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谢兴尧
五十年前我写过一篇《书林逸话》，刊在1942年上海《古今》杂志上，1957年张静庐编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又把它收入重印。《逸话》中概述了当时书业之盛衰变化，图书之流通聚散，书商之收集经营，藏书家之交递起伏，以及专家学者对图书价值观的衍变等等。转瞬之间不觉半个世纪过去，检视回顾这数十年间，图书的出版流通，其发展情况，今昔大异，营运经过，曲折复杂，实非片言小记所能尽者。当前事实，将来学士文人或图书专家执笔记述，以存一代信史。
我和书打交道已五十余年，平生与书的关系，可以说盛衰相伴，荣辱与共，在任何环境中，没有离开过它。但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又亲眼抛弃它，亲手焚毁它，悲伤痛惜之情，实非语言文字所能描绘。现在就我的志趣，写成随笔，从时间环境分成两段，谈藏书、抄书、读书三者，是解放以前的事情。谈焚书、买书、换书三者，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情况，概略叙述，聊抒胸怀。
关于藏书的内容，过去与现在大不相同，过去大皆注重旧刻，如宋元版本，名家批校，及孤本秘籍，价值甚高，书业人员把这些书称为“善本”。其他一般书籍，如近现代人的诗文集及笔记小说等，书商称为“用功的书”。善本书现在已不多见，偶尔出现，则归公家图书馆收藏，个人无力购存，在使用价值上亦不需要，现今所谓收藏，是指普通一般的新旧书籍，因此对于藏书的内容与性质，已根本改变，由过去的摩挲观赏，变为现在的参考使用，这是文化学术的发展进步，书由古董变为资料，由欣赏变为实用。
藏书
过去藏书家，有高低层次的分野。高级藏书家其本身即代表文化学术，学者倾注毕生精力寝馈于此。清乾嘉时学者洪亮吉（字稚存，号北江，乾隆五十五年榜眼）沉研经史，其《北江诗话》卷三论藏书家云：“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大昕、戴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注谁家，如卢文弨、翁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范氏之天一阁，吴氏之瓶花斋，徐氏之传世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黄丕烈、鲍廷博诸人是也。”洪氏将藏书家分为四类，加以论评，概括区分，在清朝中叶，这些人确实代表了一部分学术思想。
藏书家中有的是兴趣所在，为了进行研究；有的则类于玩弄古董，流为书痴，常见藏书中许多闲章，如“子子孙孙永宝之”之类。这些人确实是嗜书如命，希望永远保存家中，世人又目之为书愚，痴者主观爱好，愚者为书所迷。清人陈金诏自号古愚者，着有《观我心室杂着》（咸丰八年刻本），其《笔谈》中云：“《读书敏求记》载：赵清常殁后，于孙鬻其遗书，式康山中，白昼鬼哭，聚必有散，何所见之不达耶。”（据《藏书家考略》：赵琦美字元度，号清常道人，官刑部郎中，好藏书，尝假借善本抄写网罗而校住谁之。钱谦益称为近古所未有。）赵氏嗜书，死后子孙卖书，犹在山中痛哭；《敏求记》作者对鬼说话，讥其所见不达，然而嗜书如命者确有鬼哭精神，因为有不解的情结，遂有心理上的幻觉，似迷信而非迷信。《笔谈》又云：“纪文达公常语董曲江日，大地山河沸氏尚以为泡影，区区者复何足云。倘图书器玩，散落人间，使鉴赏家指点摩挲日，此纪晓岚故物，是亦佳话，何所恨哉。曲江日，君作是言，名心尚在，余则谓消闲遣日，不能不借此自娱，故我书无印记，砚无识铭，正如好花朗月，胜水名山，不复问为谁家物，何能刻号题名为后人作记哉，所见尤洒脱也。”
话虽如此，实际不然，许多知识分子，因为研究参考的需要，节衣缩食，不断买书。五十年来我亦未能例外，为了买书，以致生活困难，决不后悔。现在已是垂暮之年，火已烧到眉毛，每见好书，仍眼馋手痒，积习难改，永不自觉。
抄书
过去图书流传不广，一是因系木刻，印刷有限，一是交通不便，不能遍及遐迩，抄书便为知识分子的重要课业，如上文所述赵清常事，尝假借善本抄写，网罗而校注谁之。仁和许善长撰的《碧声吟馆谈麈》卷四（光绪四年刻本）《记赵捞叔》云：“余家藏有顾亭林先生《肇域志》手稿二十册。先曾祖得之粤东藩司任内，先祖爱如珍宝，藏之内室，不与群书同列。一时阮文达、孙文定、李列斋、陈恭甫诸老辈题跋盈寸。漂阳缪武烈公观察杭嘉湖时，亲诣索阅，爱不释手，亟欲借录副本。余云：奉祖训，不令出门，如观察欲抄，可倩人先来翻阅，然后付抄。观察欣然。次日，观察命门下士数人褛被而来，宿于小园中。有会稽赵叔（之谦），观察高弟子也，因得朝夕聚晤。阅数月而书成，此王子癸丑年事也。丙辰余入都洪职叔计偕来都，因得重聚。己巳（同治八年）余奉檄来江苏，谒武烈大少君芷汀观察，亟问抄本存否，观察喟然曰：庚申辛酉杭州两次失守，手稿已遗失，同归于尽矣。按《肇域志》乃顾炎武名着，向无刻本，咸丰年十一年太平军两次入杭，缪氏抄本，毁于战火。文中特悒赵叔经历，按赵之谦乃当时最着名的书画篆刻家，为一代大师，参加为缪氏抄书，名着名抄，弥足珍贵，惜未能保存下来。
30年代、40年代我曾抄录过一些书，大都是关于史地方面的孤本抄本，其中最大的一部，是清初《张青碉集》。1935年我在上海主编文史杂志《逸经》，北京老友谭其骧署名禾子寄一篇论文《从董鄂妃谈到张宸》分四期刊出，引起学术界的极大注意，因为澄清了顺治帝与董鄂妃许多传说。我回北京后，知道系东方文化委员会图书馆所藏，经过各方努力，获得借阅，此书系原抄本，共四厚册，封面上有何绍基题记，何题云：“嘉庆己卯（二十四年）夏，在龚定庵处见此书，假归，阅未竟，为魏默深取去，采入《经世文编》。知世无刻本，惟上海徐紫珊家有之，后因周芝生任上海道，始属其借抄寄都，盖逾年始至，得此书之难如此，而三君已先后作古人矣，成丰己未（九年）初春暖臾何记于烁源讲社。”
并有“道州何氏所藏图书印”。原抄本共四厚册，每册约百余页，我自己手抄第一册，余三册托人抄录，费一百余元，当时虽竭人力物力，亦不顾也。按张宸字青碉，上海人，清初着名文学家，顺治一朝宫廷文字，多出其手。盖清初史案，疑问很多，而以顺治出家与董妃行事，最为后世传说误解，对此，张集记载极详。近代史学家孟心史（森）、陈援庵（垣）两前辈，皆撰文考证，孟着《清初三大疑案考实》，陈撰《汤若望与木陈志》，虽皆援引他书，要皆以此书为根据，其有关清初史事之重要，于此可见。此书至今犹未刊印，故我所抄此集，亦可称为孤本，当时不免费事，而其效应，保存了濒于灭绝的史料文集。
读书藏书、抄书，不是作为装饰品，束之高阁，而是要坐下来慢慢地细读。
最早提倡读书的是孔子，《论语·阳货篇》：“子之武城，闻弦歇之声，夫子莞尔而笑。”孔夫子听到门人读书诵诗，就很高兴，古人云：“夜半犹闻读书声”，自来就重视读书，因为书声是代表文化。
现在读书比较简单，对于诗词，高歌吟咏，对于散文，则当众朗诵。所谓读书，实际是看书、阅读，是默记，不是出声的咏叹。
自来在学校读书，要出声朗诵，要求抑扬顿挫，音韵铿锵，科举时代以诗文取士，一些酸秀才，读书时摇头晃脑，要读出一个韵味来，读书亦有读道，不是瞎哼哼。
宋朝开始以科举取士，最讲究读道，僧人文莹撰的《玉壶清话》卷八云：
“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参大政，上（宋太宗）每试举人，多令公读试卷，沔素善读书，纵文格下者，能抑扬高下迎其辞而读之，听者无厌，经读者得高选，举子常纳卷，祝之日，得王楚望读之，幸也。若然，则善于读者，不为无助焉。”可见王沔的读卷，非同小可，关系到举子的前途。
大文学家苏东坡是最讲究读道的，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云：“昔有以诗投东坡者，朗诵之而请曰，此诗有分数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诗，七分读耳。此虽一时戏语。然涪翁所谓‘南窗读书吾伊声’，盖读书者其声正自可听耳。”东坡对客人读诗的评论，虽戏言亦是直言，正如世俗所谓：
“三分人才七分打扮”也。东坡本人读的技术如何，亦有记录，宋无名《道山清话》云：“东坡在雪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对曰，我成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党卧而闻之，明日以告。东坡大笑曰，这汉子也有鉴识。”这一段虽然是幽默讽刺，但可见东坡寒夜读书，读到高兴会心的时候，不自觉地咨嗟叹息。可以断定东坡是善于读道的，所以才有上面“三分诗七分读”的隽语。
读书当然是以本地的语言音调为准，孔夫子在武城闻弦歌之声，自然是山东口音。清人施山着的《姜露庵杂记》云：“酸楚、凄楚，皆以楚字作悲苦解，良以楚声幽怨怛侧，今湖北人读书，尚如妇人哀哭，虽诵燕飨衍乐之诗，其声亦苦。”读书犹如妇人哀哭，歌欢乐之诗亦悲，与齐鲁书声正相反。但是其声调虽苦，其情绪则颇欣然。
关于读书这门课题，后来有人把它发展提高，要求读书须有幽雅环境，吴从先《小窗自纪杂着》云：“仙人好楼居，余亦好楼居，读书宜楼，其快有五，无剥啄之惊，一快也，可远眺，二快也，无湿气侵床，三快也，木末竹颠与鸟交语，四快也，霞宿高檐，五快也。”（古今说部丛书一集）吴先生不知何许人，他希望在鸟语花香之间读书，真是雅士。今天一般人都住楼房，不知能否领会读书的快乐。又有朱熹其人撰的《北窗呓语》，对于读书更有讲究，他说：“少年读经，其功专也，中年读史，其识广也，晚年读释典，其神静也。至若最无聊时读庄列诸子，不得已时读屈宋骚经，风雨时读李杜歌行，愁苦时读宋元词曲，醉中读齐谐志怪，病中读内景黄庭，各随其宜，互得其趣，人生安有一日可废书哉。”这位朱光生不只好读书，而且有一套读书的经验理论。规范化的安排处理，不免过于机械，恐怕还是空想说而已。
总而言之，读书虽是个人的兴致、习惯问题，其内涵不只是技术，且有理论，其中颇有道理。
焚书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世则坑儒焚书。
我自30年代至60年代，无论居京旅沪，在计在蓉，经常出入书肆，搜求旧籍，日积月累，积少成多，质量上新旧都有，数量上则满坑满谷。因懒散成性，未暇整理，于是架上桌上，大小皆书，这些事物，就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抽象的财富，是研究做学问的资本，不用说，知识分子对这些是很重视、很珍贵的。
但是自50年代后期，常听到反对“厚古薄今”的言论，批评“白专道路”的意识，逐渐觉得对于这些东西应该重新估计，才好转变观点立场。思想还没有完全转过来，“文化大革命”突然开始，扫除“四旧”，急风暴雨，电闪雷鸣，雷霆万钧之力，使古圣先贤无处藏躲，平常视为所有的财富资本，一夜之间变成严重包袱，此时所要考虑的是平安，顾不得身外之物，这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头脑吓昏了，认为图书是“四旧”的罪证，只有销毁它才能安全。
那时我住平房，有街坊同住，有积极分子时来考查，只得找机会偷偷烧书。
烧书不简单，有图像的洋纸烧不着，受潮湿的书烧不着，越急越冒烟，俗话说“烧纸引鬼”是可怕的，陆续烧了三个月，其中有李卓吾的《藏书》、《焚书》都是原版，是用大价买来的，每次要烧的时候，我真舍不得，把它捡出来，拍拍土放在一边，最后想起古人说的玉石俱焚，还是狠心把它烧了。因为李卓吾好发怪论，我很喜欢他，又害怕由于他的怪论惹事，把它烧了，一方面心痛，同时也自我安慰。书刊多了，虽然不断地用星星之火燃烧，仍不能解决眠前的障碍，有一次我出去找了一位收破烂的老大爷，推着三轮车，趁院中无人，请他帮忙，说了些好话，他才答应，进门来我捆书，他约（音腰）斤，又急又累，装满一车，他看我满头满脸是汗，便说行了，劝我休息。实则我是满脸泪汗交流，这一次痛快，书价是七分钱一公斤，一共卖了八元钱。后来同书铺的老友谈起，他大叫一声，跳起多高，不啻为我洒一掬同情之泪。因为有许多书都是他们经手给我找来的。
社会上一些事情，常常是来回转，“文化大革命”时，街道上拍卖抄家衣服，陪嫁的丝缎旗袍，还没上身，到处都卖，五毛钱一件，现在大宾馆礼仪小姐穿的旗袍，要多少银子，此一时，彼一时，这且不谈。“文化大革命”中期，中华书局重印了李氏《藏书》、《焚书》并大加表扬，据说因书中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称武则天为“圣君”，称冯道为“救时贤相”等等杰出议论。我因为喜欢此书，托人买了一部，不胜感慨，提笔在书皮上写了一首诗，最后一句是“焚书焚后买焚书”。以上这些往事，现在说起来颇具戏剧性，然而在当时，确是一幕苦戏。
买书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已经两年，这时才清理知识分子的问题，千年浩劫中，我写的一包检讨被掷还，叫我自己销毁，经过烟消火灭之后，我的问题，化为乌有。一阵兴奋之后，感觉到拨乱反正，天下太平，同时获得正式退休，时间上无牵无挂，悠游岁月，经济上发还一笔冻结的工资，顿时感到宽松富裕。身净心安定之后，怎么办，干什么，于是重振旧业，还是读书，首先的问题是增补书，此时的书市，不断出现一些好书，都是抄家后流失出来的。还有东安市场、宣内大街两处中国书店，经常处理降价图书，我选购了不少，又进入了“读书乐”的环境。宋陆友仁《研北杂志》云：“刘禹锡尝谓，讨书传，最为乐事，忽得一异书，如得奇货，好求怪僻难知之籍，穷其学之浅深，皆推其自出，有所不及见者，累日寻究，至忘寝食，必得而后已，故当时士大夫多以博洽推之。”平常我们只读刘禹锡的诗，而不知他好书做学问的事。
这一时期，我尽力购进许多图书，其中颇有善本好书，惟此一时期，时间甚短，书的本身，逐渐缺乏，书价亦继续上涨，衍成近日买不起书，望书兴叹的局面。
换书跑书店成了习惯，选书买书成为嗜好，买书需要钱，书价贵了，需要更多的钱，钱是维持生活的，买书多了，势必影响生活，不能两全。褚人获《坚瓠补集》二有《贫士买书为室人所谪》云：“张无择（抡）贫士也，所得馆谷，悉以买书，每为室人之谪”，刘武城戏成《如梦令》云：“万卷百城相亚，滋味浑如食蔗，急切不逢时，时至黄金无价，休骂，休骂，浊酒没地难下。”将仅有一点薪水买书，当然会遭到妻室的反对。又清人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二：昆山徐懒云茂才买书无钱，自嘲云：“生成书癖更成贫，贾客徒劳过我频，始叹百城难坐拥，从今先要拜钱神。”读书人无钱买书是古今寒士不能解决的憾事。
近十年来，书价急剧飞涨，许多钱买不了几本书，于无法中想办法，以书易书，以古物换书，即是以木刻古书换新排字的平装本，我常用的《九朝东华录》
及《青史稿》，看后没有归架，几次搬迁，缺失很多，又因待用，由中国书店雷梦水先生选购一部《东华录》价数百元，以旧书易之，又中国书店老友郭纪森先生亦帮忙换得一些用书，文化中人互相关怀协助，其热忱可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