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蹴鞠起自战国之说，首先出自刘向的《别录》。《战国策·齐策》与《史记·苏秦传》也有记述。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我国古籍中最早的关于古代蹴鞠活动的较为具体且可信的记载。因为，当时临淄居民多达7万余户，家家富足殷实，到西汉初年，居民富足之况已“巨于长安”，被称为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因此有“西有长安，东有临淄”的传统称誉。蹴鞠也是当时最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之一。古人也曾经把临淄视为蹴鞠的发源地，如《古诗笺》五言诗卷——载南朝吴均《边城将》诗有云：“临淄重蹴鞠，曲城好击刺。不要身后名，专聘眼前智。”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齐都临淄就十分盛行蹴鞠这一活动了。至于后来蹴鞠在中原一带盛行，那是因为随着西汉王朝在长安的建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蹴鞠这一深受民众喜爱的运动形式，也逐渐普及到了丝绸之路，比如，刘邦为了寻得老父亲的高兴，就把蹴鞠引入了长安一带；汉将霍去病的西征，把蹴鞠直接传播至丝绸之路。到了宋代，鞠的制造工艺较之唐代又有提高，据《蹴鞠谱》和《蹴鞠图谱》的记载：球壳从八片尖皮发展为“香皮十二”片砌成。其次，出现了更为专业化的蹴鞠书籍。宋元时代的蹴鞠专业书籍已更为多样化。现存的共有三本：一是《事林广记·戊集》，作者是南宋人陈元靓；二是汪云程编写的《蹴鞠图谱》，又名《打球仪》；三是无名氏的《蹴鞠谱》。这三本多次提到足球专业组织——圆社。到了元辽金时代，市民的蹴鞠活动亦更兴盛，而且还出现在文学和元曲作品之中。明代蹴鞠活动的社会性，有所缩小，但见于文物和史籍记载的资料，仍然不少。清代蹴鞠开始走向消亡，随着西方近代足球的传人，中国传统的蹴鞠被取代。
除文献记载之外，还可以见于汉画像砖石中有关蹴鞠的描绘。如：河南南阳出土的画像石上有一幅蹴鞠图，一个头挽高髻，身穿长袖长衫的女子单人蹋弄双鞠，边踢边舞。另一幅表现一个男子在建鼓的左侧，头和身体后倾，右膝抬起，在其鞠膝上方，姿态也呈舞蹈状，建鼓的右侧另一男子以捶击鼓，就势将球踢起。河南登封县启母西阙北面有一幅女子蹴鞠画像石。另一幅在少室阙，东阙南面，绘有三人蹴鞠的场面，其中一人跃起在空中执（踢）鞠，右边一人跪坐击鼓助兴，左边一人跪坐观看。山东腾县龙阳店出土的砖画中，表现有19名男女进行蹴鞠的各种技艺表演，其中有单人蹴鞠也有二人或多人蹴鞠。从上述图象上所展示出的蹴鞠形式，一种是姿态各异的个人技巧，颇类似踢毽球和藤球，既有争抢性又有娱乐性。另一种却是竞技对抗性的。古文献《七略》记载：“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戏以讲练士。今年事羽林无事，使得蹋鞠。”《会稽曲录》载：“上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还有唐人康骈《剧谈录》，宋人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等也均有对蹴鞠的记载。其它，还有不少诗、词和文学作品中也有对蹴鞠的描述。如，《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王维《寒食城东即事》、杜甫《清明》、仲无颜《气球赋》、王建《宫词》、关汉卿《女校尉》和《蹴鞠》、詹文同《滚弄行》、李渔《美人踢球》等。不难看出，当时的蹴鞠活动不仅是军队训练的主要项目，而且还成为普通百姓娱乐、游戏和锻炼身体的重要手段。
三、蹴鞠形成的社会层次与谱系
通过对蹴鞠由秦汉一魏晋一隋唐一宋辽金一元明清发展轨迹和文化现象的审视，不仅可以获得关于蹴鞠的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认识，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以乐论艺”。纵观古今中外，各不同娱乐、游戏和竞技活动等门类中均有“乐”的历史遗存，均有“以乐论艺”的现象存在。不同种族、文化的人们均有着重“乐”的精神传统。其次，“乐”在春秋时期已走上了某种程度上的自觉和世俗化。而蹴鞠作为中国“乐教”文化的传统中所生成的一种独特的体育体系无疑需要在其整体的关联中来动态地和完整地把握其生存规律和构成法则，特别是不能离开蹴鞠生成的文化土壤以及其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一方面，以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封建社会从秦汉到明清时代已经发展到了烂熟的程度。从维系数千年的传统思想体系到维持社会平衡的各种典章制度所构成的“上层建筑”之网笼罩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所滋生的商品经济虽历经改朝换代的战乱和传统重农抑商观念的挤压，但自宋元以来已经发展起来。伴随着商业兴盛而来的便是体育文化的繁荣。在这种历史情势下，中国蹴鞠活动真正进入了鼎盛时代，并以其体育范式的确立而盛行一时，并出现了职业蹴鞠的艺人、社团组织和瓦舍（专门的娱乐场所）等，蹴鞠活动波及全国。所以。蹴鞠与生俱来便受到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体制基础的宗族文化和新兴的工商业行会文化的双重影响，且由此构成蹴鞠活动谱系的形成体现出它与其所归属的社会“上层建筑”之间的同构性，显示出蹴鞠活动谱系所赖以生存的深厚的社会文化的土壤。体育史上，蹴鞠、击鞠、步打球、乃至捶丸，特别是由此而形成的足球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蹴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典范样式，就不只是由于它们在全国甚至国外的广泛传播和影响，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体育形态上的集大成。
蹴鞠从其最初在原始以石球狩猎开始萌芽，就已经具备了一种体育活动的基因和体式；乃至从军事训练、百戏、乐舞以及娱乐等艺术形态中吸附了丰富的表现因素之后，更是形成了一整套鞠戏活动的谱系。然后，蹴鞠的谱系不是从来如此，而是有其自身的生成发展和不断的演变。同时，也正是由于蹴鞠谱系的存在，才足以维系着蹴鞠的历史发展，在广泛的地域和长期的流传中保持着大体一致的蹴鞠风貌，并且使得蹴鞠的发展体现出一股巨大的历史惯性。
由此，以上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虽未能完全证明古代蹴鞠的起源时间和具体地点，但却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球类游戏已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都说明中国是世界上“球类游戏”起源最早的地区。这一点也得到了世界足球史专家和国际足联的认可。1975年由阿尔道舍夫·齐鲁曼所著的大型《世界足球史》（该书于1977年由日本人大竹国弘翻译成日文，当时的日本足球协会理事冈野俊一郎监修），在第一章《足球的诞生》中，作者在对此分析了古代欧洲各个地区，如古希腊、意大利、英国以及美洲地区出现的类似足球的活动形式后，明确指出：众多的资料表明，中国古代足球的出现比欧洲及美洲地区要早得多。
1985年，在中国举办的首届“柯达杯”世界少年足球锦标赛开幕式上，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先生在致辞中说：足球运动起源于这里，并且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是无可争议的。
2001年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亚洲足联举办的教练员训练班上所作的《国际足际发展史报告》中，又再一次强调：“足球发源于中国”。
2004年2月4日，国际足联副秘书长热罗姆·项帕涅在伦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虽然有不少国家都认为自己是足球运动的诞生地，但研究国际足球的历史学家有确切证据表明，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足球的起源。”他还说：“国际足联将于今年夏天亚洲杯赛期间，正式承认中国是足球运动的发源地，我们将利用这一仪式向中国足球表示我们的敬意。”
最近，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吉隆坡参加亚足联成立50周年庆典活动，接见中国代表团时再一次明确表示，经过专家考证，足球运动起源于中国。
四、中国蹴鞠对外的传播与交流
正如中国古代其他的文化艺术形式对世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样，蹴鞠这一体育运动形式同样也对世界，特别是周围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影响还是深远的。我们这里仅以日本为例做一介绍，因为日本是吸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其对中国古代蹴鞠的吸收也很有特点。
据日本学者的研究，蹴鞠是在距今1400年前，随着佛教而从中国传人的。公元8世纪付梓的《日本书纪》曾有记载：皇极纪三年（644）正月，在法兴寺的椿树下，中大兄皇子打毬时，皮革和球一同飞出，藤原廉足恰至此地，随即为皇子拾起，跪奉，于是得以亲近皇子。其时，中国正是唐太宗在位之时（贞观十八年）。一般认为，这里的“打毬”就是蹴鞠。
另外，日本古书《游庭秘抄》引《蹴鞠口传集》中还有这样的说法：“蹴鞠者，起自沧海万里之异域，遍于赤县九陌之皇城。”这里说的“沧海万里之异域”，指的是即是唐朝；而“赤县九陌之皇城”，则是指日本而言。日本的另一部古书《蹴鞠九十九个条》中则明确说道：“鞠，始于大唐。”据竹内理三等编著的《日本历史辞典》记载，630～894年间，日本共派遣唐使19次，每次100～250人，其中15次到达了中国。这些人归国后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反映出日本流行的蹴鞠活动，主要由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引入的。
之后，伴随着就蹴鞠在中国的演变和逐渐衰弱，蹴鞠活动在日本反而发展了起来。特别是到廉仓时代，被称为“蹴鞠长者”的蹴鞠爱好者后鸟羽上皇，在承元二年（1280）曾举办了一次盛大的“蹴鞠竞赛会”。据日本文献记载，这个时期，传到日本的蹴鞠活动的各种仪式和制度已经基本完善了。
此后。日本的历代天皇都喜爱蹴鞠，其中土御门、顺德、后嵯俄、后深草、龟山、后宇多、伏见、后伏见等天皇，仰慕中兴之祖后鸟羽上皇，纷纷举办蹴鞠竞赛会。之后室町时代的足利义满和义政、战国时代的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都精于蹴鞠之术。在当时的江户城内还专门设立了“鞠垣”，当时，一般的平民也在各地设立了“蹴鞠道场”，反映了蹴鞠活动的兴盛。
五、蹴鞠在其历史存在中的惰性和保守性
蹴鞠谱系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和体育规律的体现，既有着维持其体育价值及审美形态的稳定性的一面，又有着其惰性和保守性的一面。
中国的蹴鞠起源早，而历经2000余年的发展却始终未走向竞技足球运动这一形式，其原因如下：
中国封建的宗法体制，伦理文化、礼仪禁忌等历史文化传统，给中国人带来了负荷沉重的心理积淀，致使个人的生命冲动几乎在条条框框里窒息而死。于是人们努力成为温良恭谨、庄重敦厚的君子，人们努力去寻找精神平衡，成为一个把自己纳入等级秩序的人，属守中庸之道的人、缺乏个体意识的人，他们不愿意赤裸自我，而宁可保持中和形象。严格地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体育主要以一种泛体育形象存在着．它之所以没有出现浸泡着“公平”和“竞争”这一核心思想的体育观，与上述的封建体制和传统文化的束缚直接相关。在那种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的体制影响下，绝不可能出现规则统一和公平竞争以及推崇个性，以民为尊的竞技体育运动；在传统文化尊严凛然、精神平衡、不求自我的影响下，也根本不可能出现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由此可知，中国的蹴鞠为什么没有嬗变为现代足球，其根本原因是体制和文化压制的影响。
六、结语
本文主要以探究中国蹴鞠的生成、特征以至演进规律，透视其在中原地区和丝绸之路上的生存环境，关注并思考蹴鞠在中国起源，而在国外演变为足球运动的原由。其根本目的是要弄清楚中国蹴鞠发生、形成的真面貌。蹴鞠既显现出中国人的睿智，又显示出蹴鞠由于在中国封建体制和传统文化的压制下，形成了一种逆体育内涵的发展趋势，甚至还流于不正当的赌博。
中国古代的蹴鞠，今天已成为风靡全球的足球竞技运动。当前，地球上大多数人可以感性地接受足球，但不一定理解它。如果理解了它，人们就会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视角去认识足球，就自然会更带文化意味地接受它。因此，对中国蹴鞠的“古代与现代”的贯通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探索，同时也做出了文化的阐释，特别是对中国古代蹴鞠与本体、乐教、谱系、瓦舍等文化联系方面的研究，以期对于中国传统民族民间体育文化集大成的蹴鞠活动进行一番理论上的重新思考和梳理。
我们认为，一切体育，无论是原始体育、古代体育还是现代体育，都存在于时间环节中，并在其中产生效应。“现在”一头连着“过去”，一头连着“未来”。“现在”不断变成“过去”，成为“过去”的延续；同时又不断迈向“未来”、不断变成“现在”。忽略体育在时间这一文化维度中的发展递变，体育将凝固于共时性的静止状态。体育史认为，体育和诸文化因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连锁反应。体育在文化领域中，在文化氛围中演变成长。体育表层结构千变万化，但又扎根于深层结构，不断把深层的信息提取输送出来。过去、现在与未来依次递转，体育在时间的链环中流变，体现出深刻的历史内涵。在体育的特殊时空中，三维时段相互交叠、跳跃、代替，创造出奇妙的时空幻境，输送着深刻的历史反思。这也是本文对蹴鞠演变历史进行文化阐释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