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曾说：“越是艰苦的时候，别人给你一杯水的时候，那种感觉越是难忘。”第一杯咖啡喝起来的时候，他们确确实实感觉到什么是“味道好极了”，真正找到了这种感觉。
在别人志得意满，无论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都不会引起对方太大的好感。可当对方正在遭遇困难时，哪怕是一怀水，对方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比如，在对方失意的时候，不必表现得太势利，一怀热荼，也许就能为自己赢得一个永生的朋友。
二、登山人的精神——纳木纳尼
1.精神素养比身体素质更重要
1984年，中日联合攀登阿尼玛卿之后，国家队要在他们这些队员中选择去纳木纳尼的队员。李致新和王勇峰都被选上了。在这次登山中，王勇峰为什么能选上他呢？因为他的素质、修养和觉悟好，这是登山中最难能可贵的。
从阿尼玛卿回来之后，李致新和王勇峰本来被安排去北京参加庆功会，还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35周年的庆祝活动。这对他们这些在校的大学生来说简直是无上的光荣。谁不盼着去北京呀。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他们的领队老师病了，另一个老师急坏了，谁领他们去北京呢？这个时候，王勇峰说他留下来。王勇峰是登顶队员，是一定要参加庆功会的，又是那么难得的机会，他好像一点也不惋惜，说，以后机会多着呢。于是，就在其他登山队员在北京沉醉在鲜花与掌声之中的时候，王勇峰在医院给老师端屎端尿一个月。
后来，推荐队员的时候，所有的老师竭力推荐王勇峰，他们的理由很简单，登山人的精神素养比身体素质更重要。老师的定论，在后来王勇峰的登山生涯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品性决定成就的高低，品性给人带来机会。品性是比身体素质和技能更重要的东西。一些片面强调技巧的人，他们忽视了品性的力量，结果他们失去了更好的机会。那些看似很傻的人，他们往往具备最可贵的品质。他们往往就是一个团队的脊梁，是同伴在遭遇危险和困难时的救星。
1984年底，李致新和王勇峰一起投人了攀登纳木纳尼的训练之中。这时候，李致新和王勇峰已经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了。当时王勇峰在做毕业论文，李致新每天给他打饭，到李致新做论文时，王勇峰他也是如此。
真正的朋友总是能够想到对方最需要的帮助，他们在互帮互助中能够取得单人无法获得的力量。
2.救人比名利更重要
出发的时候显得很悲壮，登山队的领导说，在必要的时候要有为登山事业、为日本队员牺牲的精神。他们当时并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在纳木纳尼他们才领悟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对于长者和权威者的话，我们往往在一时间难以理解，因为许多话仅仅从语言层面往往无法理解，要理解它们，只有通过亲身经历。正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王勇峰在纳木纳尼的任务是负责运输。从大本营到一号营地，再到二号营地，为突击队员做准备。登顶那天，雪非常大，背的东西又多，根本不是在走路，而是走一步跪一步，王勇峰是把路跪出来的。但他不是登顶队员，把装备运到突击营地后，要回到二号营地待命。从二号营地到突击营地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路程。但王勇峰却不能向上走，这不能不让人感到万分遗憾。
如果说登顶需要的勇气、实力和耐力，那么，运输队员除了勇气、耐力这些精神以外，还需要一种更难做到的牺牲精神。红花还需绿叶配。一个团队的合作分工中，总是有主角，有配角。当主角机会难得，当配角却能给人难得的一种磨炼。
在王勇峰们的努力之下，登顶前的路线已经全部铺好，加上天气也不错，负责登顶的李致新自感当时体力状态非常好，看起来突击顶峰没有一点儿问题了。他们当时很兴奋，策划着如何给学校发电报。
眼看快到突击营地了，李致新步话机却突然“哗啦哗啦”地响了，大本营命令他立即护送日本队员下撤。他一下蒙了，当时李致新的感觉是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从喀什坐了10天的车才到山下，又攀登了一个月，硬是把物资运输到了突击营地，这一切不就是为了登顶吗？而这个时候，顶峰就在眼前了，不足200米他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却让他下撤！对李致新来说那是一种不能用语言描述的沮丧，他心里骂日本人连累了自己，为什么不等他回来再病？4个队员要把得高山病的日本队员捆在睡袋里往山下救。这时候，突击队员往上走，他们开始捆日本队员。人还没捆好呢，已经看见队员在顶峰展旗子了。
救人李致新已经有经验了。睡袋外面罩帐篷，不能捆太紧，太紧人就勒死了，也不能太松，捆松了人就滑出来了。
过犹不及，做任何事情都讲究恰如其分。
将病人捆好以后，李致新等4人立即一起往下送，前两个人拽，后两个人拉着。往山下拖实际上是自然给氧。
在下山的路上，他们碰上了小加布和次仁多吉往上送氧气。还碰上了王勇峰，王勇峰最终也没有等到登顶的机会，他是被老队员赶下山的，老队员怕他拖了登顶队员的后腿。尽管上山的路是他一步一步跪出来的，但还是和登顶无缘。回到大本营后，王勇峰哭得昏天黑地。纳木纳尼恐怕是王勇峰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地方。大本营命令王勇峰和李致新他们4个人一起把日本队员护送到一号营地，然后原地休息。天快黑了的时候，登顶队员也撤到这里了。
第二天下午，李致新他们需要继续护送得病的日本队员撤回到大本营。登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越是在关键时刻就越是要放弃名和利，哪怕它就在眼前了。这一次他们虽然没有登顶，但收获比哪次都大，李致新认识到一个无比重要的道理：生命是最宝贵的。当那些日方队员抱着他们痛哭的时候，李致新无比强烈地意识到：生命是稍纵即逝的。任何时候，都要舍弃自己的荣誉和利益去保全他人的安全。这是登山的真正意义所在。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登山者，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
回到大本营之后，他们得到了崇高的评价：“你们没有登上自然界的高峰，但登上了中日友谊的高峰。”
在个人的功、名、利与他人的生命、和他们竞争与友谊相比，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呢？显然，一个不顾别人死活，不顾别人感受而获得功利的人，其功并不能得到名和利，因为大家不认可你。有功不一定就有名和利，弃功却往往能够意外地获得名和利。
任何登山者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援助他人。像李致新在阿尼玛卿，在纳木纳尼所遇到的一样，几乎每一次登山都会碰到。每一次援助，对自己都是一种考验。
通过这次经历，李致新意识到高山救援永远是登山的一个精神主题。
在一个团队中，讲究的是整体的安全与效率，一个不顾他人的安全和效率的个人英雄主义，是不值得推崇的，相反，这种个人功利主义对一个团队非常有害。那些明智的人，总是自觉地放弃个人的功利，遵从于团队的安全和效率，结果他们得到了认可。那些不明智的人，总是被团队的领导和其他同伴纠正，当他们走得太远时，只会会自己的自私自利付出代价。
三、“无业游民”进入了中国登山队
从1984年到1985年，李致新和王勇峰两人一起与山打了两年交道，转眼，他们将面临毕业分配。他们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山，一心想进入国家登山队。可当时的国家登山队招收正式队员有困难，他们便要求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的研究生部，以离国家登山队近些。可是没想到，由于一些阴差阳错的原因，1985年底他们到北京后，北京方面说暂时不能接收。他们俩一下傻了眼，这样就变成“无业游民”了。他们揣着自己的户口本在北京晃，而且还想过糊口的出路，李致新准备去新疆贩羊皮，他喜欢那个地方，王勇峰则想留在北京卖大碗茶。
正当他们为无法登山而万分沮丧之时，日本登山爱好者又“拉”了他们一把。1986年，日本神户大学登山队打算独立攀登中国西藏海拔7538米的库拉岗日峰，请中国登山协会联系高山协作人员。李致新和王勇峰听说后，便自告奋勇去当背夫，因为这样总算能与山亲近了。他们俩还带去3名新队员，任务是把1200公斤的物资从海拔4900米的大本营运到5800米高度，其中有的物资还要运到6200米高度。这可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如果当时他们出了事，都不知道哪个单位来收尸，因为那时他们不属于任何单位。
赖在北京不走，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同年他们被中国登山队正式招收。
只有始终靠近目标，才有机会最先实现目标。那些为了眼前利益而远离目标的人，最终会永远失去原先为自己确定的重要目标，他们的目标最终只能成为梦。而那些始终围绕目标积极行动的人，他们才可能最先抓住时机，实现目标。
能进入这个名单，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幸运。1987年，李致新和王勇峰在中国登山队是名副其实的无名小卒。毕业半年以前，他们还是混在北京的“无业游民”。
20年过去了，每次回忆起爱上登山的缘由，李致新都会说，仿佛是命运的安排。
四、什么比登顶更重要——珠穆朗玛峰
1.每颗石头、每块石板都代表着一个生命
1988年2月，李致新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脚下，望着金字塔一样的山峰，听着风吹过沙砾和呼吸的声音。他和他的同伴曹安在零下20度的条件下，守着两辆吉普车、两个帐篷还有一个水泥台子。
李致新和曹安进大本营的时候，大本营只剩下留守的教练刘大义等三个人了。吉普车是冬季队留下的，因为雪太大，开不出去了；帐篷里存着食品；水泥台子是电视转播发射塔的基座。
第二天一早，大家撤下山的时候，有人说了一句：别让风刮跑了。不知说的是东西还是这两个人。
于是，李致新认为，他必须和现曹安认真地看护这三样东西。
有些事，不需要别人明确交代。有自觉性的人，总是能够明确自己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和任务是什么。
两个小伙子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快一个月了，这个地方只有他们两个人。这种寂寞的守候只是为了等待一个伟大的开始。
这一年，李致新和王勇峰将一起参加了震惊世界的中日尼三国联合双跨珠穆朗玛峰活动，李致新在北侧，是4名登顶的中国队员中惟一的汉族队员，王勇峰作为南侧队员也上到8100米的高度。从此，他们的登山活动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海拔5150米的平坦的河谷里，1988年中日尼三国双跨珠穆朗玛峰北侧的大本营就紧靠着珠穆朗玛峰的墓地。
在这片墓地里，有二百多堆石头和石块堆积的坟墓。每颗石头或石块上都有一些字迹不太清晰的名字，那些名字是用冰镐刻上去的，有的，甚至是用石头划写上去的。
这里的每颗石头、每块石板都意味着一个悲壮的故事，这里的每颗石头、每块石板都代表着一个充满激情的生命。
这200多个登山者的亲人惟一可以和他们亲近的就是抚摩这些石块。每一年的登山季节，墓地边总会有沉默守候的人，他们望着珠穆朗玛峰，望着亲人安睡的雪山。
每天早上，向李致新和曹安问早安的就是这些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前辈。
1988年3月2日，阴历正月十五，月亮最圆的一个夜晚。李致新和曹安用心地清点了白天经过的人数，然后用空罐头盒做了一盏盏小油灯，对照着墓碑上或清晰或模糊的名字，轻轻排列在墓地前，油灯橘黄色的光芒照亮了墓碑上的名字，也照亮了他们的脸庞。
在李致新看来，这光芒指引着他前行的道路。他的心里并不知道前面的路上会有什么，不过，他还是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一定要到达8000米的高度（进了中国登山队，就得有8000米的纪录）。
早在学校，他就了解到人类在19世纪就得出了“8000米死亡线”这个概念。
60多天后，他如愿以偿地站在了世界最高峰上，打破了这个神话。
11年后，他走遍世界七大洲最高峰。
在我们的面前，充满了许多“不能”，其实，这些“不能”只是实现起来非常困难罢了，当你勇敢地挑战这些“不能”时，你发现居然能够打破那些“不能”的神话。
2.受用一生的孤独行军
1988年3月16日，李致新所在的北侧队开始了适应性行军，每个人背负10多公斤重的物资，沿着东绒布冰川艰难地向上攀登着。
试探和适应性行动非常必要，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确保稳步进展。在一项产品和服务大规模铺开之前，在和客户的谈判之初，在争取别人的合作之初，在求职应聘之初，先进行试探和适应性的行动，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一天的天气阴沉沉的，寒风夹着雪粒朝李致新他们劈头盖脸打来，本来就因缺氧而呼吸艰难，现在李致新只觉得自己的嘴已经被风和雪塞满，被噎得喘不过气。
虽然山里的景色无比地美丽、壮观，但李致新却不敢掉以轻心。沿途之上，不但有层层迭迭、排山倒海般的冰塔林——那冰蘑菇、冰芽、冰锥、冰洞、冰湖，还有剧烈活动的冰川，道路很陡，常常突然有巨石从两旁山坡上滚落下来，非常危险。前进时要十分小心，有好几处要跑步通过。有几次遇滚石袭击，因躲避及时，才幸免于难。
对不断发生的风险，只有提高敏感度，及时发现，及时反应，才能有效地避开风险。
不久李致新他们又遭到一场暴风雪的袭击，只见狂风呼啸，飞雪飘扬，不得不在大风雪中安帐扎营。呼啸着的狂风跟他们处处作对，刚扎起帐篷的一个角，就被大风掀开，于是十几个人共同合作，钉死一个角后，再钉另一个角……
在外界困难和压力超常，而内部力量又有限的情况下，只有将有效的人力资源、智能资源和其他资源集中于一点，然后，一个点一个点地突破，才能最终实现应对计划。
海拔5500米、6200米和6500米处建立起的一、二、三号营地，都是在与暴风雪搏斗的条件下建起来的。让人担心的是，暴风雪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
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故。19日上午，一号营地的五顶帐篷被一股强烈的暴风撕成了碎片；下午，三号营地也有帐篷被狂风撕碎。队员们被冻得瑟瑟发抖，连呼吸也非常困难。只好钻到其他未被撕开的帐篷内躲避暴风，好些天被困在里面动弹不得。“那风吹得人烦躁不安，简直要发狂，怒不可遏。”不少人这样回忆说。
面对发生的糟糕的情况，气愤和发狂毫无意义，保持理智、镇静和忍耐才能迎天转机。
接下来，李致新又一碰到了登山以来的第一大难题，他被困在帐篷里，却撒不出尿。世上恐怕现也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