲论天下为公的仁政王道,在体制上则成就了“治道”。

太平不是幻想的乌托邦,尧的“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文王的“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都是事实。干羽格有苗之顽,不劳兵革;礼让息虞芮之讼,安用制裁。王者以道治天下,贵德而不贵力,所以才能不赏而劝,不怒而威,不言而信,无为而成。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然而孔孟有德无位,其道不行于当时,但其言却可垂法于万世。所以,横渠不说“致”而说“开”,以表期待之意。

这四句话最能表现出儒者的襟怀,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因而也可说是人类教育最高的向往。

■ 仪礼、技艺与朝圣之地 ■

儒教是非常重视仪礼的,无论婚丧嫁娶,都有着严格的礼仪规矩。礼仪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对教主孔子的祭拜仪式——祭孔大典。另外,古代中国规格最高的仪式——泰山封禅,也较多地融入了儒教的元素。儒教信徒要学习的六艺,立、坐、行等也要合乎一定的规矩。儒教的朝圣地首推孔子故里曲阜,那里的孔府、孔庙、孔林已经成了儒教的象征。

⊙祭孔大典——最热闹的仪式

儒教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就是祭孔大典。它是华夏民族为了纪念至圣先师孔子,而主要在孔庙举行的隆重祀典,两千多年来几乎从未间断,堪称世界祭祀史上一大奇迹。

祭孔活动可追溯至公元前478年,孔子卒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的故宅辟为寿堂祭祀孔子。后来,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祭祀孔子,开历代帝王祭孔之先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各地纷纷建孔庙,祭孔之风日盛。

此后历代,祭孔仪式日臻隆重恢弘,礼器、乐器、乐章、舞谱等也多由皇帝钦定颁行。至清朝,仅孔府的祭孔官员、礼生、乐舞生就达300多人。其中分献、监察、典仪等祭孔官员100多人,鸣赞、相礼等礼生80人,敲鼓、打旗、跳舞的乐舞生120人。

在古代,祭孔仪式也有等级区分。祭祀人分为“主祭”和“余祭”,主祭上身穿绛紫色、绣团花的古代祭服,袖口特别宽大,呈喇叭状;而下身穿的是类似于裙子的“裳”。在主祭跪拜祭祀孔子的同时,余祭在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的神位前跪拜。

三献礼

三献礼是祭孔的重要环节。三献,即初献、亚献和终献。初献帛爵,帛即黄色的丝绸,爵指仿古的酒杯,正献官将帛爵供奉到香案后,主祭人宣读并供奉祭文,而后全体参祭人员对孔子像五鞠躬。亚献和终献,分别由亚献官和终献官献香、献酒。

另外,从明代开始,孔子后裔“衍圣公”由三品官提升为一品官,相应地,大成殿的主祭也必须由一品官担任;而供奉孔子妻子亓官氏的祭寝殿主祭须为三品官;陪祭的为四品官;五至七品官只能祭十二哲和先贤、先儒们。

最初祭孔每年只有秋季一次,后增为春、秋两次。后来,人们又在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举行隆重的大祭。参加祭孔的人员,最初只限于孔氏直系子孙。祭孔成为国家大典后,“家祭”仍照常进行。国祭则多由大臣、地方官或皇帝自己亲至孔庙致祭。

祭孔时要点燃檀香,奏《大成乐》,使用的乐器有编钟、编磬、排箫等,共几十件,乐舞生则在古乐中跳起八佾舞。除乐舞外,祭典上还要摆设各种祭品,如黄米、菱角、牛、羊、猪、黄酒、盐等。据说仅大成殿中就要用掉40斤黄酒、36头猪、31只羊、2头牛。

辛亥革命后,祭孔的程序和礼仪有了较大的变动,献爵改为献花圈,古典祭服改为长袍马褂,跪拜改为鞠躬礼。后来,祭孔大典一度被废止。1986年,祭孔大典经孔子故里曲阜市挖掘整理,在当年的“孔子故里游”开幕式上得以重现。

祭孔大典祭文(节选)

忠孝首善,礼法持恒,中道不倚,和恕宽容,以和为贵,华夏一统,万邦和谐,世界和平。盛世再现,小康初成。(2008年 金庸)

日月虽迈,诵说优新,百川竞乎孔子之门庭,孔学之克守,于今愈盛。孔子学院,遍列全球,蔚为人类文化之奇观。(2009年 范曾)

如今的曲阜祭孔大典,分为明故城开城仪式、孔庙开庙仪式、现代公祭和传统祭祀四个部分,并且在音乐、舞蹈和服饰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音乐上,引入了交响乐、合唱乐团的表现形式,更为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舞蹈则参照古文献图谱,进行了重新编排,更具感染力。而且,经过重新设计的古服饰,也更加古朴、庄严、凝重,展现出了“千古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的盛况。

⊙泰山封禅——祭天的最高典礼

除祭孔大典外,祭祀天地和祭拜祖先等,也是儒教重要的宗教典仪。敬天法祖,正体现了儒教对伦理纲常的重视。古之天子祭祀天地山川、宗庙社稷,往往祭品丰厚,仪式盛大,而封禅就是其中级别最高、最为隆重的。

封禅,是中国古代帝王在泰山举行的一种祭祀天地的活动。那么,为什么要封禅呢?《五经通义》说:“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即表示帝王受命于天,治理百姓,感谢上天赐予“符瑞”,并将自己的功德祭告天神和地神,同时也昭告世人。

秦朝统一中国后不久,始皇帝便巡行东方,先到邹峄山行祭礼,刻石颂秦功业。同时召集齐、鲁的儒生稽考封禅礼仪,但众儒生说法不一。始皇帝遂自定礼制,整修山道,自泰山之阳登山。在岱顶行登封礼,并立石颂德。自泰山之阴下山,行降禅礼于梁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