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人对某一事物的关注程度，往往取决于对方与自身关系的密切程度。如果所选择的是一个远离公众生活的职业，那么即便影片中所表现的知识分子再委屈辛苦，恐怕也难以深切地牵动观众的情感。但“医生”这个职业却大不相同——“人有旦夕祸福”，医生几乎与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安危幸福都紧密相关，因此，医生的不幸处境也就极易引起观众的同情与共鸣。
《人到中年》颇为机巧地把主人公设定为了一名出色、隐忍的眼科医生。眼睛是人体最为敏感和重要的器官之一，而陆大夫则是一位“光明”的天使。一方面她不断让众多患者重见光明，另一方面她自己的生活和身体却每况愈下——不仅工作压力大、待遇差，甚至还要遭受贵妇人恶言冷语的中伤，最终这位医术精湛、克己奉公的医生不仅差点失去女儿，甚至连本人也因不堪重负而变成了一个垂危的病人。可以想见，有多少眼疾患者会因她的倒下而永绝于光明！推而广之，如果放任陆大夫这样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一个又一个倒下，那么整个社会将遭受多么大的伤痛？！
事实上，该片在当年确曾引起过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只要翻阅一下1982至1983年的报纸，便会看到大量相关报道。颇为有趣的是，对该片本身的评论往往只是这些文字的“引子”，而其中大部分篇幅都在或率直、或委婉地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建言献策。据说，因为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问题”，该片发行前曾在中央高层引起过不小的争论，好在得益于80年代初期思想解放的大背景，它才得以面世，并以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气势，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大讨论。值得欣慰的是，党和政府在随后几年内顺应民意，陆续出台了一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红头文件，而随着这些政策的逐步落实，知识分子的境遇也的确开始改善。1984年，当国庆大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时，知识分子方队突然自发打出横幅：“小平您好”——这一幕在当时和后来曾被人们反复提及，国内外的主流舆论认为：那是中国知识分子得到重视、心情舒畅的表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一百多年的中国电影史上，还鲜有哪部影片能像《人到中年》这样，对现实生活产生如此及时、有效的影响！显然，该片相当成功地实现了它的理性诉求，而这一效果的圆满达成，无疑与该片选择“医生”作为主人公的职业密切相关。
小结
电影艺术塑造人物、传达理念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就是为主人公设定一种恰当的职业，并将人物命运的起伏变化，与其职业生涯的沉浮荣辱结合起来，这样不仅能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真实、感人，而且还可以让观众领悟到人与传统、人与社会、人与时代的关系，从而赋予作品更加博大的人文内涵。《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人鬼情》和《人到中年》这几部影片便是这方面的杰作。
题外话：历史和现实经验都向我们表明，许多艺术手段在使用效果上都是“可逆”的。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剧烈变动，社会上的许多行业都出现了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倾向，甚至连不少政府机构、医院、学校都常常深陷于各种负面新闻之中。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电影艺术当然可以也应该有所作为！
那么，选择哪个行业作为切入点呢？无疑，“医院”或“医生”仍是首选！如果连“人命关天”的行业都出现了严重异化，那么其他行业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
事实上，现实生活的严酷程度早已远远超出了艺术创作的“想象力”。90年代以来，因医生玩忽职守而引发的“医患纠纷”可谓屡见不鲜，众多医院见利忘义，不惜以“大药方”、“天价治疗费”坑蒙患者的劣迹时常被曝光；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发生在2009年前后的“疫苗事件”——山西省医疗系统竟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利用行政手段大量销售“问题疫苗”，结果导致部分婴幼儿致残、致死，此事于2010年4月经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17]
显然，没有哪个行业比医疗行业更能直接、广泛地牵动人们的神经！为了警醒世人的诚信观念、推进全社会的职业道德建构，如果将艺术创作的焦点首先聚焦于医疗行业，无疑比表现其他行业更具影响力！
三、在情节中契入五行八作，以此渲染氛围、隐喻理念
在五行八作和三教九流的诸多行业中，有些行当因其业务性质或服务功能的特殊性，天长日久人们便赋予了它们某些褒贬不一的意义，例如：接生婆在北方一些地方常被称为“喜婆子”；再如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儿：“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指的是“车、船、店（铺）、脚（脚夫）、牙（贸易掮客）”这五个行当所从事的营生往往有欺诈行为，所以常被人诟病。又如：“当铺”原本是一种方便人们应急融资的商业金融行当，但因其在经营中常有巧取豪夺之嫌，所以在世俗观念中，当铺似乎已经演化成了一个乘人之危、大发不义之财的行当；同时，那些去典当物品的人，也往往不是被看做谋生乏术的破落户，便是被当做挥霍无度的败家子。
可见，某些行业除了它原本具有的商业功能和含义之外，有时还会在社会评价中或者在特定情境下衍生出一些“象外之意”。这些行业在“能指和所指”上的复合性、多意性，显然可以拿来为电影创作所用——把它们有机地安排在影片的空间环境中作为背景，或者融合在情节当中作为细节，这样既有益于叙事的发展，并让人物动作和画面内容更丰富，同时也有助于渲染气氛、传达寓意。
下面我们仅就几部与当铺、锔碗、打铁等行当有关的影片，作一简要论述。
1.《神女》：“当铺”在电影中的运用
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上，当铺几乎在所有影片中都是一种邪恶的象征，而且这些影片的时代背景几乎无一例外全都设定在民国时期。
众所周知，人们通常只有到了没办法的时候才不得不造访当铺，因此在影片的空间环境中设置当铺，便成为编导们渲染社会黑暗、民众疾苦的常用方法之一。《神女》便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它在运用“当铺”作为造型元素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部由吴永刚编导、拍摄于1934年的无声片，讲述了一个极为凄惨的故事：年轻的单身母亲（阮玲玉扮演）为抚养幼子，无奈之下做了“神女”（街头暗娼）。一次她在躲避警察时误闯入流氓章老大家，从此不断被他欺凌、敲诈，最终她忍无可忍，失手打死章老大，被关进了监狱……
影片既表现了神女养育儿子的无微不至，也含蓄地表现了她在夜之街头“接客”的种种情形，从中凸现了她作为母亲/妓女的双重人格，以及她对生活的顽强追求，和希望幻灭之后的绝望哀伤。这部作品在国内外饱受赞誉，被认为是中国默片的巅峰。
编导吴永刚是电影美工出身，因此他对该片空间环境的营造可谓煞费苦心。其中，对“当铺”的运用就是该片的一大亮点。
在影片中，当神女第一次站在街头等着接客时，她的后景便是一家生意兴隆的当铺。当铺旁还矗立着一个写着巨大“当”字的广告灯箱，那个醒目的“当”字多次与主人公几乎是同比例地出现在画面中。[18]这种人物与环境的配置显然是刻意为之，它于不动声色中向观众暗示：神女卖身如同那些造访当铺的人们一样，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由此不仅反映了编导对神女的同情，而且此情此景也易于激发观众的心理联想——让人似乎能够猜想到神女何以沦落至此的种种可能，因而既免去了对神女“前传”的累赘交代，也给观众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神女第二次与当铺结缘是发生在她为逃避流氓而搬家之后。此时，她想找份工作彻底摆脱皮肉生涯，但工厂的烟囱已不再冒烟、大门也关了；接着她又找到“职介所”，然而看到的却是“无保不荐”的告示；结果她只好夹着个小包袱去了“新新”当铺。[19]在这里，影片只用了她一进一出两个镜头，时间仅有10秒。进去时是一个大全景，当铺门面上方醒目地写着字号“新新”二字，在下面的大门里有一个大大的“当”字；神女由里面出来时，镜头切至当铺门口的小全景，背景便是门和那个大大的“当”字。
如果说影片首次出现当铺仅是作为“背景”，意在对神女“沦落”的原因做一种含蓄的“解释”，那么这次却试图要表明：神女虽然决意告别“过去”、走向“新生”，但社会并没有给她一条生路，她在走投无路之后“进出当铺”——这意味着她的生活将滑向更加黑暗的深渊。果然，待神女回家看到追踪而至的流氓时，她的愿望随即便化作泡影……
可见，影片对“当铺”这一空间元素的两次运用是相当独特的。第一次既渲染了整个社会民不聊生的状况，也隐喻了神女的身世；第二次既参与了叙事，也暗示了神女的前途。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写实还是写意，看上去都显得那么行云流水、贴切自如……
除《神女》之外，在《春蚕》、《桃李劫》、《都市风光》、《王先生过年》、《新旧上海》等影片中都出现过当铺，其作用和意义基本一致：或者是在影片中作为社会黑暗的“佐证”；或者是契入叙事情节当中，用以强化人物的落魄命运或渲染某种悲情氛围。总之，在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影视作品中，当铺已经约定俗成地成为了标识“社会黑暗”的一个惯用符号。
附录：关于“当铺”
当铺属于“典当行”。我国典当业大约起源于公元四世纪的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1600余年历史。典当行主要有两大类：典当铺和小押当。典当铺一般规模较大，须到衙门办理营业执照后方可当街营业。小押当规模小、数量多，主要针对穷人营业。
所谓“典当”，就是急需用钱而又手头吃紧者，以动产(首饰、衣物等)或不动产(房屋、土地等)作为抵押，向当铺换取现金的行为。当铺在收下抵押品、付出现金前，还要与“出当人”约定赎期和利息。典当是一种特殊的融资方式，多带有高利贷剥削性质，如果出当人不能按期将当物赎回，当铺即可拍卖受当物，拍卖当品收入扣除质押贷款的本金、利息和拍卖佣金后，所余的款项，有的退还当主，有的不退，作没收处理。可见，当铺既有乘人之危、高利剥削的作用，又有方便融资、为人救急的功能。
典当业因其经营性质独特，所以规矩十分森严。旧时各式典当业营业方式是：始于当，止于赎，期满而不赎，则变卖偿本。因而其业务程序分为：收当、赎当、死当三个阶段。收当是当铺经营活动的第一步；赎当是当铺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称为“走利”；死当是当铺经营活动的最后环节，称为“坐利”，当铺只有通过处理死当的方式，才有可能在贷款本息不回的情况下达到清偿目的。
典当业在收当时常用一些行话和隐语，一是为便于内部管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业务纠纷；二是为便于员工相互配合、杀价牟利。典当业的行话相当于江湖中的“切口”，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要说成“么、按、搜、臊、路、料、俏、笨、缴、勺”，而“不多”要说成“抱端”，“没有”要说成“妙以”等。
另外还有一种压低当价的惯用手段，用术语代替数字，如：旦根为一，抽工为二，末王为三，不回为四，缺丑为五，短大为六，毛根为七，入开为八，未丸为九，先千为十。
如果当户嫌价低，拿着当品正要走的时候，掌柜的必要时会过来打圆场，比如业务员说：“先千抽工”，意思是已经给到十二块了，掌柜的认为还可以再加两块，就说“先千不回”，暗示可以给当户十四块。总之，比较值钱的东西，是尽量不让当户走开的。
如果当户坚持高价，不能达成协议时，知道当户会往别家去当，照例把所当物品给当户时，就要运用一定的手段，使第二家打开一看，就知道已经去过一家。一般的办法是：如果是衣物，就把衣服袖子反叠，袖口朝下，裤子折三折；金货用试金石轻磨一下；表类将表盖微启一点，第二家一看就心里有数了，所给当价与第一家上下相差不多。显然，当商给价是有一定行规的，这样当户最后还得以低价当出。[20]
在旧时代的中国，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这里经贸发达、外来人口众多，所以是国内典当业最兴旺的城市。上海当铺在早期多为资本雄厚的徽商垄断，常开在烟馆、赌场、妓院比较集中地方，并且大都设在高大、坚固的石库门房子里，通常会在气派的门面外墙上写一个巨大的“当”字。进门后，首先是一块很大的木制屏风叫做“挡羞板”，以遮断路人视线，照顾典当人的体面。
除规模较大的当铺外，主要针对穷人的“小押当”更是遍布旧上海的街头巷尾，它们通宵营业、十分方便，但利息很高、期限也短，使押当者往往来不及筹钱赎当便被“吃掉”。“穷人穷急当东西，当得钱少付重利。到期本利还不出，没法赎回放声哭”——这就是穷人押当的写照。在《都市风光》等影片中就有“小押当”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