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没有名字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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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一个秋雨袭来的下午,父亲从手术台上被抓走了。他手里的病人刚开了膛,切了一半的胃,血糊拉塌地躺着,临时换一个医生清创缝合,搞得手术室成了一口爬着蚂蚁的热锅。

我母亲声色俱厉地嘱咐我们:“谁也不许在外面提爸爸的事!有人问,就说他出差了。”她想了想,又补充声明:“他不会有问题的。前几年打派仗闹得那么凶,他都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他是逍遥派,凭本事吃饭。”

我们相信母亲的话,对父亲的处境并不担忧。

元旦前的一个中午,父亲突然提着简单的行李卷儿走进家门。他长发遮耳,胡子拉碴,面色灰白,眼窝深陷,完全就是一个在地洞里窝藏多年的囚犯的模样。

母亲一开始欣喜若狂,张罗着给他煮面条,打鸡蛋,蒸香肠,忙得颠颠的。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意识到什么,从炉子边直起腰:“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呢?我听说中学里有个老师,关进去两个月了,家里人还没有见到一面。”她盯住父亲的脸:“你不会是……”

父亲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你承认了?承认你加入组织了?你还交待了别人?”母亲逼问。

父亲嗫嚅着:“我受不了。”他更深地低下头去:“那不是人过的日子……”

母亲手里的面碗掉在地上,跌得粉碎,煮熟的面条在地上散成白花花的一堆。母亲愣了一会儿,用双手捂住脸,哭起来,肩膀一耸一耸,很伤心。

我那时候还无法体会母亲心里复杂的情绪,只觉得那一刻世界是黑黑的一片,我有一种灭顶的绝望,透不过气来的压抑。我一句话没说,转身出门。

那时候我没有逃学的概念,心里再难过,学总是要上的。我低着头往学校里走,一边走一边独自落泪。反正我是个孩子,没有人注意我在这世上有什么快乐或悲伤。

他那天刚好从学校出来,骑着一辆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布兜,要办什么事去。迎面看见我,他跳下来,十分吃惊地问:“怎么回事啊?你哭什么啊?”

他这么一问,我哭得更厉害,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往下落,喉咙里一个劲地抽气,呛了水的小母鸡一样。

他笑起来,拍拍我的肩:“你看你啊,比林黛玉还要能哭啊!说给我听听,有什么非哭不可的事?”

那一刻,我实在很想对一个人说说我心里的伤痛。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过来关心我,我同样也会说。我完全忘记了母亲叮嘱我们的话。

他听完我说的一切,脸上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同情和难过。他是真的为我难过。一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女儿,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要经受多少屈辱和磨难,他肯定比我更清楚。但是他没有对我说这些,只轻轻叹口气:“下午别去上学了,我替你请个假。眼睛哭成这个样,同学看见了多不好。”

他让我坐上他的自行车,送我回家。我当时眼睛肿得很厉害,鼻塞头晕,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我就闭着眼睛在他车后坐着,任凭他走大街穿小巷带着我走。风呼呼地往我身上吹过来,两边耳朵和脸颊吹得生疼,但是额头上的一小片皮肤很温暖,因为那地方贴着他的后背,他替我把风遮住了。

他送我到家,没说别的,只告诉我母亲一句话:“孩子心里很难过。”

只这一句话,母亲便清楚他已经知道了一切。他走了之后,母亲对我说了另外的一句话,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母亲说:“要哭也不能到外面哭。”

我从此学会了把眼泪咽在肚子里。我比以前更加沉默,形单影只,倍感孤独。我一个人行走在校园里,目光严肃,双唇紧闭,骄傲而自卑。世上的一切离我很遥远,大字报小字报,学工学农,入团当干部,男生女生拉帮结伙你好他不好,统统跟我没关系,我无爱无恨,无喜无悲,无欲无求,像一个木头凿出来的小偶人。

直到有一天,他拉着我参加了学校文艺宣传队。

他拉我参加宣传队,理由是我的音色好,普通话讲得好,宣传队正在排演一个小歌剧,除我之外没有第二个合适人选。

其实是他一直关注着我,怕我情绪太低落,生命太灰暗,孤独成了习惯,成年之后会永远找不到幸福感。

很多年后回忆起那一段,他笑着对我说:“我一个教化学的老师,学校怎么就会挑我负责宣传队?我又怎么就答应了?我是喜欢嬉闹疯玩的人吗?”

他当然不是。然而人生就是这样,千变万化,充满不可知数,你永远都不知道明天早晨一觉醒来睁开眼,等待你的将会是什么。

那个小歌剧,有一个当年很时髦的名字:《铁树开花》。内容是歌颂解放军医疗队的。医疗队来到偏僻的小山村,为山民送医送药,发现村子里有一个家境贫寒的聋哑女孩。医疗队的队长决心用针灸方法让聋哑人说话。他在自己身上扎针试验,几番昏迷,最终修成正果。聋哑女孩说话了,千年铁树开花了。

我在剧中就是演那个聋哑女孩,渴望张口说话的山村少女。四十分钟的舞台时间,前面三十五分钟我只有动作和眼神,点头或摇头,万分激动的时候就做擦眼泪的动作。我在最后五分钟才被赋予了正常人的身体功能,字正腔圆地说话和歌唱。

学校的音乐老师当导演,他跟我谈剧情的时候说:“这五分钟是你的华彩时刻,你必须做到一张口声惊四座。”

我闭着嘴,目光严肃地听他讲解,心里其实很怀疑:聋哑人第一次开口说话,能够把大段台词说得清楚和流畅吗?

我在参加了排练之后才知道,我哥哥的好朋友袁小圆是剧作者。那一年,哥哥和袁小圆读高中二年级。

十六岁的男孩子,如果早熟,如果自恋,如果像我哥哥和袁小圆这样骄傲和优秀,毫无疑问他们会是校园里令人注目的一道风景。我至今忘不了他们肩并肩走在梧桐树下的样子。他们的个头一般高矮,穿一样的白衬衣、白球鞋、蓝裤子。我哥哥的皮肤更加白皙和细腻一些,唇红齿白,眉眼飞扬,像个处处受宠的幸运女孩。袁小圆的皮肤黝黑,却绝不粗糙或是粗陋,相反有一层细细的瓷一样的光泽,使他的面容显出贵族式的沉静和矜持。

我哥哥是理科成绩好。袁小圆更全面,理科文科同样都出色。高二年级的老师每次改试卷,先看袁小圆的,再看我哥哥的,如果有哪道题目他们两个都错了,那就不用往下看,肯定全班皆错。

彩排的那天,袁小圆被邀请过来看他的剧。他坐在台下第一排,故意做出漫不经心的放松,两只手撑着板凳的两端,肩膀扛起来,头侧过去,不停地小声跟我哥哥说话,时而用眼睛的余光往台上瞟一眼,好像演员的表演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似的。他那时候喜欢我们宣传队里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演医疗队护士的那个。他表现出的这种漫不经心,应该是做给那个女孩子看的。

可是我误会了,我以为他不满意我。他对着我的哥哥评头论足,肯定是责备和嫌弃我。他们两个人从来都是对我不屑一顾的。我恨我的愚钝和呆板。我的眉眼像僵死的雕板画,我的举手投足慌乱而笨拙,甚至我穿的那件打了补丁的山村女孩子的衣服,它那么短小和紧绷,我在台上的时候不能不夹紧双肩,含着胸脯,以免一不小心露出我肚脐周围的一部份身体。

我告诉他说,我不能演了,我个子太高,那件戏服不适合我。

他盯住我的眼睛,温和地询问我,仅仅是这个理由吗?

我点头,偏过脸,不敢看他。一想到台下袁小圆不屑的神情和姿态,委屈的泪水就涌到眼眶里,随时都会夺眶而出。

他坐下来,耐心地跟我讲道理:“你认为贫苦的山村小姑娘有条件穿上很合身的衣服吗?戏服短小才符合剧情,因为她家里没钱给她做新衣服,那衣服是她几年之前就穿上了身的,也许是她的姐姐或者她的某个亲戚穿旧了送给她的。”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忽然想起什么:“我明白了,不是戏服的问题。你是不是对你的舞台形像没有自信?”

我站在窗口,看见冬天的阳光灰黄沉静,冬青树的叶子上落着厚厚的灰尘,像长途跋涉之后坐下来休息的疲倦旅人。有一只麻雀在蚕豆地里跳来跳去,翻找它喜爱的食物,也许是一条蚯蚓,也许只是一截草根。土地干燥得厉害,麻雀的嘴巴一甩,就有轻微的粉尘飘起来。我几乎可以嗅到泥土被太阳晒过之后芳香的气味。

他准确地猜中了我心里最致命的悲伤。在这之前,没有人用这样温暖和关切的口吻跟我说话。

正式演出的那天晚上,他亲自动手给我化妆。他仔细端详了我的脸庞,然后告诉我,我的面部轮廓很有可塑性。我跟宣传队那些漂亮的女孩子比起来,不够精致,不够明艳,正因为如此,我比她们更有被修正被改造的余地。

他把油彩均匀地抹在掌心,然后涂上我的脸。他的鼻尖离我很近,呼吸喷到了我的脸上,正好在额头的部位,额头感到气流的旋转和飘拂。他手上的油彩刚沾到我皮肤上的时候,是冰凉的,粘滞的,有一点化不开的晦涩。很快,油彩开始有了温度,变得滑腻和滋润,散发出令人恍惚的甜香。

我们的周围嘈杂而混乱。小乐队的成员吱吱呀呀地调弦弄琴,音调忽高忽低,让耳朵倍受折磨。有人在清点道具,大声询问一盏油灯的下落。那个被袁小圆喜欢的女孩子,勾好了眉眼,却发现腮红没有了,被不知道是谁拿去先用了,她就噘了嘴,在一旁生气。男生们早已经三下五除二地把自己收拾停当,聚在一起大声地说笑打闹,一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化妆箱,油彩盒滚落满地,引出女孩子们一片声地惊叫和责备。

他专注地伺弄我的脸,像庄稼把式全心全意伺弄地里的庄稼。灯光照着他眯缝的眼睛,我看见映在他眼中的斑澜色彩,那是我崭新的面孔,被他修正和改造过的面孔。我的额头和鼻梁是粉白色的,白得光润而纯净,没有丝毫凹陷、鼓凸和瑕疵。从颧骨开始,有一抹桃红慢慢地晕开,一丝丝地往周围皮肤渗透,像雨后天边的彩霞一样,逐渐淡至无痕。我的眉毛修长浓黑,眉型平直,末梢处微微地挑高,给我的面容平添了娇美和活泼。眼影是砖红色,妩媚中透出幽深,跟我过于严肃的目光恰好相衬,眼睛就变得楚楚动人,眼波转动时甚至还能够看出一种无言的忧伤,一种隐忍和期望。

他用手指轻轻托起我的下巴,看了又看,然后出一口长气。

我记得他指尖在我脸上滑过的时候,皮肤之间轻微摩擦的声音。

一九七七年的初秋,我们都听到了大学恢复招生的消息,开始复习迎考。

袁小圆和我插队在一个公社,两个村子靠得很近。我哥哥在工厂里请了病假,经常带着复习资料下乡,和袁小圆关着屋门做习题。公社里的知青们都说,袁小圆目标北大,我哥哥一心要进清华,他们两个最起码有九成半的胜算。

有一天我路过袁小圆的村子,看见他的屋门敞着,他和我哥哥蹲在地上做题,地上写了白花花的一片粉笔字。两个人脑袋挨着脑袋,眉头紧蹙,嘴巴里念念有词,好像在背诵公式,又好像在小声争执。

我有点好奇,想过去看看他们复习到什么地步了。我的影子遮住他们脚前那块地面的时候,他们同时吃惊地抬起头来。然后,我哥哥瞪着我,满脸都写着戒备、警惕、不欢迎。袁小圆做得更出格,他飞快地移动脚掌,用鞋底擦去了地上的一部份字迹。

我的脸蓦然胀红,一句话没说,转身逃离。

春节之前,录取通知书发到了每个人的手上。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第一志愿。我哥哥取在地区师专。袁小圆藏着他的通知书,不给任何一个人看到。他很快就走了,像是从人间悄悄蒸发了似的。据说他考到了四川山区的某个大学里,学机械还是什么。

我有整整二十年的时间没有再见过他。我哥哥也从来不提他的名字,闹不清他们之间是否还有联系。

去年我到丽江旅游。

有三天时间,我和我的同伴们愉快地在那个小城里转悠。我们坐在小溪边的露天咖啡座里喝茶,从背背兜的纳西族女人手里买粑粑吃,买烧玉米吃,买炒蚕豆吃。石板铺地的街道干净得能够看清一丝一丝深色石纹,细格子的桌布和花边遮阳伞非常洋气,满眼的外国旅游者使古朴的小镇洋溢了异国风情。溪水就在我们身后的渠道里流淌,带着湍急的粼粼声,有雪水清凉甘甜的气味。晚上,沿溪边红红的灯笼依次亮起时,溪头便有人开始放荷花灯,粉色的灯盏摩肩擦踵地顺流而下,烛火一朵一朵小小的,幽幽的,像水中一长排亮晶晶的眼睛。清风徐来,纳西古乐的声音自天而降,杯中的普洱茶水变得澄澈透明,舌尖存余的茶香久久不散。

就在丽江古镇,木氏土司府前纤尘不染的广场附近,我遇到了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的袁小圆。

他先认出了我。他本来已经从我的旁边走了过去,忽然地又回头,试探地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愣住了。我先记起了他的面孔,然后脑子里才跳出他的名字。我说:“是你吗?”我不太能够接受这样仓促的奇遇。

他没有过多的变化。真的是没有。有些人的容貌好像是一生一世固定了的,十年之前是皮肤黝黑,眉眼弯弯,牙齿雪白,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依然如此。岁月从他们身边过去时,恶作剧地拐一个弯,把他们撇到一旁,于是他们的容颜和年龄就不能同步,出现了一种荒唐的停顿。

袁小圆穿着一件绛色的真丝夹克,下面是晃晃荡荡的涤沦西裤,元宝口的咖啡色皮鞋。这种颜色和面料的夹克十年之前曾经流行过,可见他现在对时尚缺乏了解。他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依然是动人心魂的。眉眼之间的傲气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谦恭,温和,真诚。初秋的阳光照在他头顶上,头发沉默地花白着,跟他依然年轻的面孔恰成配衬,看上去就有点别扭。

总之,我那天对他的第一眼印象,是他整个的人,从里到外,从衣着到精神,都有一点错位。

“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他很感慨。

我说出确切的时间:“二十五年。”

他一下子有些惊讶:“是吗?”他接着又笑起来:“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你。”

我说:“怎么会在丽江碰上?太有戏剧性了。”

他开始解释:“我们单位组织出来旅游……”

我们面对面地站了一会儿,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废话。然后,他行色匆匆地指着远处买东西的一群人:“那是我们单位的,我得过去了,他们会找我。”

我点头。我说:“我的同伴也要找我了。”

我们甚至没有说一声“再见”。我们没有询问各自的工作、婚姻、家庭,没有留下电话和地址,更没有合影照相。短暂的相遇像一场梦,有一种扑朔迷离的虚幻,非人间的不真实感。之后我不止一次回想那次偶遇,弄不清上天如此安排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两个人的生命密码中注定有那样一次交叉吗?

那一年,我们的校园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时间是在夏初的一个上午,大概是第二节课的中途,语文老师正口干舌燥地给我们讲解各类应用文的写法,忽然有救护车惊心动魄的尖叫声从校门外一路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