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渡江战役的胜利早在粟裕预想之中，战前他就认为渡江并不困难，他当时所关注的重点也已经不是强渡长江，而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攻下南京。
粟裕的这一想法似乎有些超前，按照一般思路，渡过长江后应先稳住阵脚，然后再逐步拓展，哪有这么快就要一揽子收全的。
做出这一决断，自有道理，因为粟裕抓住了汤恩伯布防上的一个致命弱点。
淮海战役是一次关乎国共命运的大决战。到战役末期，蒋介石已全无取胜的信心，整天都充满着悲观失望和焦灼不安的情绪。
他和大儿子蒋经国一起观看影片《文天祥》，看完之后便默然呆坐，在整整3个小时的时间里，几乎一句话都不说。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就像是南唐后主李煜所写诗词的情景再现：“无言独上西楼……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1949年1月21日，处于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迫通电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行其职务，李、白的新桂系终于得到了一次上台执政的机会。
南京政府一边和共产党进行和谈，一边加紧修建和巩固长江防线。京沪警备司令部被扩大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汤恩伯出任京沪杭警备司令，与驻武汉的白崇禧共同负责长江防御。
国民党军中有不少人认为，凭借长江天险，加上占优势的海、空军，足以一守，“曹操、符坚都渡不过来，何况共产党，除非他们是天兵天将”。
熟知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也估计到了渡江作战的困难，他说：“长江不是个阴沟，而是阳沟，过长江不容易。”
对突破长江防线，当时的解放军决策层内，也有许多人缺乏信心，当然这里面并不包括粟裕。
自新四军时期开始，粟裕先后三渡长江，有着丰富的渡江经验。在他看来，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防线，过去敌强我弱都可以偷渡，现在力量强大，还有什么可怕的。
指挥淮海战役时，粟裕一度非常紧张，到了渡江作战，他已经一身轻松：“国民党的江防算不了什么，我们的火力已经超过并压倒了敌人！”
当然，细化到具体战术和部署，又来不得半点马虎。
陆军变水军
淮海战役结束后，虽然国民党军已抛弃淮河防线，退守长江，但为避免粮食供应困难，华野、中野都没有立即开往江边，而是先开赴徐州和海州进行休整，并分别进行改编，华野改称三野，中野改称二野，野战军下设兵团。
自1949年1月中旬起，三野举兵南下，越过淮河。解放军官兵大多是北方人，不习于水，渡河时，必须经过跳板，有些人不敢抬腿迈步，上了船之后更是连站都站不住，看见水就要头晕。
好在国民党军在淮河已经撤防，尽管有些狼狈，但并无危险。
过了淮河，南北差距变得更为明显。南方多雨，而且一下就是一周，路上坑坑洼洼，不像北方那样干燥易行，同时这里水田多，路径窄，步兵们行军时一跌一滑，弄得浑身上下跟个泥球一样，炮兵更是举步维艰，有时遇到田埂，实在难行，就只好几十个人抬着大炮走。
行军途中，没见过长江的都在猜测长江究竟什么样。有人说，长江比大海还要宽阔，并且绘声绘色地说了一段“衔枝渡江”的故事：鸟儿要从北岸去南岸，嘴里得衔一根小枝条，在江上飞一阵，累了，就落在江面，把枝条放在水上，站在枝条上休息一阵，然后衔起枝条再飞，如是者三，不知道要像这样歇多少次，才能到达彼岸。
大家听得瞠目结舌。还有人说，在江南的地面上，随便一伸手都能摸到比碗口还粗的长蛇，蚊子则有蟑螂那么大，“一只重半斤”……
还没到江边，许多北方战士已经心生惧意，感到南方不如北方，长江和江南实在讨厌。
历史上的曹操、符坚所率，都是北方部队，他们没有能够渡江成功，也确实与北方部队不惯水战有关。
粟裕所要做的，就是在渡江准备中把北方人变成南方人，把陆军变成水军，把浩浩长江变成阳关大道。
1949年3月间，三野在巢湖进行了模拟训练。成群结队的解放军来到湖边，专门练上船下船，下船上船。满载官兵的船只先划出去，没多远再划回来，每天进行演练。
人如此，武器也一样，枪炮被装上各式各样的木船，然后就是搬上搬下，上帆下帆，摇船撑船。
沿岸老百姓围着看热闹，觉得这些解放军是不是疯了，因为所做的事在他们看来，简直毫无意义，他们不知道，正是通过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重复演练，几十万北方兵不仅学会了在跳板上飞奔来去，在船上“站如松，坐如钟”，还知道100吨重的木船上应该放什么武器；200吨重的木船又该放什么武器。
基本的东西掌握之后，三野专门安排两个师做测验。测验的结果，一个师用一个小时就渡过了湖面，巢湖湖面比长江还要宽好多倍，这用事实证明，渡过长江远没有传说中“衔枝渡江”那么玄，真的强渡长江，也不过几分钟的事。问题是，同样是巢湖湖面，另一个师却用了3天3夜，最后连自己的部队都无法集结起来。
检查原因，第一个师在渡淮之后便意识到了水是个大问题，因此从师长起就放下姿态，亲自去拜访当地有经验的水手，前前后后请了几百人来军营吃饭讨教。这些人下到基层连队，给战士们讲授驾船、风向、水性的道理，随后又带着队伍天天到水上进行练习。
要说练，两个师都练了，但第二个师显然没有友军练得那么认真仔细，失败也并不奇怪。
第一个师的经验被树为全军模范，在整个三野进行推广。水上练习蔚然成风，官兵们不光是练习上船下船，还要练习自己划船和游泳。
初春的江北冷雨绵绵，寒风彻骨，裹着棉袄的老乡站在岸边，看着解放军战士个个只穿一条短裤，在冰冷的湖水中扑腾，不由得啧啧称奇。通过这种方式，三野每个兵团都得以挑选和训练出一两千名解放军水手，加上动员的近万名船工，以足够渡江所需。
至1949年4月初，三野共收集到各种类型的木船8000余只，又自制了一部分汽船以及运送辎重的竹筏和木排。
飞渡长江的翅膀有了，接下来就是寻找飞渡的路径。从巢湖到长江有一些河流，但这些河流或者流量不够，或者流向不对，三野便自己动手挖通向长江的小运河。
小运河和长江仍存在着水位差异，长江水位高了，船会被打回湖里；反之，船冲出去太快，又很危险。
要控制水位，就得筑坝，使之达到平衡。有时水位高低太悬殊，就得靠解放军水手们把船抬起来，从陆地翻过坝送到长江。
敌军有火力监视，三野听取当地有经验水手的建议，在江堤上部署炮兵进行掩护，船只不直接入江，而是从江堤下面打洞，打开几层洞之后，使船只从洞里入江。
所有这些事情，都像淮海战役中的对壕作业那样，必须晚上才能进行。到4月10日，整套流程全部完成，解放军的演习地点也由巢湖移向长江。
等到正式下令渡江，三野已经完全适应了水战方式，长江变得和北方的公路差不多了。
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黄昏后，解放军开始拖船翻坝，进入长江，并按照预定部署发起渡江作战。
过去粟裕渡江都是采取出其不意、避实击虚的偷渡方式，但这一次形势大为不同，国民党部队残弱不堪，避实击虚已经没有必要，直接实行公开的、正面强渡便可以，这叫以实击实。
渡江部队分为3个集团，当天晚上8点，谭震林的中集团首先横渡长江。第二天，粟裕直接指挥的东集团、刘伯承西集团也先后实施强渡。江上出现了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壮观场面。
大胆精细，是解放军渡江作战的主要特点。由于采取的是突袭方式，解放军一直渡到江心都没有被守军发现，直到离南岸只有二三百米时，对方才惊觉开火。
随着照明弹接二连三升起，江面被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守军炮火连天，炮弹在江上掀起高高的水柱。解放军先头部队的船只在驶近江岸时，均遭到火力的严密封锁。大船上虽然装有火炮，但照例都不能开炮，因为一开炮，由于后坐力的原因，船就会向后退一截。
有些船只被打翻了，还有的船只中弹后失去了前行能力，在江面上一个劲儿地打转转，船上的官兵便借助于救生圈强行登陆。
在渡江部队中，真正的救生圈当然极少极少，不过他们事先制作了大量的“仿品”。
一种是三角板。这是一种三角形木板，中间是空的，套在肋下像一面枷。还有一种是稻草圈，用12斤稻草扎成，靠着它就可以浮着游起来。
解放军靠岸登陆后，便迅速抢占滩头阵地，虽是背水而战，却斗志高昂，有进无退，相反，国民党守军士气低迷，看到大批解放军冲上来，吓得心惊胆战，一打就退。
与此同时，在地下党的组织和策动下，江阴要塞炮兵发动起义，生俘要塞司令，起义之后，炮兵立即掉转炮口支援解放军渡江。
通过报话机，解放军可以听到国民党步兵在大骂要塞炮兵：你们不打“共军”，怎么反朝我们开炮，连联络的电话线杆都被你们给打断了……
国民党第二舰队一部在南京附近起义，一部在镇江投诚，其余的舰艇逃往上海，国民党部署在长江上的舰队没有在阻击上起到什么作用，却为华东海军的成立献上了一份厚厚的见面礼。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渡江三集团全部强渡成功，千里江防土崩瓦解。
渡江战役的胜利早在粟裕预想之中，战前他就认为渡江并不困难，他当时所关注的重点也已经不是强渡长江，而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攻下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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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的这一想法似乎有些超前，按照一般思路，渡过长江后应先稳住阵脚，然后再逐步拓展，哪有这么快就要一揽子收全的。
做出这一决断，自有道理，因为粟裕抓住了汤恩伯布防上的一个致命弱点：第一线兵力单薄，纵深空虚。
汤恩伯不是愿意露出这一破绽，而是不得不如此。就指挥能力而言，“汤司令”毫无疑问属于国民党军的一流战将，但一个战将，光会指挥还不行，如果他手上没有具备较强战斗力的兵团，再怎么高明的指挥或者战略战术，都是白瞎。
抗战时期，汤恩伯能让冈村宁次都惧其三分，缘于他的基本部队本身就很能打。在全盛时期，汤恩伯曾辖有3个集团军，不过解放战争开始后，这些部队已分散各地，最后也都没逃过被解放军逐一歼灭的命运。
奉命防守上海时，“汤司令”实际上是个光杆司令，原先率领的部队都不在手上，因此此汤集团非彼汤集团，而且临时归属汤恩伯指挥的40多万人马，也根本不是淮海战场上40多万的概念，大部分都是被解放军歼灭后临时拼凑起来的“鱼腩部队”。
汤恩伯要守的区域，从湖口到上海，有800公里，在如此广大的区域范围内，一块大饼怎么摊都是薄，何况这块大饼本身就没什么料。
无奈之下，汤恩伯只能将布防重点设于南京、上海之间。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上海是经济大都市，汤恩伯都不会轻易舍弃，但粟裕可以利用他布防上的弱点，长驱直入，争取从背后先一步截断宁沪铁路。
只要控制住宁沪铁路，取南京便如探囊取物一般。就军事地理而言，这也是南京城天生就存在的缺陷，也就是说，南京并不是一座适于固守的城池。历史上进攻南京，也都无须直接攻打，只要从陆路一包抄，它就变成了死城。
粟裕亲自指挥东集团从芜湖至江阴段强渡，就是要对南京实施远距离包围。按照这一意图，他不愁渡江不能成功，只怕渡江之后进展不够迅速。
说句实话，没有江阴起义，东集团也能成功渡江，但有了江阴起义，为粟裕截断南京至上海的通道争取了1~2天的宝贵时间。
为此，粟裕曾特地到江阴要塞视察，并接见了组织起义的地下党员，对他们说：“你们立了大功！”
粟裕预计得不错。解放军登陆后，虽然有对付汤集团反击的准备，但汤集团的反击只能被称为“不是反击的反击”，跟三野在江北打仗时的情形大相径庭，其战斗力非常之弱，可以用士无斗志、不堪一击来形容。
东集团前卫部队于4月21日拂晓前上的岸，当天上午10点左右就插到了宁沪铁路附近。
得知粟裕截断了宁沪铁路，汤恩伯大惊失色，急忙下令总退却。1949年4月23日，三野进占南京，不费一枪一弹就控制了总统府。
解放南京的意义不同凡响，粟裕说：“我们不仅在军事上过了江，而且在政治上过了江。”
渡江战役的胜利以及占领南京，都比毛泽东预想中要顺利和快得多，当消息传到北京，他兴奋异常，泼墨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在设想渡江这步棋时，粟裕就准备好了第二步、第三步，攻占南京只是第二步，他还有第三步。
第三步是预计汤集团会全线溃退，一片混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东集团要继续向纵深突进，中集团也要迅猛东进，实行东西对进，以围歼逃敌。
东集团一路未遇强敌，西集团方面的报告也是“守敌抵抗甚微”，粟裕判断，汤集团已成溃乱之相，西集团应加快向东挺进的速度，但这时总前委发来电令，要求“稳扎稳打，防止轻敌乱碰”。
按照总前委的指示，西集团要从4月26日，也就是占领南京3天后再继续向东挺进。显然，这一部署与粟裕所想大不相同。
粟裕立即上书总前委，坚持己见，认为加快东西对进，不仅可以使汤恩伯无暇调整部署，还能促成汤集团更加混乱，从而形成分割包围的有利态势，而如果动作迟缓，将会因此失去歼敌良机。
总前委复电同意，并重新明确中集团由粟裕直接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