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得益于1992年以来内地市场化进程的提速和香港回归热潮的推动，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迅速增加，这极大地开阔了中国电影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典型如1996年在香港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华语电影（1980-1996）学术研讨会”，便推出了论文集《三地传奇——华语电影20年》等一批学术成果。[78]海峡两岸的学术会盟，极大地弥补了在既往中国电影学术领域中所存在的诸多缺憾，历史性地突破了单纯的区域研究所必定具有的局限与偏颇，从而使得中国电影学逐步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形态。
综合中国电影学在1979～1985年和1985～1999年这两个时段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虽然建构中国电影学体系的目标在这个历史阶段尚未实现，但经过这20年的努力，已经使中国电影学的学术体系渐趋完备，整体框架初现端倪。
2.电影学的资源整合与体系完备阶段（2000～2005）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加入WTO的步伐和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进程，时代和社会都对电影学的建构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加之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和中国电影百年华诞这两次历史机遇的有力推动，以及网络普及所带来的资讯优势，中国电影学在整合既往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在2000～2005这六年里产生了质的飞跃。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已经基本确立了自身的学科体系。这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批自成体系的电影学丛书与专著出版。
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电影家协会、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们编辑、撰写的《百年中国电影研究书系》、《新世纪电影学论丛》、《电影丛书》等若干自成体系的电影学丛书或专著相继出版，[79]其中这些著作不仅充分吸纳整合了以往的学术资源，而且在体例和内容上互为补充、彼此呼应，几乎囊括了电影学的各个专业方向，并兼容了我国电影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当代成果，可谓高屋建瓴、渊博深刻。这批著作的出版，足以标志着“中国电影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已然初步完成。
其次，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
这显著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外国电影学著作仍在大量翻译出版，其中大陆从台湾引进的“电影馆”与“电影眼”两套丛书尤为引人瞩目。[80]这批译作涵盖了传统与现代电影理论、电影史、新媒体技术、大师研究、产业经济等多个领域。
（2）尹鸿等中国电影学者的著作被翻译到了国外。[81]部分外国学者也推出了若干研究中国电影的著作，例如大卫·波德威尔的《香港电影的秘密》一书，便提供了美国学者阐释香港电影的一个典型范例。[82]一些中外学者的合作成果也开始面世。[83]此外，各大高校与国外高校间在教学、访问、科研、互派留学生等方面的合作也日趋普遍。
（3）各种高层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屡有召开。例如：2005年6月先后在京沪两地召开的“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与亚洲电影：中国电影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一次颇有成效的学术交流。[84]会议分16个专题，兼顾高端探讨与应用研究两方面，围绕当代中国电影的现状、态势及个案研究等方面，从中国电影与全球电影交互影响的高度，对促进中国电影艺术与产业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劳拉·穆尔维（英）、约翰·兰特（美）、尼克·布朗（美）等国际著名电影学者在发言中均认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对世界电影的促进具有重大的意义。2005年12月，作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的“压轴大戏”，国家广电总局主办了“纪念电影百年国际论坛”，来自世界各地两百多位学者和艺术家就中国电影的产业化、世界电影的交流与合作等问题做了广泛研讨。[85]
上述各种形式的交流不仅使我国电影学研究得以及时跟踪国际电影学界的前沿动态，而且也极大地拓宽与提升了中国电影学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层次。
第三，电影学专业教育推向全国。
这突出地体现在我国高校电影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迅速增加上，截止到2005年年底，我国已有22所高校设立了电影学硕士点，还有北京电影学院等20所高校增设了博士点。此外，有关电影的课程已经在绝大多数高校得到了普及。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2005年，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电影学”成为了二级学科。这意味着电影学与历史学、文学、戏剧戏曲学等学科一样，已经成为中国人文学科的重要一脉。
3.电影学研究的双向进展阶段（2006年至今）
2006年以来，中国电影理论界在回顾总结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不断拓宽电影学研究领域，加深探讨问题的深度，使电影学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皆有所突破，这种进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是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进展。
这一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主要以两种形态出现：
(1）发表在《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和《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主流电影刊物上，利用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观察角度对中国电影史进行书写和评判的学术文章。它们努力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立论和争鸣，针对中国电影史上的众多历史时期和事件，如“左翼电影运动”、“软硬电影之争”、“十七年电影”等提出多个不同于以往的观点与看法。
林伟民在《左翼电影的现代性审美特征》一文中，将左翼电影与20世纪30年代“十里洋场”上海的时代潮流结合起来考察，阐述了左翼电影所具有的时代性和先锋性。郦苏元的《审美观照与现代眼光——刘呐鸥的电影论》、盘剑的《“电影的”电影的追求——论刘呐鸥的电影观》等文章则以现代电影观念为参照，试图跳出意识形态的桎梏重新审视20世纪30年代被左翼电影人批判为“软性电影论”的电影主张，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2006年至今，有关“十七年电影”的文章在中国电影史学研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它们所选择的研究角度也是十分新颖和广泛的。有的文章对“十七年”期间中国电影的发展进行了再探索、再反思和再评判，如：戚吟的《十七年电影再反思——兼评〈毛时代中国电影的历史、神话与记忆1949-1966〉》、吴迪的《伟大的转折点：1953年的纠偏与调整》、饶曙光的《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运动——清除好莱坞电影》、启之的《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改革思潮——五十三年前的思想论争》等；有的则探讨了外国电影对中国“十七年”电影的影响，如：洪宏的《论“十七年”中苏电影关系——“日丹诺夫主义”与“解冻”思潮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和《论“十七年”电影与欧美电影关系》、陆绍阳的《外国电影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等；有的文章则对“十七年”电影进行了类型方面的分析与探讨，如：美籍学者丘静美的《类型研究与冷战电影：简论“十七年”特务侦查片》、檀秋文的《戴着镣铐跳舞——论“十七年”反特题材与惊险样式的关系》、刘冬洋的《“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方梦璇的《“十七年”电影的爱情补充——爱情题材戏曲电影》等。
此外，以2008年改革开放30年纪念为契机，电影学界从电影体制、电影市场、观众主体等角度对中国电影史进行了梳理，从关注现实的角度书写历史，以史为鉴，对比现实，为眼下中国电影的发展提出具体的意见。[86]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血液，使其更加迎合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不过，在中国电影史研究进展中占有最醒目位置的还是围绕中国电影人进行的专题研究，在《当代电影》、《电影艺术》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电影学术杂志上都可见相关的专栏设置。如：《当代电影》杂志中的“封面人物”、“当代导演”、“大师研究”等专栏就是专为研究电影人物而设的。
纵向上讲，这一研究专题不仅包括对老一辈中国电影工作者的从影历程的论述，也包括对现当代仍然活跃在中国影坛的电影从业人员的讨论；横向上讲，这一研究专题则含纳了导演、编剧、美工、录音等全部电影创作部门以及从事电影史论研究和电影事业管理的代表人物。无疑，这一研究工作为我们具体入微地了解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提供了详尽的资料，也为从宏观上描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打下了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电影资料馆启动了“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项目，由《当代电影》杂志具体承办。和上述专题研究不同的是，这一项目的任务是对中国老一辈电影工作者进行采访与合影，以采访口述的方式记录中国电影史上的往事与历史细节。这不仅丰富了中国电影资料馆馆藏档案资料，也为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生动的珍贵史料。
(2）出版发行了大量中国电影史学的学术论著。2005年，适值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有关中国电影史的学术专著呈现出井喷式的繁荣景象。进入2006年之后，中国电影界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热情不减，仍有数量可观的中国电影史专著出版发行。除了在出版数量上所取得的成绩外，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史专著不仅继承延续了之前电影史研究和写作上的优点，还取得了新的突破。
在中国电影编年史著作方面，出版了李少白的《中国电影史》、丁亚平的《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虞吉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史纲要》，以及中国电影图史编委会编著的《中国电影图史（1905-2005）》。其中，《中国电影图史（1905-2005）》的编写方式可谓独具一格。它以每一年为独立单位，按大陆、台湾、香港的顺序分别记述三地的电影发展状况。每一部影片都收有剧照，并配以导演、编剧、摄影、主演、剧情梗概等说明信息，图文并茂。
断代史、地方史著作方面，比较重要的有：章柏青、贾磊磊合著的《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上、下）》、张冲的《1977年以来中国喜剧电影研究》、秦喜清的《欧美电影与中国早期电影（1920-1930）》、胡霁荣的《中国早期电影史（1896-1937）》、石竹青的《流年光影——香港电影：“七九新浪潮”之后》、杨金福的《上海电影百年图史（1905-2005）》、赵卫防的《香港电影史（1897-2006）》、洪卜仁的《厦门电影百年》、陈文平、蔡继福合著的《上海电影100年》、陈飞宝的《台湾电影史话》、严彦的《陪都电影专史研究》、许乐的《香港电影的文化历程（1958-2007）》等。
其中，章柏青、贾磊磊合著的《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上、下）》以建国以来直至2000年的中国电影为书写范围，采用依电影类别进行描述的方式，依次论述了时政电影、都市电影、农村电影等12个电影类别在1949-2000年的发展状况，并分别概述了香港和台湾电影的发展情况。最后，著作还从电影产业的角度对1949-2000年的中国电影进行了描述，记载了1949-2000年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的大事件和政策。这种新颖别致的研究编写方式为透视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除了以上所述的中国电影史专著外，还有一些中国电影史研究专著从更加细化的领域，更加独特、专业化的视角加入书写中国电影史的行列。如，2006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系列丛书。这套丛书共分三册，包括《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文化卷》、《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卷》和《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编剧卷》。在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历史上，这样系统详尽地总结描述中国电影编剧、制片、发行、放映等方面的历史可谓是头一遭，大大拓宽了中国电影史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又如，赵卫防的《香港电影产业流变》、杨燕、徐成兵合著的《民国时期官营电影发展史》、刘小磊的《中国早期户外地区电影业的形成（1896-1949）》等专著则对中国电影的产业发展史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再如，李道新的《中国电影史研究专题》及《中国电影史研究专题（二）》两本专著则选择以专题的形式对百年中国电影史的一些重要论题，比如民国报纸与中国电影、沦陷时期的中国电影、新时期战争电影、贺岁电影、旅游电影、“后九七”香港电影、台湾电影等进行了独到的阐述。其他比较重要的中国电影史专著还包括罗丽的《粤剧电影史》、李超的《1905-1949中国电影空间呈现》、陈晓云的《电影城市：中国电影与城市文化（1990-2007）》、吴筑清、张岱合著的《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闫凯蕾的《明星和他的时代：民国电影史新探》以及彭娇雪的《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发展简史》等。
由此可见，2006年以来，不论是微观层面上对中国电影史具体问题的研讨，还是宏观层面上总结、梳理、重构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中国电影界都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电影学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中国电影理论的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