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兹贝格在自己的专栏里总结了《阿尔及尔协定》对于库尔德人和萨达姆不同的意义。“年轻的萨达姆对政治权力充满渴望，当他逐渐掌握这个局势紧张、缺乏安全感的阿拉伯国家的最高权力时，巴格达与库尔德人之间的长期争斗正好处于最激烈的阶段，伊拉克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扑灭由在库尔德人当中广受尊重的领导人穆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领导的反叛运动，”苏兹贝格写道：“侯赛因先生如今在伊拉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正处于其事业的颠峰阶段。他刚刚与伊朗签署了一个双边协议，放弃了伊拉克对部分阿拉伯河的主权。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必须停止所有对巴尔扎尼先生的支持。结果，持续72年的库尔德人反叛运动就这样终结了。”苏兹贝格提到，继续安抚库尔德人是“侯赛因先生在自己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的一个问题”。41这位专栏作家说得很对。在次年发表的一个演讲中，萨达姆完全否定了库尔德人的自治权力：“我们喜爱这个国家的北部山区，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伊拉克的一部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人民生活在那里。为了保护人民，我们要捍卫这片山区的稳定，这是我们处理问题的唯一方法。”他还否定了在伊拉克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的可能性，他声称：“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国家的版图将永远不会发生改变。”42
苏兹贝格还写了一个关于伊拉克与以色列之间关系的专栏，他引述萨达姆的话说：“作为阿拉伯人，我们并没有打算把现在生活在我们国土上的犹太人赶尽杀绝。不过，他们的确占据了我们的一部分领土。因此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来结束这种占领。”43萨达姆-侯赛因一直强烈反对与以色列达成任何妥协，并拒不承认结束1973年阿以“十月战争”的停火协议。1974年秋天，萨达姆率领伊拉克代表团参加在拉巴特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讨论巴勒斯坦问题。萨达姆在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如果我们希望（阿拉伯）民族实现团结并开发它的所有资源，我们必须拟定一个完整的战略，致力于解放所有在1967年前后被侵占的土地……这个战略不排除政治活动，也不排除分段进行的政策，但是这些方法都必须服务于这个基本战略——彻底解放阿拉伯土地。这个策略在任何阶段以及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认可犹太人复国运动分子以任何形式存在，也决不认可他们在1967年6月5日以前对阿拉伯土地的占领。”44
苏兹贝格在专栏中追溯了萨达姆掌握权力的经历，并把他这个经历与他在地区政治事务中表现出来的好斗姿态联系起来——为了镇压库尔德人的反叛，他不惜与伊朗签订一个对伊拉克不利的协议；他呼吁“动用阿拉伯民族的一切资源”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土地的占领。45萨达姆在公开推行这些政策的同时，他也做出各种努力，恢复自己和复兴党伊拉克在西方的形象，目的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拉克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萨达姆在追求这个目标时似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从巴格达发出的第三篇专栏中，苏兹贝格写到了伊拉克与当时正在进行冷战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他提到伊拉克与美国之间缺乏正式外交关系，还提到伊拉克和苏联之间的摩擦正在逐渐升级，苏兹贝格写道：“美伊两国之间的贸易活动突然激增，美国对伊拉克的出口额从1971年的3230万美元飙升到去年的2.84亿美元。伊拉克航空公司购买了5架波音客机，并且还签下了另外8架飞机的订单；一家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公司正在伊拉克建造一个新的深海石油码头；美国钢铁公司向伊拉克出售了一些石油钻探设备，并且有望获得新的大合同。”46苏兹贝格把美国与伊拉克之间不断发展的贸易关系放到冷战政治的大框架下来探讨。当然，伊拉克没有与苏联断交，它也没有与美国实现完全的关系正常化。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萨达姆使用他那极端巧妙的外交手法，帮助伊拉克改善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并使两国建立了重要的贸易联系。
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关于伊拉克事务的专栏刊出后不久，萨达姆就成了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国务院官员之间谈话的一个话题。1975年4月28日，美国国务院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尔弗雷德-L.阿瑟顿向基辛格报告说，萨达姆将于次日前往德黑兰，与伊朗国王谈判签订一个解决双方阿拉伯河界线争端的协议。阿瑟顿提到，伊拉克的官员们“……与沙特阿拉伯就一些具体议题——如边界争端等——很快达成共识。他们向科威特提供帮助。他们与埃及人和约旦人渐渐走到一起。这些伊拉克官员的举动表明，伊拉克希望在阿拉伯世界扮演一个更为活跃的角色”。然后，阿瑟顿与基辛格谈到了萨达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