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菜：香菜、辣青椒、嫩芹菜嘞；这顶花的黄瓜、白花儿的藕嘞；买扁豆、西红柿、大海茄，挂了霜的大冬瓜，饶香菜韭菜嘞；买栗子味的面老倭瓜、嫩了芽的香椿嘞……
卖豌豆黄儿：哎，这小枣儿啊，没有虫儿的，栗子味的，豌豆黄儿哎，好大的块儿哎。
卖萝卜：心里美的萝卜，赛过梨嘞，剌块儿大萝卜嘞。
(2）接生行
在医院未普及前，生孩子多在家里进行，这样生产时就要请接生婆了。接生婆俗称“吉祥姥姥”。营此业者多为中老年妇女，其家门上悬挂有带红布的小木牌，上写“吉祥收洗”、“快马轻车”或“某氏收洗”等字样。产妇分娩前一月就得将接生婆请至家中“认门”，临产时再请到家中负责接生、剪脐带、包扎婴儿诸事。在认门和接生时，接生婆都要视产妇家庭状况多少收些费用。婴儿出生第三天时，产妇家还要将接生婆请回来，这时主人家已将不少的熟鸡蛋、枣儿、栗子、花生染成红色放于盘中，并置一盛有温水的大盆，接生婆先将盘中的东西放在盆里，接着抱起婴儿，边给婴儿洗着边念叨：“先洗头做五侯；后洗腰一辈总比一辈高……长流水，聪明伶俐；早儿立子（取枣和栗之谐音），连生贵子。”沐浴后将婴儿擦干包好。这时主人家让接生婆把洗盆中的鸡蛋，以及亲友们放于盆中的铜钱用手巾包走一部分以作酬劳。
(3）中药铺
中药铺是个特殊行业，抓药程序十分严格，以防差错，生客、熟客一律拦在柜台以外，所以柜台又叫“拦柜”。伙计收到药方，将药方展平，并用镇尺压好，在柜台上铺好大、小包装纸，依次用戥子按剂量抓药。一个药方可能要抓三、四服（也称三、四剂）药，每一味药都要单独包成小包儿，讲究的药铺还要在每小包药内放入一张相对应的小画片，该画片印有该味药的药名和该药的图形，为的是让顾客在煎药时再复核一遍，以防出错，画片的大小相当于半张扑克牌。用戥子称好药后，并不急于包包儿，而是要请另一位师傅，按药方依次核对，无误后点头应允方可包上这带小画片的小药包儿，小药包儿并不捆扎，而要将三剂药的小包儿合成三个大包，三个大包的尺寸和形状完全一样，每一剂药都包成平顶的金字塔形。
(4）钱庄、票号
“钱庄”又称银号，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种金融信用机构，起初以兑换不同货币为主，后逐渐转变为以存放款和汇兑等业务为主。钱庄起源于清朝初期的江南地区，到乾隆时钱庄已形成独立的行业，其业务范围比票号广泛，是清代重要的金融机构。钱庄的组织管理完全是封建制的，其主要职位有：清账、跑街、钱行、汇划、信房、客堂等，分别负责内部账目财务管理、在外招揽生意、向市场调“头寸”等职能。钱庄的盈利模式主要是吸收客户存款，再将存款放出去做生意赚大钱。据说，上海“福康钱庄”在1928年对纱、丝、面粉、油等厂放款竟达123万两白银，可见生意之大。部分钱庄在进入民国后，逐步转变成了当地银行。据统计，上海解放前夕尚有钱庄八十余家。[3]
“票号”大致兴起于清朝道光年间，咸丰时由于受太平天国战乱的影响，票号发展受挫。同治年起，票号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光绪时达到鼎盛。票号大都由经商致富的山西商人创办经营，是清代出现的一种以汇兑为主营业务的金融机构，它化解了运送现银的风险，加速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业繁荣。票号除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外，还从事茶叶等跨国商贸活动，其经营网点遍及国内商埠，甚至还辐射到了俄罗斯、朝鲜等周边国家。较著名的山西票号有：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等。辛亥革命后，由于现代银行业的兴起，未能与时俱进的票号随之衰落，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绝大多数票号已陆续倒闭或转行。
在影片《林家铺子》、《白银帝国》，电视剧《乔家大院》、《走西口》等影视作品中，对钱庄、票号均有涉及。
(5）镖局
镖局也称镖行，主要以帮人守卫或护送财物为业。古代交通不便，当人们需要长途转运大批金银财宝等贵重物品时，为安全起见，就得托镖局派镖师武装押运。清代镖局分水路、旱路两种，清末时北京的八大镖局最为著名，其中以镖师“大刀王五”所服务的“源顺”镖行名头最响。除主营押运财宝的业务外，镖局有时也受雇于赌场、妓院或豪门大户，替人保护身家。
镖局用人极为严格，任何人想入局都要先拜师习武。练好拳脚硬功、器械武艺后，还得学会马术、泅水，再掌握一套江湖暗语和规矩，最后通过人品方面的考察，才能入行当镖师。
镖师们接受任务后，先要用木箱把财物装好、上锁，再贴上封条，装进封闭的箱式马车，镖师头目通常骑马，其他人则前呼后拥围着镖车步行。镖车如果路遇盗匪，一般尽量不动武，而是按江湖义气来化解冲突，如果实在不行才拔刀相向。
在《卧虎藏龙》等影片中，对镖局各方面的情况均有所反映。
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些新兴行当和职业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原先一些常见的行业——如：修钢笔、补铁锅、卖凉开水、剃头挑子、掏粪工、翻瓦匠、流动照相、电话总机等——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早年在上海等地极为普遍的倒马桶、老虎灶、煤球店等行业也已基本消失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新兴行业大量出现，诸如：房地产、IT产业、移动通讯、保险业、汽车贸易、旅游、演艺、家庭装修、连锁店、超市、美容美发，以及娱乐（歌厅、舞厅、影楼、洗浴城、网络游戏……）等行业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适者生存是世间万物都无法违背的自然规律，行业的新陈代谢势必导致职业的推陈出新。据说，我国目前全社会每年会催生新职业达数十种之多。[4]如：时装模特、服装设计师、服装制版师；导游；家政服务员、社工、养老护理员、家教；精算师、房地产经营中介员；保险业务推销员；室内装饰设计师、足底按摩师、健身教练、美甲师、插花师、茶艺师；汽车美容装潢师；宠物医生；多媒体制作员、包装设计师、广告设计员（师）、工艺美术设计师；商务策划师、企业咨询师（生产）、采购供应师、职业指导员（师）、钻石交易员、拍卖师；移动电话维修工、物流员等。
IT行业是催生新职业的大户，诸如：网络管理员(网管)、网络版面管理员（斑竹）、程序设计员、系统管理员、数据库管理员、软件测试人员、软件项目经理、电子商务师、网页设计制作员、计算机信息产品营销师，以及与网络游戏有关的新行当等，均属此类。
行业与职业的快速兴替演变，折射出飞速变迁的社会状况。社会巨变同样赋予了传统职业新的时代要求，也加剧了社会竞争，并促进了人们就业能力的进步。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03年的统计，我国目前大约有职业1915种，其中大部分产生于近一、二十年。这些变化大大拓展了就业空间，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日益多元的机会。
三、五行八作·历史图景
尽管我们迄今仍无法断定“五行八作”这个称谓的准确来历及其历史沿革，因而也无从全面、系统地描述其发展历程，但在我国很多文献典籍中均可或多或少地查考到一些有关内容，下面我们就从中选择影响较大者略述一二。
1.宋朝的五行八作
宋朝是较早对于“行”与“作”的情形进行较为具体、全面的记载与描绘的一个朝代。在南宋时，据说“五行”特指“丝业、钱业、粮业、布业、杂货业”这五大行当；而“八作”则指：丝织、浆麻、腿带、铜器、木器、首饰、毡帽、剪锁——八类作坊。当然，这很可能只是后人附会的一种对号入座、削足适履式的“说法”而已。
众所周知，宋朝是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一个时期，世界上最早的纸质货币“交子”或“会子”便产生于那个时代。[5]透过宋代大画家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我们可以管窥到当时东京汴梁的繁荣景象，据粗略统计，在这幅名画当中所涉及的各种行业，竟有数十种之多。
无独有偶，南宋吴自牧在其所著的《梦粱录》中写道：“有名为‘团’者，如城西花团、泥路青果团、后市街柑子团、浑水闸鲞团。又有名为‘行’者，如官巷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城北鱼行、城东蟹行、姜行、菱行、北猪行、候潮门外南猪行、南土北土门菜行、坝子桥鲜鱼行、横河头布行、鸡鹅行。更有名为‘市’者，如炭桥药市、官巷花市、融和市、南坊珠子市、修义坊肉市、城北米市……其他工役之人，或名为‘作分’者，如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鈒作、裹贴作、铺翠作、裱褙作、装銮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冥器等作分。”
由此可见，南宋的商业与市场已相当发达，市面上各种行业也已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其中“团、行、市”等，似乎多为商业；而“作分”则属于小手工业作坊。
显然，宋朝的职业与行当已远不止“五行八作”了，因为在《梦粱录》中仅“作分”的种类就已多达22种；并且在同一时代的另一位作者周辉所著的《清波杂志》中，所提及的“行”也有16种之多——肉肆行、海味行、酱料行、花果行、鲜鱼行、宫粉行、成衣行、药肆行、扎作行、棺木行、故旧行、陶土行、仵作行、鼓乐行、杂耍行、皮革行。
宋朝的情况表明，所谓“五行八作”不过是人们对各行各业一种约定俗成的笼统称谓而已，在实际生活中它要丰富得多，并且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其内容也有很大差异。
2.“老北京”的五行八作
我们把20世纪中期以前的北京称为“老北京”。老北京的五行八作可谓多姿多彩，民俗专家齐如山先生曾对此作过专门研究，据他对民国年间北京各行业的不完全统计，工艺方面有447行；商业方面（包括服务性行业）为265行，总计达742行之多。[6]
其中，仅属于木工、铁工作坊的就有：桌椅匠、大车匠、轿车匠、轿子匠、马鞍子匠、寿木匠、剃头挑子匠、鞋楦子匠，约有40多行。属于皮革业的有10多行；属于制造各种器具、物品的有148行；纺织服饰业42行；做装饰品的15行；从事食品制作的54行；制作文具、装订书籍、裱画等业的29行；牙雕、雕漆、景泰蓝等特种工艺31行。还有说书、唱戏、唱大鼓、挂牌当医生的，以及宗教职业者约57行。
老北京的商业分为坐商、行商、摊贩、游动小商贩等。其中经营服饰类的46行；饮食类64行；材料类34行；百货类38行；修理旧货业33行；租赁物品业21行。其中，租赁行业多与婚丧民俗有关。如：专为娶亲服务的喜轿铺；专事出殡抬灵的杠房；还有专门搭喜棚、丧棚、凉棚的棚行；以及冥衣铺、香蜡铺、官吊作等。
就老北京的五行八作来说，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那些闻名遐迩的“老字号”了。[7]老字号的诞生与发展，源于商贸的兴盛。北京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远在3000多年前即成为周朝的封国——燕国的都城。汉唐以后成为北方军事文化重镇，并且也是经济贸易枢纽。公元1125年，金灭辽后，正式建都北京，称中都城。此后，元、明、清三朝和新中国均定都北京，使这里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明朝定都北京后，永乐年间修筑了“内城”，嘉靖年间又加筑了“外城”，基本形成了后来“老北京”的城市格局。当时，大运河航运可直达城内，水陆交通堪称四通八达，各地客商云集于此，形成了以西单、东四、鼓楼、前门为闹市的若干商贸中心。
据《明宣德实录》记载，为活跃京城商贸，曾从南京动迁2.7万商户，于前门、鼓楼等地“招商居货”、建店置铺，使各地商货于京产销。如今的苏州胡同、镇江胡同、陕西巷、山西街等，这些自明初至今未改的地名，便是这些历史行为的印证。
随着市场商贸的兴盛，当时一些店铺的“字号”也随之产生。据传，由明宰相严嵩写匾牌的“鹤年堂”药店、“六必居”酱菜园已有近500年历史，至今仍存。清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北京的商贸经济发展到鼎盛时期，如今驰名中外的老字号——“同仁堂”、“马聚源”（帽店）、“荣宝斋”及“湖广会馆大戏楼”等，均在那一时期声名渐著，且数百年不衰。800多年特有的帝都经济中心的优势，使众多老字号以得天独厚的地利优势，成为全国著名老字号最多的聚集地。下面我们选择几家略加介绍。
“全聚德”前门烤鸭店始建于1864年（清同治三年），迄今已有135年历史，以经营传统的“挂炉烤鸭”而蜚声海内外。传说，当年在前门有一家“德聚全”干鲜果铺濒于倒闭，以贩卖活鸡鸭为业的杨全仁买下该店，将旧字号颠倒过来，立新字号为“全聚德”，并特聘名厨掌炉，将宫廷御膳“挂炉烤鸭”引入了民间。“全聚德”烤鸭外形美观，丰盈饱满；颜色鲜艳，色呈枣红；皮脆肉嫩，鲜美酥香；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有“京师美馔，莫妙于鸭”之说。传统风味菜“全鸭席”、“鸭珍系列”及百余种创新特色菜也深受欢迎，因此“全聚德”素有“天下第一楼”的美誉，接待过许多国内外贵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