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重申
（兰州理工大学）
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对身与体的修炼。《论语·述而》载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中“游于艺”对身心修持，转化来说，就具有特殊的涵义。提倡藉身体的展现来赋予生命的活力，“艺”之修习，正是一种身心整体都投入其中的“动”。如从事嬉戏的各类活动：狩猎、蹴鞠、角抵、击毬、捶丸、龙舟、拔河、秋千等等。嬉戏是指能够使人达到愉悦之心的娱乐，是人人喜爱的一种活动。嬉戏即是游戏，它伴随着文化又渗透着文化，文化在游戏氛围和游戏形态中推进，并逐步形成了一种竞争性的对立游戏，显示出输赢、胜负等概念。我国东汉许慎的《儿笛录》记载：“今按戏者，角力也”。“是故戏”，猫斗也，“相弄也。戏弄义实角力，而引申之，盖角力非真相贼害也”。这可以清晰的理解“戏”有戏谑、戏弄之义外，也有角力、相斗之义，既伤害对方之义，这与现代体育的“竞赛”之义甚相近了。
“礼乐”是我国古代祭祀与治国的主要思想，它含有宗教、伦理、政治、教育、娱乐、游戏等因素。礼乐不仅有教育和观德之功能，还有祭典场合的助兴功能。角抵也是礼乐的内容之一，并与时序节令有密切关系。《汉书》、《南齐书·礼志》、《南齐书·乐志》、《魏书·乐志》、《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礼志》、《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均有角抵之考究。然而，事实上自殷商以来，礼乐，特别是作为中国古代体育母体的“角抵”，原本就体现为一种原始的表演形态。它从原始巫术、祭祀、礼仪、乐舞中发展而来，从娱神祈福到歌功颂德、娱乐君王并进而在勾栏瓦肆里蔓衍成丰富多彩的相扑、摔跤以娱乐大众，从神巫之乐、庙堂之乐发展到世俗之乐，一直保持着一种竞技表演的特质。
汉代是佛教传人以前汉民族形成、民族精神确立的时代，也是帝国专制形成的时期。汉代文化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历史走向。汉代精神是一种“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雄浑气魄，是我们民族初步形成时期特有的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是一种崇尚阳刚之美的、大气磅礴的英雄主义精神。从文献记载、汉画像石、汉画像砖、壁画都展现出角抵、相扑、百戏、蹴鞠、击鞠等欢乐场面，人们以此来满足生理快感和身体享受，同时也表现出汉代人对角抵、相朴等竞技的炫耀，对强悍、力量的崇尚，从而构成了汉代的社会形象，也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汉代精神的真实写照。角抵、相扑之类竞技活动的现象是否重要，首先要看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被接受状态。角抵、相扑之类文化现象的发生是多元的，它未必被广大民众直接接受，但却已经渗透在社会体制和生活方式中而成为一种宽阔的发生方式，它历经数千年的长久风行，已变成一种群体生态，一种文明方式，实际上也使“角抵、相扑”这个概念上升到了更宏观、更深刻的等级。不妨说，角抵、相扑，当时发生得越普及、越长久，越被一个民族所沉溺，那么它一定是触及到了这个民族的深层心理。以这种标准来衡量，角抵、相扑之类文化让中华民族长久痴迷、长久疯狂，因此从体育意义上透露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奥秘。由此，今天对它研究的学理价值也就越高。
一、“角抵”与“相扑”的历史
“相扑”是我国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古代称之角抵犹今之摔跤。它是指古人以两人对抗，运用劲力和技巧进行较量的一种活动。从广义上讲是力的一种较量。川“相扑”最早源于古冀州的“蚩尤戏”。蚩尤是古代一个部族的首领。“述异记”称他“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不言而喻，蚩尤戏带有竞赛的色彩。到了汉代，出现了一种名叫《东海黄公》的舞蹈表演，《西京杂记》载：“秦未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魇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也有引《汉书·刑法志》的记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乐戏，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可以说，这是我国摔跤的最早文字记载。到了汉代，手搏已发展为专门的军事技能训练。《庄子·人间世》载：“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大至则多奇巧。”是对手搏理论的概括。出现了拘击、击背、侧击、疾击、过击等，似是摔与打的结合，而角力的“相僻”、“卧轮”、“摔胡”等手法技术与手搏技术有密切的联系。角抵在汉武帝时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并已成为当时的一项专门的表演和竞赛活动。《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三年（公元前107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戏于上林平乐馆。”可见，在汉武帝时，十分盛行角抵比赛，经常在京城举办大型的竞赛活动，300里内的老百姓皆来观看。两晋南北朝时，角力已成为独立的竞赛项目。在《晋书》和《江表传》中均有记载。另据《角力记》引《荆楚岁时记》说：“荆楚之人，五月间，相伴为相之戏，即相扑也。”“相扑”一词出现得较晚，见于《太平御览》引《晋书》所载：“襄城太守责功曹刘子笃曰：‘卿郡人不如颍川人相扑’。笃曰：‘相扑下技．不足以别两国优劣。’”隋唐的角抵更为兴盛，《隋书·炀帝纪》有“角抵大戏于端门街，天下奇异艺毕集，经月而罢”的记载。《隋书·柳或传》载：“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二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这均反映隋时期角抵表演和竞赛不仅规模大。而且经费开支也不小。唐代的相扑也称角抵，比赛分春秋两季举行，每年元月十日和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为角力之期。《吴兴杂录》记载：“唐七月中元节，俗好角力相扑。”唐代帝王也多好此戏。《角力记》载：“唐宝历中，敬宗御三殿，观角抵戏，一更三点方罢。穆宗即位初年，幸神策军，观角力戏，日晏方罢。”以后的文宗、僖宗等皇帝都喜欢看角抵。为此，宫中还设有专为皇帝娱乐服务的“角抵之徒”。宫中“御用”摔跤队叫“相扑朋”。唐代角抵还是军队训练和娱乐项目之一。左右神策军中多善角抵，皇帝每赴神策军观看角抵。相扑在民间盛行是在宋代，当时已出现了专门的组织，如“角抵社”、“相扑社”等，成员基本是职业摔跤手。宫廷中的相扑手称为“内等子”，由军队中选拔，属于左右军的编制。民间表演的则是“瓦市相扑手”，一般都是江湖卖艺之人。通常在集市庙会上表演。据《梦梁录》记载，南宋时在临安护国寺，每年举办一二次大规模的比赛（如打擂台），由官府组织，届时各地选手云集于此，各显其能。“膂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头赏有旗帐、银杯、彩缎、绵袄、马匹等。”辽、金、元代的角抵也极普遍。辽时册立皇后，必“呈百戏、角抵、戏马以为乐”。金国时期，朝中把优秀的角力手选为侍卫。元代把角抵列为蒙族“男儿三艺”之一，当时不仅男子擅长角力，而且女子亦擅角力。元代的史书中记载角力的史实比较多。明朝角抵已基本上是具有相当技艺、专门训练军士人才和民间摔跤手的一项体育运动，并形成了“中国式摔跤”的独特风格和专门的技巧及规则要求。明史记载：武宗时，曾令江彬等“率兵入习营阵，校骑射，或时为角抵之戏”。可见角抵是训练士兵的重要内容之一。清代称摔跤为布库或撩脚。据《归田琐记》记载，有人问什么是“布库之戏”？解释为满语中有一种运动，“谓之撩脚”。这种运动，需专门训练。清代皇帝贴身的小太监，通常要通过这类的专门训练。他们“选十余岁健童，徒手相搏，而专赌脚力，胜败以仆地为定”。清代皇帝玄烨，经常督促小内监，“习布库以为戏”。清代宫廷中有职业的摔跤手，这个专事摔跤的队伍称“善扑营”。据《啸亭杂录》记载，这些职业摔跤手，规定要从八旗的士兵中挑选。“定制选八旗勇士之精练者”。善扑营的任务，首先是在庆典活动中，进行表演，“凡大燕皆呈其技”。其次，凡边远少数民族朝见皇帝时，经常随身带有摔跤队。善扑营的摔跤手，专事与他们进行比赛。“或与外藩部角抵者，争较优劣胜者。”
善扑营比赛或进行表演，地上铺大绒毡。“脚着短靴，上身穿窄袖褡裢”。比赛的规则，“三跤两胜，倒地为败”。效力于善扑营中的摔跤手，当时称为扑户。“隶于善扑营者日扑户”。摔跤手的薪俸，是根据本人摔跤的技术水平而定，他们“有头等、二等、三等之分”，每月发给钱粮。善扑营中的扑户，除表演比赛外，主要是集中精力，切蹉摔跤的技艺。“平日于营中，练习身手，两两相搏，研究脚步”。据《清会典》记载，清代设善扑营，编制为200人。
清代的摔跤，善扑营中的扑户，均为官方举办的庆典之类，进行表演和比赛，人们称这种摔跤为“官跤”。民间的摔跤，多是集市和庙会上的艺人，人们称这种摔跤为“私跤”。据《都门琐记》记载：“杂耍诸技，皆村民为之”。村落中也有的村民以摔跤为娱乐。
除文献记载外，还有不少出土文物和石窟壁画可印证角抵、相扑盛行的事实。
陕西长安客省庄的一座战国时期墓葬中，出土一件青铜镂雕带（古代作为带钮之物），长13．8厘米，宽7．1厘米。上面镂雕两人裸着上身，下身穿长裤，互相屈体弓身扭抱一起的生动相扑场面。湖北江陵凤凰山的一座秦代墓葬中，出土一件木篦，篦背的两面都绘有漆画，其中的一面绘有两人上身赤裸，下身着短裤，腰间系长带，头上挽髻，正在进行一场相扑比赛。山东临沂金雀山9号汉墓出土一幅彩绘帛画，绘有两人相扑的场景，左侧还站在一名旁观者，好似裁判。山西晋城南社宋墓中，墓室南顶绘有一幅相扑图。生动地描绘四个相扑手，赤裸上身，下身穿短裤，脚上着靴，其中两人正在进行相扑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