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省学总，他又直接去了小魏的办公室，让她在上午下班前一定尽可能地把机关的人都通知到，下午开全体大会，他要作传达报告，
小魏有些迟疑地看着他，像有什么事要说。
他说：“怎么，有困难吗？是不足太晚了？”
小魏垂下眼睛，说：“我们会想法通知。”
那时已快中午了。机关里没剩几个人。省学总没有自己的宿舍楼，各人都住得分散。要在当天把人通知全了开会，确实不容易。但小魏的迟疑并不光因为这个。陈火林则一点没有在意她的心事。布置完了，他去自己的办公室给李国贤挂电话，一是汇报，二是请示关于下午开机关全体大会的事。李国贤自然没有不同意见，说：“下午我跟医院有预约，就不参加会了，你只管开就是。”
陈火林是刚从外地参加全国各省学总的一个机关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交流会回来。参加这个会的都是各省学总的机关党委书记。他是接替高良才兼任这个职务的。这种会是由各省轮流做东，常开的。先前代表省学总来出席会议的高良才总是找靠墙的位鬣坐，同会议工作人员挤在一起，别人怎么请，他也不肯到前排去，而且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大家由此觉得这个省也无足轻重，主持人就连客气一声都觉得不必要了。
现在换了陈火林，一进会场，他就在居于会议室中心的环形桌边坐下来。这大半源于他当县长的习惯。开县长办公会，他是当然的首席。就是开县委会，他也仅次于书记。没有必要谦让谁的。开现在这样的会，他是一省的代表，一方诸侯。虽说省有大有小、有强有弱、有富有穷、有发达有落后，但省格人格是平等的，理应当仁不让。而且，恰恰因为意识到自己所在的省份不被重视，他的发言反而格外声高气壮。他是主动请求发言的。他说，任何地方的工作，都总会有自己的积极因素、有自己的别人不可替代的亮点的。他举了他自己为例，他身上就有三个全国同行第一：第一个考试录用的省学总副主席；第一个由县长升任的省学总副主席；在全国各省的学总主席、副主席中，他是最年轻的。
这三个第一确实很突出。让许多省份的同行惊讶，觉得自己省里这方面的工作很欠缺，很跟不上。陈火林又把用智力竞赛的办法激活干部思想情绪，从而达到寓教于乐做好政治思想的工作的目的，作风经验在会上作了介绍，也引起与会者的兴趣，都觉得挺新鲜挺有创意的。也就对陈火林多了几分注意。有两个记者还采访了他一下。陈火林的自我感觉颇有几分会议明星的意思。
中午在办公室匆忙吃过一个盒饭省学总没有食堂。陈火林早晚在寄住的一个外单位的招待所用膳，中午一般都让门房帮他买盒饭对付陈火林就接着准备下午的报告。下午快到开会时间，有人在外面轻轻地敲他办公室虚的门，他应了声“进来”，却没有抬头。敲门的小魏进来，看他专心致志的样子，又退了出去。
卜午传达的时候，尽管到会的人并不多，陈火林仍旧保持着高昂的激情。他说，他在那个全国性会议上的种种表现并不是为了个人出风头，而是要给省里争口气。如今是注意力经济时代。一个产业是这样，一个单位也是这样，不被注意，就只能被埋没。
陈火林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活动。初出茅庐，就旗开得胜，大长了一个一向寂寂无闻的团体的志气，无疑是一种成功。
却没有料到，会场上的反应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热烈。
陈火林开会开得太急，还来不及晓得他不在的这些日子，学总机关已经有了对他的非议。
引起议论的恰是他倡导的智力游戏。
陈火林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大家都能感觉到。学总因为不景气，大家给弄得没有心思，但也不至于不通情达理。遇到陈火林这样一个好心好意的领导，最起码的礼貌还是要讲的，不会一点不给面子。何况还指望着他给大家造福。捧场的也就不乏其人。
但猜出那个链的并非史学学会的学究，却是门房。他整天闲着没有事，多数时间在下象棋，天天面对楚河汉界。从小又在乡下听老人讲“三国”，晓得项羽死了，刘邦高兴，关羽死了，刘备伤心。有一回正下棋时他说起来，一下提醒了跟他下棋的熊志明（熊志明除了喝酒，就是经常公然坐在大门口跟门房下棋，似乎是示威死者，卒也。“羽”死，不就是羽卒，不就是“翠”嘛。
史学学会的人并不因此尴尬。几个人都不是搞汉史的。史学学会所以成立，是因为此间有位宋朝名人官声很糟。当代的他的后人做补肾丸之类发了财，想给几十代前的老祖宗翻案，愿意给学术机构提供一笔科研经费，做翻案文章。想得到这笔经费的有好几个单位，但他们的动作都不如省学总有力度一专门成立了“历史名人研究中心”，该中心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为那位企业家的先人翻案。“中心”成立时很隆重，又是新闻发布会，又是剪彩，又是酒宴，弄得沸沸扬扬。都以为省学总傍上了一尊财神。结果那位财神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倒是他的企业生产的补肾丸多了一些人晓得。翻案文章自然不可能做。“中心”成立，不但没有引进外资，反而欠了不大不小的一屁股手续费、宣传费、餐费。几个人气愤不过，砸了“中心”的牌子，改成了史学学会。
解决那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的也不是法学学会的讼师们。却是办公室的收发。他的工作性质同那个接受寄存的码头货栈的性质有些相似。黑板上的题目一出来，他当时就说：若是货主甲一个人不能取货，你货主乙又凭什么一个人来要。换了我是货栈老板，我就叫他也按合约办事，只要你能把货主甲喊来，我就能把货给你。
法学学会的人倒是很惭愧，说，我们打了多少官司，剃了多少癞痢头，要叫我们一眨眼说出这番话，也不容易。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郭新生主动向陈火林表示：他们甘愿受罚，为大家作贡献，凡获奖者的小礼品，全部在他们的账上开支。
只有那半副上联难住了人。大家哄笑熊志明不务正业，他是文学学会的翘楚，应该对对子，却去猜谜。解围的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学会的儿位青年学者。他们最近正在搞一个课题论证：省城中心原有一座很着名的庙，文革中被捣成了废墟。现在那一带已是一片商业闹市。有关部门打算在城郊新开发的旅游风景区重建这座庙，以便丰富那里的人文景观。此议既出，引起了各方面的许多议论。几位青年学者的论证就持了很坚决的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庙一旦重建，就应该建在原址，而不该有别的选择。除了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社会心理的诸多理由之外，还有一条理由是与传说不符：根据传说这座庙当初建在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有口井。建庙最后差的一根栋梁，就是从那口井里冒出来的。如果要把庙重建在别处，这口井怎么办？虽然当初是先有了井才建的庙，还是建了庙再挖的井，难考其详，但民俗也是不可忽视的。
经过对一个经济发展战略课题的严密论证，几位青年学者还真晓得了不少当地的神话传说。陈火林出的那个绝对就来自一个县文化馆收集整理的民间故事：一位得了显赫功名的书生很骄傲，口出狂言，称自己的才学天下第一，无可匹者。一个小地方的不名书生很不服气，就扮了船夫，终于候到那位衣锦还乡的书生过渡。他就在船上出了那个绝对。对方自然对不出下联，很羞惭，觉得自己名满天下，却不及一介船夫，遂收敛了自己，从此夹紧尾巴做人，终成大器。
几个青年学者奚落熊志明：对这样的文人掌故你该是专家，倒让我们占了风头，真是遗憾。
熊志明对这几位原是极不屑的。觉得他们整天就是靠帮电视台到企业“拉”了赞助在电视上红嘴白牙、唾沫四溅地大谈经济发展战略一就是把座庙的重建炒得热火朝天之类一一然后又靠了这媒体制造出来的“权威”到企业去“拉”赞助，高级乞丐而已。店然也有资格来嘲笑他，因此就很伤感，觉得真是鸾凤伏窜，鸱枭翱翔。进而就愤懑。乘着醉意把陈火林出题的那块小黑板从墙上摘下，在地上一摔八瓣。顿足骂道：“什么意思，嗯！拿我们当什么了？傻X？弱智人群？这到底是省里还是县里？”
大家起先觉得熊志明有些莫名其妙，不该把攻击的矛头对着陈火林。陈火林再怎样欠水准，毕竞是一番好心。但静下来细想想，又觉得熊志明的火发得还赶不无道理。这一类的文字游戏，逢场作戏时调剂一下气氛还可以。久天长的当一本正经地弄下去，于一个省级学术团体就有些不成体统了。仿佛是对他们这一整个高文化层的愚弄。
事实上，省学总对陈火林的接受，从一开始就是有保留的。只是图他在行政后勤工作上有所贡献，他的应有形象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那种，而不是代表省学总到处去张扬。当时在会场上就有人交头接耳：他能代表省学总吗？凭什么代表？就凭他出的那些谜语、脑筋急转弯、绝对？浅薄！“三个第一”是不错的，只是还该加上若干个第一，比方：学历第一浅，资历第一短，第一不知天高地厚，等等。
法学学会的郭新生很善于表达。报告会结束后他随着陈火林进了办公室，说：早就想找陈主席好好聊聊的，一直不凑巧，不是他自己瞎忙，就是陈主席不得空。接着就娓娓说起陈火林不在时，机关里发生的种种故事。他说得轻松随意，让人听起来不像是告密、搬弄是非、讨领导的好，像是一个有日子不见的朋友说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奇闻趣事。因为故事的主角毕竟是陈火林，末了他劝慰说：“给你说这些，你只当是听笑话。这种单位就是这个特点：坐而论道，清谈误国。历来就是站的说看的，看的说干的。没有治了。”
郭新生口齿伶俐，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有音乐感。但陈火林觉得他那些听来轻飘飘的话，句句都像锋利的刀子在切割他的神经。他脸上刚开始的微笑的表情渐渐僵住，放在桌上的手微微抖着，无论怎样也抑制不住。他想让下属看出他的不自在，一把抓起电话。
本是想找熊志明的，问问他有意见为什么不当面提，为仆么那么粗暴。却不知怎么拨通的是小魏的电话。听到小魏细声细气的声音，他才一下清醒过来，转而问：“那块小黑板呢？”
“找木工去修理了。”
“为什么要修理？”
“摔坏了。”
“怎么摔坏的？”
“……”
“这里的情况你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
“……”
小魏那边固执地沉默着。陈火林想想，暗自叹了口气，放下电话。他这样逼问小魏是没有道埋的。小魏并不是肇事者。他的本意也并不是难为小魏。恰恰相反，这些日子，他觉得在这个尚且陌生的地方，惟一值得依赖的下属，还只有这个不声不响却并非没有心计的女同志。也许就为这个，一旦有什么事想跟人商量，他头一个念头常常就是找小魏。
小魏的沉默让他冷静下来。他也的确不是没有值得检讨的地方：他的本意是给大家鼓劲，但潜意识里多少还是有自我表现的成分，他还是免不了露出在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县里当县太爷的张狂。
他应该把这个教训看作是省学总在他的试用期里给他上的第一课。
送郭新生出门之前，陈火林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情绪。他对郭新生说：“谢谢你，希望今后更多地支持我的工作。”
郭新生恭敬地倒退着，爽快回答：“那当然了，一句话。”
九
陈火林现在才意识到，初来乍到时的那番雄心，那些承诺是怎样冒失。那时候，他心里有自卑也有自负，怀了疑虑也怀了激动，总之是有一些浮躁，有一些急于求成。尽管他再三告诫自己要小心，要谨慎从事，还是抑止不住要尽快证明自己的那样一种下意识。
现实却非常冷酷。
由吴副省长亲自出面协调，省学总的基建立项很快就批准了，省财政的拨款也随即到位。但对于一个从零开始起步的兴建工程，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下面的规划、环保、征地、拆迁、道路、水电，种种环节以及掌握着所有这些环节的数不尽的主管领导、分管领导、正副处长、正副科长、正副主任科员、经办人以及任何一个拆迁户的任何一个成员，每一扇门、每一个人都口以是一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隘。每一道关隘又都可能埋伏着一连串陷阱。比方，拆迁时遇到一个“钉子”户，就要去求当地的居委会以至派出所出面做工作；他们不帮忙，或者帮忙无效，就要打官司。打官司又要去求土地和房管部门出具证明；法院又有可能不受理，或者受理了不开庭；即使判了，又可能执行不了；如果被告方打通了检察院的关节，还有可能抗诉……在这一类官司中，因为原告方总是公事公办，办不了就不办，缺乏被告的灵活手段和志在必得的决心，吃亏的或一事无成的总是原告一方。
就是说，在一整套成文的游戏规则之外，真正起作用的是与之相伴生的另一套不成文的游戏规则。后者看起来是辅助性的，却更有刚性，更有支配权。
这套贯穿始终的规则其实只有两个字，就是贿赂。几乎所有人都对它深恶痛绝，但一旦事到临头，又几乎所有人都自觉理所当然地就范。
陈火林的经历总的说是顺的。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当教师、校长、局长、县长，他在生活中几乎一直处于甲方的地位，对仰人鼻息的乙方角色，缺乏体验。县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起会来，有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政府机构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政府公职人员的腐败、渎职、贿赂公行。那时候，陈火林对这类例行的永远都是痛心疾首的抱怨其中包含的真实辛酸，并没有多少切肤之痛。作为一级政府的主要官员，他除了接受批评监督的必要诚恳一有时也难免有些委屈之外，内心深处甚至隐隐感到一种权力在握的自得一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享有这种批评的。
而今，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际上，他的地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升迁丫，官当大了，但他的社会角色却戏剧性地发生了转换。在这个高楼林立、人海茫茫、门户庞杂、庭院深深的省城，他一下子失去了先前的光彩和分量，从甲方变成了乙方，那么渺小，那么无奈。
抓省学总的基建，陈火林几乎没有一个得力的帮手。到任何部门办任何一个交涉，都只能是他亲自出马。其他人顶多只能起一个传递的作用：接电话或送报告。每一个部门，都隔三差五地要去跑一遍，盯着催一遍。不知跑了多少遍，然后再换一个部门。一切又从头开始。他孤独地跑着一场似乎永尤尽头马拉松，目的他是明确的，却水远跑不到。
陈火林跑了好一段日子才终于明白，仅有劳苦是不够的。工程设计出来，送到规划部门审批，光是在办事员那里就压了三个月。不论哪个部门，只要有一个人扣住不办，就谁也没有办法推动一扣住总有扣住的正当理由。陈火林咬咬牙，让办公室给那个办事员送了一条烟，也拖了一个星期，才总算送到分管领导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