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名利禄都是天定的，你这辈子能赚多少钱，能做多大的官，能有多大的事业，都是天注定的。你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进德修业”。老天给你这个机会，给你这个舞台，你就要去做，但是最后会怎么样，你不要管，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呢？从现在开始，只管你该做的，你该做的就去做，不要厌倦，也不要跟别人比。至于结果怎么样，跟你没有关系，这样不是就很轻松吗？其实这么简单，你就可以过上很轻松的生活。曾国藩后来就是按这个思路做的。
他为了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以每日“进德修业”为自我考核的目标。“每日必读书数页，写日记数条，习字一篇，围棋一局，终生以为常”。他真的做到了，坚持每天读书，连打仗的时候都要读书。每天写日记，就是简简单单地记录自己今天做了什么事，有什么重要心得。从不间断，并且是真正反省，而不是只写好听的，哪里错了就写哪里错了，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就写自己哪里做得不对。他写日记也不是为了要给别人看，不是要表扬他自己的。他完全是用很实在、很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习字”就是练习书法，中国的书法其实是能让你身体好，让你修养好的，绝不是只写几个字而已。还有下围棋，也是能修身养性的。
曾国藩不仅自己提高修养修为，还不时提点他人。他对李鸿章说：“你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有军就有权，当你势力大了，搞洋务的阻力也就小了。你只有练好精兵，站稳脚跟，才能保全性命。你知道你的弱点是什么吗？”一个人就是需要有人敢跟你说这种话，要有几个敢跟你直说你缺点的朋友，否则你会永远蒙在鼓里，那是会吃亏的。他说李鸿章的缺点就是“心高气盛，做事急躁，还有点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果不改的话，将后患无穷”。像这类话，就既是帮助别人，也是帮他自己，这就是利人自救之道。
七、不慕虚名：到头来都是一场空
曾国藩又反省道：“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为了好名，希望别人说自己好。”不能安静，到处交友，为了那些虚名，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可是现在很多媒体都告诉人们要一夕暴红，多少人就为此牺牲了一切。看了曾国藩的话以后，我们都要自我反省，一夕暴红其实毫无意义。如果是正当的手段、正当的方向，那么你出名，也不用怕；如果是不正当的手段，出的名就都是坏名，那还不如不要。
一个人最怕的就是虚名，因为虚名会让你很不安，很不好过，你没有那个实力，而空有那么大的名气，就会整天提心吊胆，哪天如果被别人戳破了，你就会很难堪。人一生应该追求的是要有实在的才能、真正的本事，至于有没有名无所谓，如果抱这种态度，你就真正是“实至”，然后才会“名归”，那才是最实在，最名副其实的“名”。
因为不追求虚名，所以曾国藩能放下身段，尤其是“在上者”最在乎的面子，都可以放下，虚心向别人甚至下属请教，只求自己获得实实在在的进步。而一旦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意味着他具备了宽广的心胸，也就更能与各方人才和睦相处，并能深得人心，那么他办起事来也就会更加顺风顺水。
八、一心为公：我不是跟他合不来
1.道不同不相为谋
曾国藩刚到长沙办团练的时候，全仗罗泽南和王珍提供的一千湘勇作基础。罗泽南和王珍一开始对曾国藩都很好。什么叫“湘勇”？“湘勇”和“湘军”有什么不同？这一定要区分开来，中国人的每一个字都有它的用意。“湘勇”是湘乡那个小地方的民兵，湘乡只是湖南省的一个县，而“湘军”则是整个湖南省的民兵。因为一般发展队伍都要先从小地方开始，然后逐渐拓宽，逐渐发展壮大，曾国藩的湘军就是借助罗泽南他们提供的一千名湘勇慢慢发展起来的。
可是太平军进攻江西的时候，湖南派兵前去支援，结果战败，战死的多半都是王珍的旧部。王珍就很伤心，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人，一下死了那么多，而且他本来就自认才能出众，非常野心勃勃，所以他有很强烈的复仇心，于是他就向曾国藩请示要再练一万人，找太平军复仇。曾国藩不答应，王珍就自己回家乡招募了几千人，这时候曾国藩就好像有点翻脸不认人了，决定跟他分开，“你是你，我是我”。对于这件事情，很多人都认为曾国藩不对，“你先是利用人家，后又过河拆桥，做人怎么可以这样？”
曾国藩对此的解释是：“勉强合作，肝胆变楚越。”如果勉强合作，本来是肝胆，也会变成楚越，而楚越根本合不来。既然道不同，那就不相为谋，不如就趁早分开。他父亲后来也因为这件事给他写信，说“不可过河拆桥，你这样对人没法交代”，曾国藩就回信说：“王珍是为了复仇，我不是为复仇，我是为天下人着想。”他也知道对待英雄要忍耐，要能受委屈，要放下身段，为什么？因为越是了不起的人，越有个性，越难相处，这些他都懂。
曾国藩刚出山的时候，他去找左宗棠当幕僚，想请他帮忙。因为他知道左宗棠比较有谋略，他清楚自己对作战策略是外行，所以要找人帮忙。可是左宗棠拒绝了，反而投奔湖南巡抚骆秉章，这让曾国藩很没有面子。大家想想看，如果你要创办一家公司，请一位小学同学帮忙，结果他不干，还跑到你对面那家公司去，你天天看到他，那肯定是会很懊恼的。“你明明就是看不起我，认为跟我在一起没有前途嘛。”
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出，左宗棠的个性跟曾国藩是不太一样的，左宗棠是一个很有傲气的人。曾国藩也很讨厌左宗棠，因为左宗棠几次给他难堪，讲话也很不客气，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但是包括之后几次左宗棠得罪曾国藩，曾国藩都没有因此记恨左宗棠。他一直容忍左宗棠，不计较个人恩怨，甚至还先把左宗棠安置在自己的幕府，后来又大力推荐。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认同左宗棠的想法，而是看中了左宗棠那种坚强的意志，因为当时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他觉得“既然共同为朝廷，那我任何人都应该忍耐”。他的理由是为了国家的需要，而不计私人恩怨。试问如今有几人能做到？
所以对于王珍一事，他说：“我不是跟他合不来，我不是不能容忍他，而是我们两个人的目标不一样，不同道。”一个人如果做事只是为复仇，那他的格局就太小了。“我是为中兴，我不为复仇”，像这种话，如果只是嘴上说说，那就是欺骗。但是曾国藩非常有原则性，当断则断，这就是为公办事上的“刚”和强硬的表现。
2.自强以安邦
清朝初年大乱之后，人口减少，谋生相对容易。所以今天为什么人活得越来越辛苦，主要的原因就是人口太多。资源是有限的，机会也是有限的，想要养活那么多人就非常困难。因此朝代的兴衰，其实跟人口是有密切关系的。
清初人口少，百姓谋生容易，所以顺治、康熙、雍正年间，以及乾隆的前半期，政治良好，生活稳定。可是到了乾隆的后半期就糟糕了。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因为社会一安定，人口存活率就高，人口自然就会快速增长。而这些往往又会伴随着土地分配不均，贫富悬殊大，富人越来越奢华，穷人越来越贫穷之类的社会现象。
其实我们现在公开主张M型社会，是人类很大的不幸。真正有本事、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不应该主张人类是M型社会，而应该是中产阶级最多，这才是正常的。一个国家，中产阶级的人越多，其社会就越稳定。有钱人多，穷人多，中产阶级反而少，这样的社会是非常不稳定的社会，也是非常危险的。
“加上贪污风行，官员腐败，士风卑下，军队退化，变乱丛生，财政困难，民众不满，外来的影响不断扩大。”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太平军，清廷会拿它没有办法？很简单，因为当时涌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只要是处理涉及外国人的事务的人，都会倒霉。主要有这几个原因：一是没有经验，二是朝廷不支持，三是外国人往往有整个国家的力量在支持，所以他们非常有底气。比如英国人到中国来经商，他们就有整个政府的支持。因此当时所有的地方官，只要碰到与外国人有关的事情，都不敢碰，就是怕自己倒霉。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军才会假借基督教的名义，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照基督教的教义去做，而只是利用基督教，并不是真的诚心诚意相信上帝。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洪秀全这个人。他是广东新会人，连续考四次秀才都没有考中，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他如果考中了，而且后面做官也很顺利，那他的人生肯定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他没有考中，就会觉得很委屈，第一次没有考中他会认为倒霉。这是我们很普遍的心理，考不中就是倒霉，不是实力不够，只是倒霉，那接下来怎么办？再考。所以第一次考不中是很正常的，可是当第二次又没有考中的时候，他就开始忧郁了，这时候就有人乘虚而入，送他一本《劝世良言》，这听起来就是劝人做好事的，但是实际上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洪秀全一看，里面都是劝人做好事，说上帝如何，耶稣如何，他还是没在意，因为考试要紧。可是第三次还是没有考中，他就有点心灰意冷了，就开始做梦，梦到上帝把他召到空中说：“你是耶稣的弟弟，所以我现在赐你一把剑，你下界去除妖。”等到第四次考试失败的时候，他就称自己是耶稣的弟弟，所以他称耶稣为天兄，称上帝为天父，自命天王。
他开始宣传基督教义，但是都用自己的思想来加以曲解。他先在广西建立基地，自称天王，然后攻下金陵，即现在的南京，并在那里定都，实际上他在那里施行的是巫术统治。巫术统治其实自古以来就有，《三国演义》一开始，就有一批人开始作乱，也是假借宗教之名。
太平天国慢慢发展起来，规模声势壮大到令清廷把将其平定当作头等大事的地步。但是平定太平天国毕竟只是一种紧急措施，并不可能保证从此就长治久安。即便把他们平定了，又会有别的人起来作乱，因为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曾国藩知道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举国自强。所以除了平定太平天国之外，他又提出要自强，就是要学习西方，然后来救治中国。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日本的明治维新。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整个日本就改变了，强盛、发达、现代化了。我们现在的历史都是这样写的，但是我可以预言，将来的历史不会这样写，它会告诉你，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就开始走上命运悲惨的道路。因为他们没有曾国藩这种见地，曾国藩不提倡盲目学西方，把西方的东西完全照搬、移植过来。他一再强调，中国人的事情只能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不可以依赖别人。那时候李鸿章都是利用外国的士兵打太平天国。曾国藩一看，这样怎么行？永远依赖外力，这个国家还算个国家吗？因此他主张把外国的科技书翻译成中文。但是这一点至今我们都还没有做好。
我讲一件事情，大家好好去体会。我在“交大”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是韩国的华侨，专门跑到“交大”来读书，最后却被学校要求退学，为什么？学习成绩太差，各科都不及格，那怎么还能继续留下来呢？一般人如果接到学校的退学通知，都不会有什么话可讲，这位韩国的华侨就不一样，他不接受，他说是学校不对，不是他不对。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学生？然后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请他来陈述理由。他当时说的那番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是华裔的韩国人，我的韩文很好，中文也不错，我最差的就是英文，所以我当时要出国深造的时候没有选择欧美学校，而选择了中国，因为你们讲中文，我能听得懂，而且“交大”是个好学校，所以我就来了。可是没想到上课的时候，你们都跟我讲英文，你跟我讲韩文，我不及格我认了，你跟我讲中文，我不及格也认了，可是你偏偏跟我讲英文，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来了。”我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最后就把他留下来了。
这是事实，老实说我们如果所有科学的名词都始终沿用欧美的，一代一代这样下去，我们自己的根就很难固起来。
因此曾国藩就主张翻译，主张科学要扎根，他再三说我们学欧洲、学美国，不是要跟着它们走，而是为了学了以后用来对抗它们，这点是他与一般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主张“对内修明政事，培养以学问济世，以道德化人的人才，改造社会风气，延续伦理道德。对外模仿西方科技”。最后李鸿章继承了他的这一未了心愿。其实客观地说，李鸿章是被污名化了的。一提李鸿章，大家就会想到他把台湾割让，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实际上这是很冤枉的，因为当时他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损失减到最低了，可是所有人都骂他，最后他在众人的唾弃谩骂中惊恐孤寂地离去。其实在那个时代有很多实质上很好的人，只是因为大家对他不理解、不谅解，所以就被污名化了。
51岁的时候，曾国藩指出：“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
“时”就是时代，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把太平天国打败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打不过来，这里平定了，那里随时可能又有人起来。我们要做的最根本的事情就是自救，要自救就得去买外国的洋枪洋炮，但是只是买外国的东西，我们还是没有根，所以他主张我们要自己制造，“必须于购成之后，演习制造，使火轮船成为中外官民通行工具”。
55岁的时候他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并附设翻译局，翻译西方的很多书。轮船招商局后来得以设立，也是由于他的鼎力相助。他当时极力主张要赶快设立，因此也有很多人骂他，骂他是崇洋。我顺便说一下，崇洋媚外其实是两码事，崇洋是崇洋，媚外是媚外，我一点也不反对崇洋，全世界的人都崇洋，为什么？因为好奇，不了解，所以就总想试一试，这没什么不好，这是人的本性。如果连一点好奇心都没有，连一点崇外的心都没有，那这个人就太保守了，就很难有长进。但是千万不可以媚外，比如现在所谓的“哈日族”“哈韩族”，就有些过分，太疯狂了，很难想象他们心目中还有祖先的存在。
所以说近代中国的维新自强，曾国藩的功劳确实很大。始终记住一句话：中国不能自大，可以学习西方的科技，但是不能忘本。这三句话只有连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正确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