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闲读，读的多少便是闲书了，由于读闲书者读得自在，没有功利性目的，也没有苦读的负担，有闲则读，无闲则不读，把读书真正当成一种业余爱好。如此放开来读，慢慢便也读得满腹经纶起来，有时随手写点小文章，竟也出手不凡，不经意就为中国古代文学留下了几篇惊人之笔。在过去，闲读者多为女性，闲来无事，便请得一二私塾老师坐堂家教，读些四书五经之类的古典文章，并将此与女红一道，作为淑女或大家闺秀们必修的功课；而现今的闲读者，却是不分男女的，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有，他们通常是手边有什么书就读什么，好歹不论，武侠也罢，有空翻翻，长此以往，却也开卷有益，比不读书者多出几分书卷气和知识分子味道来，谈笑之间自是与众不同。
读书之要则余秋雨
一、尽早把阅读当作一件人生大事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平庸，那么今后要摆脱平庸就十分困难。
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
区区五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
如此好事，如果等到成年后再来匆匆弥补就有点可惜了，最好在青年时就进入。
二、要把阅读范围延伸到专业之外
阅读专业书籍当然必要，但主要是为了今后职业的需要。鲁迅说：“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读书杂谈》）生命的活力，在于它的弹性。大学时代的生命弹性，除了运动和娱乐，更重要地体现为对世界整体的自由接纳和自主反应，这当然是超越专业的。
现在很多所大学都发现了学生只沉陷于专业的弊病，开设了通识教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同样作为一门课程，即使通识教育也保留着某种难以克服的狭隘性和被动性。因此不管功课多重，时间多紧，自由的课外阅读不可缺少。
更何况，时代的发展使每门专业的内在结构和外部界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足够的整体视野，连专业都很难学好。
三、先找一些名着垫底
大学生的课外阅读，是走向精神成熟的起点，因而先要做一点垫底的工作。
垫什么样的底，就会建什么样的楼。因此尽量要把底垫得结实一点，但时间不多，要寻找一种省俭方式。最省俭的垫底方式，是选读名着。
名着因被很多人反复阅读，已成为当代社会词语的前提性素材。如果不了解名着，就会在文化沟通中产生严重障碍。名着和其他作品在文化方位上是不平等的，它们好像军事上的制高点，占领了它们，很大一片土地就不在话下了。对于专业之外的文化领地，我们没有时间去一寸一寸占领，收取几个制高点就可以了。
四、名着读不下去也可以暂时放下
即使是一位熟悉的名家很有针对性地为我们开了一份必读书目，书目里的名着也有读不下去的时候。
读不下去就放下，不要硬读。这就是非专业阅读的潇洒之处。
这么有名的着作也放下？是的，放下。因为你与它没有缘分，或许说暂时无缘。
再有针对性的书目也只考虑到了你接受的必要性，而无法考虑到你接受的可能性。所谓可能，不是指阅读能力，而是指兴奋系统，这是你的生命秘密。别人谁也不会清楚。
五、有一两个文化偶像不是坏事
在选读名着的过程中，最终会遇到几部名着、几位名家最与你情投意合。你着迷了，不仅反复阅读，而且还会寻找作者的其他着作，搜罗他们的传记，成为他们的崇拜者。我的一位朋友说，他一听到辛弃疾的名字就会脸红心跳，我在读大学时对法国作家雨果也有类似的情景。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偶像。
偶像的出现，是阅读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能够与一位世界级或国家级的文化名人魂魄与共，真是莫大的幸福。然而更深刻的问题在于：你为什么与他如此心心相印？不完全是由于他的学问、艺术和名声，因为有很多比他学问更高、艺术更精、名声更大的人物却没有在你心底产生这样强烈的感应。根本的理由也许是：你的生命与他的生命有某种同构关系，他是你精神血缘上的前辈姻亲。暗暗地认下这门亲，对你很有好处。
六、青年人应立足于个人静读
青年人读了书，喜欢互相讨论。互相讨论能构建起一种兴趣场和信息场，单独的感受流通起来了，而流通往往能够增殖。
但是总的说来，阅读是个人的事。字字句句都要由自己的心灵去默默感应，很多最重要的感受无法诉诸言表。阅读的程序主要由自己的生命线索来连接，而细若游丝的生命线索是要小心翼翼地抽理和维护的。这一切，都有可能被热闹所毁损。更何况我们还是学生，即使有点肤浅的感受也不具备向外传播的价值。在同学间高谈阔论易生意气，而一有意气就会坠入片面，肤浅变得更加肤浅。
就像看完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一个善于吸收的观众，总喜欢独个儿静静地走一会，慢慢体味着一个个镜头、一句句台词，咀嚼着艺术家埋藏其间的良苦用心，而不会像有些青年那样，还没有出电影院的门就热烈谈论开来了。在很多情况下，青年人竞争式的谈论很可能是一种耗散，面对越是精雅深致的作品越可能是这样。
七、读书卡片不宜多做
读书有一个经常被传授的方法，那就是勤奋地做读书卡片。读到自己有兴趣的观点和资料，立即抄录在卡片上，几个月之后把一大堆卡片整理一番，分门别类地存放好，以后什么时候要用，只要抽出有关的一叠，自己也就可以获得一种有论有据、旁征博引的从容。
这种方法，对于专业研究、论文写作是有用的，但不适合青年学生的课外阅读。从技术上说，课外阅读的范围较大，又不针对某个具体问题，卡片无从做起，即使做了也没有太大用处，白白浪费了许多阅读时间。如果要摘录隽语佳句，不如买一本现成的《名人名言录》放在手边。
但技术上的问题还是小事。最麻烦的是，做卡片的方法很可能以章句储藏取代了整体感受，得不偿失。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即使撷取了它的眉眼，也失去了它的灵魂。
我不主张在课外阅读中做很多卡片，却赞成写一些读书笔记，概括全书的神采和脉络，记述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种读书笔记，既在描述书，又在描述自己。每一篇都不要太长，以便对即时的感受进行提炼，把感受提炼成见识。
八、有空到书店走走
大学生的阅读资源，主要来自图书馆。但是，我希望大家有空也到书店走走。书店当然比图书馆狭小得多，但它是很有意思的文化前沿。当代人的精神劳作有什么走向？这些走向与社会走向有什么关系？又被大众接受到什么程度？解答这些疑问的最好场所是书店。
崭新的纸页，鲜亮的封面，夸张的宣传，繁忙的销售，处处让你感受到书籍文明热气腾腾的创造状态，而创造，总是给人一种愉悦的力量。这种力量对读书人是一种莫名的滋养，使你在长久的静读深思之后舒展筋骨，浑身通畅。
你可以关注一下畅销书排行榜，判断一下买书的人群，然后，也准备为自己选几本书。在书店选书与在图书馆有所不同，对于重要的书，你会反复考虑永久性拥有的必要性，于是在书架前进行了一次短短的自我拷问。你也许会较少犹豫地购买几本并不重要却有趣、可爱的新书，由此你对自己与书籍的奇异关系产生了某种疑问，这种疑问的每一个答案都让人开心。
谈读古书曹聚仁
昨接L·K·C先生来信，说我强调青年莫读古书，未知所指之古书是哪些书籍而言？何解？是否嫌它们之思想太古板？抑或落后？他又问我：年青人读何种书籍为最适合？反正是闲谈，待我慢慢说来。
我所说的古书，便是封建社会科举时代师父们所要我们读的“古书”，大体说来，便是今日台湾当局所要“复兴”的文化，属于四书五经一类的书。我所说的不要读，并不是如吴稚晖所说的，把线装书丢入茅坑三十年再说之意。而是如王国维所说的：这批腐儒们，口口声声要读的古书，乃是专家之业，让他们整理好了再说，年青人不必在这一方面枉费心力。一方面，我倒主张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眼界广了，思想成熟了，那批古书，倒不妨看看；因为这是东方的古代学术思想，可能别有会心的。换句话，就先看读者有没有消化的能力。
这个问题，过去半个世纪，我也曾讨论过好多回，真如吴稚晖所说的：“老狗教不会新把戏！”吴氏死了，台湾人士又要读古书了。我记得三十年前，在一处座谈会中，有人问我：“你说，我们该不该读四书五经？”我说：在科举时代，不读四书五经，那还了得？考不到功名，谁给你官做？谁给你饭吃？在那时期，卖稿子的事是不会有的；即算要誉墓，也得有了功名才行。到了今天，这问题就得分开来说了。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只是《礼记》中的两篇，算不得两种书。而朱子所改编的《大学》，不独陆王派不同意，即颜李派也不同意。朱熹把原来的“亲民”改为“新民”，陆王派断然否定，一直说是“在亲民”，这是一千年中未成的争论，青年们是摸不着头脑的。此其一。五经中的《周易》，自古至今，一直成为争论的课题。清代经学家，研究得颇有成果，却是没有贯串起来。焦循《易》学，独步古今，却也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底。如今懂得一点唯物辩证法，讲起易理来，或许会有新见，可是年青人懂得了吗？此其二。五经中的《尚书》，是一部古代的史料，经过了清代经学家的考证、辨伪，今古文大致有了眉目；加以近半世纪，殷墟甲骨文字与之相印证，比前人了解得多。但如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青年学生懂得了吗？我看一般文史教师，也未必通这一专门课题，此其三。其次讲到了《礼经》。礼有《周礼》、《仪礼》、《礼记》三部门。前人主今文学的读《仪礼》，主古文学的读《周礼》，争论得很久。假使有了政治学社会学的基础，读三“礼”一定有点用处。一般中学生，又何必去读呢？此其四。又其次，该说到《春秋》了。前人也不会有人读那部断栏朝报的。今文派就一直读《公羊传》，古文派就读《左氏传》；我读《左传》比较熟，但不相信，那样的传记，对现代青年会有什么用处，此其五。
《诗经》，我读得最热；除了《小戌》，我都统背过好几回，后来在大中学教国文，也教了许多篇。有几首古诗，我自信教得还不错。我曾在大夏大学讲演过“兼葭苍苍”，周氏兄弟颇为赞许，谓得诗人之情。但如《小戌》那样的诗，似乎不必读。
我有一位老友即陶行知兄，他本来名叫“知行”，即“知而后行”之意，后来他觉悟了，认为“行而后知”乃是真知识，所以叫做“行知”。他提倡乡村教育，重实践，和颜李学派颇相近。他嘲笑那些读古书的人，既是死读书，又是读死书，终于读书死，只是一种废物。这不是故意讽刺，事实正是如此。
我知道有人总以为“开卷有益”，而不知“开卷有害”的比数，跟“有益”一样的高。我年幼时，那时还是必读四书五经的时代，我们家乡有一位姓陈的乡亲，他读了一肚子的经书，有书箱之称，可是要他写文章，三四行都不成器。后来，我听说金华有一位郭秀才，他所读的古书，真多极了，他的记忆力又好，一部御批《通鉴》，从头背得烂熟。有一回，他写了一张便条向友人处去取伞，就五千多字，却不见一个伞字，朋友看了，莫名其妙。这一类笑话，到处都有。我偶翻《明斋小识》，其中记清代汪凝载故事，说他年少聪明，读书一二遍，便能成诵。因此，十三经、《汉书》都读得滚瓜烂熟。谁知他执笔写文，做了两三小时，只写得“然而”二字，老是写不下去。一时传为笑谈。可见，读了古书，并不见得比不读的好一些呢。而且，我一生的师友，许多都是负一代盛名，其中学问博通的，文章却不一定怎么高明，而文章写得好的，学问又不一定怎么博通，此中信息，也值得我们体会的。
清代那一位性灵派的文人袁枚（子才），他问过一句妙话：“你们说吟诗作文，要以古人为法，请问那些古人，又以谁为法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古人以自然为师法，我们又为什么不师法“自然”，倒去师法古人，师法那些古书呢？英国诗人波布说得更好：“我们要是永远念人家的作品，那就永远不会使人家念我们的作品了！”多念古书，对自己写作上的用处并不很多。鲁迅曾经译介了鹤见祜辅的《思想、山水、人物》，其中有一篇叫做《徒然的笃学》，说到英国博学政治家亚克敦卿的故事，这位政治家在政治上毫无成就，或许由于他过于博学的缘故。可是，他的博学，有如沙漠一般，吸尽了所有的水，却生不出一根草、一朵花来，如鹤见所说的徒然的“笃学”呢！鹤见慨然道：读书这一件事，和所谓用功，是决不相同的，这正如散步的事，不一定是休养一样；读书的真正意义是在于我们怎样地读书。我们往往将读书的意义看得过重，只要说那人喜欢读书，便当即断定那是好的，于是本人也就这样想，不再发生疑问。也不更进一步，反问那读书者是否全属徒劳了。
从这没有反省的习惯的努力中，正不知出了多少人生的悲剧……前些日子，有一位女学生，她大概在某种歌唱比赛中得了×小姐的头衔，于是到某歌厅去客串了一星期，客串终了，她刊登了一条谢宾启事，说是“××裣衽鞠躬”，这当然是一位读古书的文人的代笔。试问：穿了“迷你”衫的歌女，裣起衽来，会如何了？
四十多年前，鲁迅先生曾在广州知用中学讲演，题为《读书杂谈》。他说：
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为了应科举考试，而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也就是这一类。）我自己也是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是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
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倒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前人也何尝爱读四书五经？为了作为敲门砖，就勉强读了算了。）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地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抓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地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