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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北京之子梁思成

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曾着力研究过北京周围的古代建筑,并合着《平郊建筑杂录》一书,其中有一段精彩的表述:“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这不像是理论性的文字,简直为北京地区的古代建筑唱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赞美诗。在他们的理解中,那些饱经沧桑的亭台楼阁、寺庙塔院也有其灵魂,为昔日的繁华吟咏着缠绵悱恻的挽歌,而且是神秘的历史最可信赖的证物。

正是基于这份刻骨铭心的爱,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提出了把北京改造成新中国首都的建议:1.北京市应当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1必须阻止工业发展。因为它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1严格保持紫禁城;4在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要限制在两层到三层,在城西建造一个沿南北轴向的政府行政中心。只可惜除了保留紫禁城这一条得到采纳外,其他的都被政府否决。彭真市长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南望对梁思成说:“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梁思成大吃一惊。他不敢想像那个烟囱林立的北京城一一那对于他太陌生了,也太遗憾了。

其后,北京城的蔺貌便开始了自明清以来最大的演变。古城墙全被拆毁,除了保留南面的前门和北面的德胜门以及东南角楼--其余的城门楼子也都被夷为平地……梁思成在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多年里(他1972年逝世》,一直遗憾地关注着这一切。在当时的北京,他恐怕箅最心疼的一个人了。尤其城墙的拆毁,对于他肯定比拔牙还要痛苦但他也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文革”中他在笔记本里如此排遣自己的积郁:“在思想上我觉得整个世界在飞跃前进,我实在跟不上。奈何!奈何!”令我联想到霸王别姬时的慷慨悲歌:“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真是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啊。他曾被作为复古主义思想的典型一批再批。他只能在内心坚持自己的观点。直到今天,人们才认识到并承认他的用心良苦。

梁思成一直认为建筑是一本石头的史书,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不能否认历史,更不能切断历史:“我对北京市的城市规划正是从这个历史观的角度提出来的。对北京这个历史留下来的杰作,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它是封建社会的精华,它完整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我并不是认为北京城就不能动了,我们就不能建设了。但是首先应当有一个严密完整、有远觅的总体规划,才能行动。像龙须沟这样的地区当然必须改造5但是比如像西长安街上金代庆寿寺双塔,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拆掉?为什么不能把它保留下来作为一个街心小绿地看一看?如果效果不好再拆还不迟嘛,这就是要慎重。”只是在当时破旧立新、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中,他的声音太弱小了,很快就被推土机、起重机的喧嚣给淹没了。但这弱小的声音也是很宝贵的,历史会感激他的。真难得他能保持局外人般的清醒一也许不是清醒,而是出于对北京城的近乎狂热的。

梁思成在“文革”期间曾遭受楸斗,据说他当时胸前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白字写着打了一个大X的“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踉踉跄跄地游行。但他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建筑学家,最终还是获得了姗姗来迟的肯定。他的老友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结尾时记载:“梁思成于1972年1月9日逝世,终年七十岁。十四年后,在本来该是他八十五岁生日之际,清华大学举行了对他一生事迹的纪念会。一大批同事、学生、家属和朋友,以及一些官员参加了会。面对差不多七百名参加者,约有四十人致词颂扬他的人格和成就。这些颂词都刊载在清华大学出版社于19秘年出版的题为《梁思成八十五周年诞辰纪念文集》的白皮书中。

梁思成出身名门,他是梁启超之子。但他又是北京之子,北京忠实的儿子。他虽然对中西建筑文化了如指掌一并且曾经留学美国,但他在北京,一直喜欢住在老式的四合院里。靠近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三号的一座四合院,就是他和林徽因三十年代的旧居。4已不复存在的老城墙。当年梁思成还梦想退休后在城墙上散步呢。

林徽因原是新月派诗人,后受夫君影响,在建筑学方面也有造诣。她参加过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以及国徽的设计。1948年,女学生林洙是梁家的小客人,林徽因经常给她讲北京城的规划,谈建筑,培养了她对建筑的兴趣。林洙一直记得林徽因特意问她看了哪些北京的古建筑,最喜欢哪几处,她回答最喜欢天坛和太庙,因为天坛经过长长的神道到达仰视晴空的洁白的圜丘,真正给人以通向天堂的感觉;太庙门内的大片古松是那么宁静肃穆……说来也巧,林徽因病逝七年后,林洙成为梁思成晚年生活的最后伴侣。她一直认为广林徽因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生活的领路人。”

林徽因是1955年离开梁思成也离幵这个世界的。用美国学者史景迁的话说:“在寒风凛冽的北京,在最后一堵庞大城墙颓然倒塌之时死去的。”史景迁为《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写了“前言”:“我还看到,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车,坐卡车,甚至驾骤车跋涉于人迹罕至的泥泞之中,直至最终我们一同攀缘在中国历史大厦的梁架之间,感受着我们手指间那精巧的木工和触手即得的奇迹,以及一种可能已经永远不可复得的艺术的精微。”对于粱思成与林徽因而言,古代建筑不仅是历史大厦的梁柱,也是艺术的祭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