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没有名字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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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她对我使用了不容分辩的口气,就像二十年前她让我在她面前脱掉裤子时一样的口气:“你留下来吃饭,我让阿姨去买菜。”

她摇摇晃晃挪到厨房,跟阿姨商量菜单,吩咐对方要买哪些东西。她的脑子很好,一样一样叮嘱得很清楚,一点儿都不拖泥带水。然后,等阿姨挎着篮子出门之后,她孩子气地怂恿我们:“我们玩一会儿吧,打扑克牌好吗?”

她拿出一副崭新的牌,我们坐下来,玩“争上游”。她把牌分成均等的四份,放一份在旁边,这样就减少了猜出对方手中牌的概率。她玩牌玩得很好,也是真正的开心,不时还尖声地叫,耍一点小赖皮。相反,我和他两个人都有点心神不定,我的目光尤其忐忑。

阿姨做他们家的饭比较费事,每个菜都只能够先放一点盐或是酱油,熟了之后盛出一小碗来,余下的部份加工到正常口味。那一小碗淡菜是给她吃的,她的肾病需要少盐。

她幽幽地告诉我:“我吃了好几年没滋没味的饭菜。”她把菜碗送到我面前,坚持要我尝一尝。我实在不知道她什么意思。是不是让我对她的处境心生怜悯,然后出于人道主义的想法离开她丈夫呢?我这么怀疑。当然这也很可能是我的做贼心虚。

那次拜访之后的不久,好像就是三四个月的时间吧,他给我打来电话,只说了一句话:“她去世了。”我一时无言,抓着话筒,听见他在那边轻轻的呼吸声。我感觉他当时心里有些难过,虽然她病了那么久,去世也就是早晚的事。

我始终不能确定,她是否清楚我和她丈夫的关系。

他心里对此有一个什么样的了解呢?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

好像应该从这里插进来说一说我的家庭。对于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家庭的影响至关重要。

我的母亲是一个药剂师。我童年留下来的第一个关于母亲工作的印象,是她坐在县医院药房的窗口,隔了玻璃和铁栅栏,收进皱巴巴的处方笺,飞快地瞄一眼,扭身从背后的药架子上取下一两只药盒,有时候连盒子推出窗口,有时候要拆开包装,从瓶子里倒出一小堆药片,拿白纸包成一个三角的小包,再推出去。

她那只伸出药房窗口的手,苍白到近乎透明,手背上凸出的青筋像一条条纤细的蚯蚓,同样透明的浅粉色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指肚儿是尖尖的,有着异乎寻常的精巧和敏锐。

成年之后每次去医院看病拿药,我喜欢凝视那些医生和护士的手。那些手,或者温厚,或者精瘦,或者绵软,或者灵动,但是无一例外都是洁净的,细腻的,白皙和高贵的。

浆洗干净的白色帽子和口罩,使我母亲原本平常的面容中多了一些凛然不可侵犯的严肃。因为瘦,她的眼睛大得有点空落,形状像杏核,尾端微微地吊上去。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丹凤眼”,丹凤眼比较细长,带着媚态,看人的时候容易产生亲和力,讨人喜欢。我母亲的眼睛过于漂亮,就显得厉害,不容接近,甚至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和戒备。

五十岁之后母亲的面容有了变化,她开始发胖,眼睛周围的皮肤松驰下来,遮盖了一部份面积,眼眶的轮廓就变得小了一些,家常和通俗了一些。她的眼神也逐渐柔和,看人的时候目光还会漾开,透出一种心满意足的笑意。这样,母亲终于成了平常意义上的母亲,一个儿孙满堂、衣食不愁的年老的女人。

我的哥哥,他完全承袭了母亲家族的遗传基因,有着同样纤细的身材,苍白的面容,杏核形状的漂亮眼睛。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从小就是。也许因为他聪明,读书成绩总是优秀。又或者是因为他的容貌太像母亲,母亲从他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因而宠爱有加,百依百顺。我小时候见得最多的是母亲谦恭地站在哥哥面前,头微仰着,陶醉一样地看他,口中不住声地问:“行不行啊?你说行不行啊?”我哥哥皱皱眉头,转身就走,甩下一句硬梆梆的话:“烦死了。”

我哥哥有一件黑色粗呢的衣服,是母亲用我父亲的一件旧大衣改制而成。我记得那衣服改成了立领,两个很大的贴袋,同样黑色的有机玻璃扣子。哥哥穿上这件衣服,再围上一条旧旧的米色围巾,苍白,羸弱,又带了一种说不出来的高贵,像极了电影里三十年代的青年大学生。我母亲手扶门框,脑袋歪过来,枕在手背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哥哥远去的背影,轻轻地叹上一口气。母亲的那种神情,不是对儿子的,是对她爱慕和崇拜的情人的,我总有这种奇怪的感觉。

我哥哥还有一双白色球鞋,鞋底和鞋面白得发青,是那个年代县城里很少有人穿用的。哥哥穿上那双白鞋,形像立刻又有了变化,是一个顽皮可爱、活力十足的翩翩美少年的模样。可惜县城里那时候都是土路,哥哥的白鞋只要沾地,片刻功夫就成了灰鞋,灰蒙蒙无精打采,非常糟糕。哥哥就从他的脚上脱下来,责令我去河边涮洗干净。当然再不可能洗到原先那样的白了,所以洗好晒干之后还要上一层白色鞋粉,很麻烦。我哥哥是个绝无感恩之心的人,每次从我手中接过擦洗干净的白鞋,他总要里里外外仔细地看,指出这儿还有一块黄斑,那儿还有一片墨渍。他厌恶地瞥我一眼,说:“你能够做好什么嘛?”

我恨这双鞋。我恨我哥哥颐指气使的口气。有一个星期天,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在屋后的麦地里挖了一个坑,把白鞋埋进去了。第二天哥哥去学校,死活找不到他的鞋,急得哭起来。我母亲帮他找,甚至爬上梯子到房顶上看。我们邻居的孩子恶作剧的时候喜欢把东西往房顶上扔。当然他们不可能在房顶上找到任何东西。

我搂着我妹妹,静悄悄地站在墙角。看着哥哥和母亲忙乱一团的样子,我心里好笑,有一点近乎恶毒的快感。

夏天收割麦子的时候,那双鞋被盘结的麦根从地里带了出来,但是鞋帮已经腐烂,根本看不出鞋本来的颜色是白是黑。我哥哥走过去,用拇指和食指把烂鞋拎起来,举着,看了又看。他心里很是怀疑,但又实在无法确定这是不是他的那双宝贝白鞋。我从后窗口看着他,他也回头看我,我们彼此的目光短兵相接。最后他无计可施,悻悻地把鞋扔了,拍一拍手上的泥土,走回家来。

在很长时间里,父亲只是我们这个家里的一个符号。

他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县城里人人尊敬的人。能在他的手里开刀治病是一种荣幸。经常有邻县的小车开过来,从我们家门口直接请走父亲,一两天,最多两三天,再用小车送回到家里。这时候,邻居的孩子们围上来看汽车,东摸西摸,一脸兴奋。母亲出门几步,目送汽车绝尘而去,掠一掠耳边的短发,呵斥我们回屋写作业,声音严厉,神情却是骄傲的,矜持的,鄙睨一切的。

父亲的模样总是疲倦,因为那一台接一台的手术耗去了他太多的精力。他回到家里,坐在藤椅上,含笑地看着我们,一声不响,仿佛疲倦得说不出话来。有时候,碰到没有把握的疑难病症,他回家就翻书,指挥着我,把书橱里那些厚厚的、硬面皮的医书搬出来,坐在桌旁,一本接一本的翻,偶尔会握住嘴,轻轻地咳嗽几声。

我喜欢听父亲的咳嗽声,文静,温和,优雅,有书卷气,让人心里隐隐地生出感动,觉得平安和熨贴。

父亲不管家务。他的工资由母亲代拿。他能够说得出工资的十位数,却记不起来个位数,更别提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了。但是在七十年代,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也很重要,有时候它就是一家人一天的伙食费用。

父亲的特殊癖好是剪指甲。他给我哥哥剪,给我和妹妹剪,甚至给我母亲剪。他看不得我们当中哪一个人的指甲长出来一点点,有一点点他都要剪掉,否则他坐立不安。他有一把专门修剪指甲的不锈钢小剪刀,刀口磨得风快,收藏在他的书桌抽屉里。平时不允许我们去碰。有一次我哥哥偷出来修剪蝴蝶标本的翅膀,用完之后忘了擦干净,刀锋上沾了一点蝶翅粉末。父亲发现了,把剪刀扔在哥哥脚下,责令他拿酒精棉花擦二十遍,还让我监督。我当然乐意做这样的事,端把椅子在哥哥对面坐着,眼都不眨地看着他一遍遍地擦剪刀,还掐指头数着,丝毫不予通融。我哥哥恨得咬牙切齿。

父亲和母亲一样,身上都有一种去不掉的酒精药水味。我想这是在医院工作的人群的一种特殊标志。圣洁中带着神秘的气味,因为它的背后隐藏着生命的秘密,肉体的秘密,爱情和欲望的秘密。

我妹妹生于“大跃进”之后的困难时期。因为营养严重不足的缘故吧,生下来的时候只有四斤八两,三根筋挑着一个头,浑身的皮肤皱成一团抹布,我母亲说她当时连多看婴儿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体弱多病的妹妹在月子里就开始折腾人,没日没夜地嚎哭,如果不抱她,她能够哭得脸发青,嘴发紫,身子挺起来闭过气去。我母亲因此患了神经衰弱症,脸色越发苍白,眼睛越发空落,有时候还会无缘无故地晕眩,躺倒。父亲的身体也跟着走下坡路,早晨起床的时候常常会按着额头两边的太阳穴,抱怨他头疼。那一年我和哥哥都还小,非但帮不上母亲的忙,相反还需要人照料。家里面简直乱成一团,狼狈不堪。

母亲是个聪明人,懂得“丢卒保车”的道理,当机立断将妹妹托给了乡下的奶妈,请那个好心的女人带回家喂养。

六岁,妹妹要上小学了,母亲才把她接回城里。我还记得我放学回家第一次见到妹妹的情景:她长得矮小细瘦,脸色黄黄的,眼神怯生生的,头上扎了好几根小辫,头顶一根,耳朵两边两根,脑后还有猪尾巴似的一根。所有的小辫都缠上了粗粗的红头绳,猛一看像是头上爬满了可怖的蛇虫百脚,叫人心里起腻。她身上的衣服是家纺的紫花布,又长又肥,下摆一直拖到大腿,跟电影上三十年代童养媳的装扮毫无差别。

我父亲看到妹妹的第一眼,就哭了。他觉得是他自己失职,才使妹妹弄成了这副模样。他跟母亲要了钱,小心翼翼牵着妹妹的手走进商店,替她买了一身墨绿色灯芯绒的衣裤。我印象中那是父亲第一次替家人买东西。父亲挺会买,那身衣裤很洋气,衣领饰有花边,胸口还有绣上去的动物图案。但是妹妹穿着新衣服一点也不好看,新衣服衬得她整个人更加拘谨和乡气。此后的好几年中,她都不能和家庭和学校和同学融为一体,她看上去就是个乡下的孩子。

“乡巴佬儿!”我哥哥经常对着我妹妹恶狠狠地叫嚷。当然是父亲不在身边的时候。父亲在,他不敢,他知道父亲会维护妹妹。

乡巴佬儿。这是一顶沉甸甸的帽子。我认为六岁的妹妹并不能明白这个称呼的含义,但是她分明能够感觉这个称呼对她的压迫,那种牛粪一样巴在她的头上、使她不能抬头做人的羞耻。

她患上了轻微的自闭症。她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地坐在屋角,用一条肮脏的手帕叠小老鼠,不抬头,也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

学校老师来家访,对我母亲说:“你的小女儿,她是不是有什么病?”

母亲变了脸色。不,她的小女儿没有病,她很健康,甚至聪明,她就是内向,羞涩。

老师说:“要让她说话。她不说话,谁也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母亲矜持地回答:“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那天傍晚父亲回家后,母亲却忧心仲仲问他说:“我们的小女儿不会有什么病吧?”

父亲惊讶地瞥她一眼:“你说什么呀?”

母亲羞愧地闭住嘴,不再说什么了。

前年春节,在母亲家里,吃过年夜饭,妹妹帮母亲收拾桌子,掸尘,拖地。一不留神,拖把的后柄桶到了站在她身后的哥哥的腰上。哥哥当时没有太多的疼痛,片刻之后,他拿出扑克牌准备陪母亲“斗地主”的时候,忽然弯下腰,手捂着肚子,脸色煞白,额头冒汗。

家人慌忙送他去医院,一查,脾脏破裂。

春节全家都没有过好。妹妹像个罪犯似的,整日守在哥哥床头,喂饭喂水,眼泪汪汪。

我哥哥那时候已经变得谦恭卑微了,三十年的岁月磨去了他身上所有的傲慢和骄横,他的头顶微秃,鬓边花白,昔日漂亮的眼睛胆怯地隐藏在层层眼皮之中,看上去不像母亲的儿子,像她的兄弟。

我哥哥扭过头,不看妹妹的眼睛,自言自语:“这是报应。”

妹妹不承认,她哭,像小时候一样,泪如泉涌。她化过妆的眼睛花花沓沓,可笑而又无助。她伸手要摸一摸哥哥的脸,表示对他的歉意。哥哥把脸侧过去,躲开了。他嘟囔着说,他不配,千万别对他这么好。

“千万不要。你让我羞愧。”

我哥哥在三十年后懂得了忏悔,承认他少年时代的残忍。

妹妹的眼泪更加汹涌。她说她听不得哥哥说这种话,不习惯。她宁愿他还是从前那个颐指气使的哥哥,目中无人的哥哥。“多愿意从头再活一遍啊。”她轻轻叹息。

尽管从前的日子不尽如意,人们还是愿意温习和重复它。这很奇怪。

十三岁。我比我的哥哥小两岁,比妹妹大三岁。

哥哥在成年之前一直是漂亮的,出类拔萃的。他俊秀的容貌吸引了不知道多少个女孩子的目光,让她们心神摇荡,茶饭不思。但是哥哥对她们视而不见。他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用在了袁小圆身上。在整个少年时代,他们亲热得就像一对情侣。之后,哥哥工作了,结婚了,他迅速地老去,比绝大多数的男人都不经老,皮肤松驰得不可收拾,过于女性化的面孔呈现出奇怪的失衡,好像放置一个冬天之后干瘪得不成样子的红元帅苹果。他糟透了。与其这样,不如没有从前的辉煌。

我妹妹恰恰相反,她在十六岁的那一年如花蕾开放,一扫从前的乡气和凡俗,变成一个羞答答的有古典气质的美丽少女。她下巴尖尖的,鼻子翘翘的,眉眼弯弯的,皮肤是那种荷花般娇嫩的粉红,纤薄到让人不敢对着她大声说话,好像呼气太重都能够吹破她的脸。我母亲没事总喜欢琢磨她,捧着她的脸左看右看,百思不得其解。造物主是不是一个淘气的小老头儿,时不时要拿人开一个玩笑呢?

只有我,上帝对我很严肃,我小时候不算特别丑陋,长大了也没有特别漂亮。我始终平常,尤其在十三岁的时候,我平常得像沧海中的一颗水滴。

有一次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因为角度和光线的原因,他恰好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我映上去的若隐若现的面孔,一张在高山大海的画面之间如海市蜃楼般虚幻的脸。他看了一会儿,忽然笑起来,抬手轻轻扳过我的脸,对我说:“知道你脸上有什么地方不同寻常吗?是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太严肃了,严肃得令人惊讶,叫人一看就不能忘记,像钉子一样钉在人心里。”

我站起来,冲到卫生间的镜子前,很近很近地贴上去,端详我自己的眼睛。我看见一种深深的黑暗,从我的瞳仁中钻进去,一直往后伸展,像深不可测的时间隧道。我的过去和将来都蜷缩在隧道中,无人能知,也无从把握。

一九七一年,“文革”还没有结束。深秋,从省城到乡镇掀起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运动,要挖出一个无中生有的“反革命集团”。据说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在人群中盘根错节,一串一串,埋伏得相当隐秘。先被“挖”出的人,要集中关押,每人交待出十个以上的发展对象,自己才能脱身。省人民医院有一个父亲的老同学,实在交无可交,乱说一气,把父亲的名字也列上了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