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竑下面是刚提升为保安处处长的宣铁吾。这位黄埔一期生设立了“浙南剿匪指挥部”，自任总指挥，继续调集“进剿”部队发动围攻。他宣称要用“回环压迫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对粟裕进行打击。
会不会打仗，有时跟是不是黄埔，或者黄埔几期毫无关系，那只是一种资历的象征，战场之上，大家拼的是本事。
宣铁吾高调了半天，却仍然只有被狠狠挤兑的份儿。粟裕用了一招声东击西，便引得保安团在黑夜里乒乒乓乓乱打一场，“回环压迫”，压来压去，敢情压的全是自己人。
黄绍竑、宣铁吾发动的“进剿”行动彻底失败了。有了战争的胜利，浙西南根据地发展迅猛，各地都建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挺进师也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5个纵队和2个独立支队。此外，还有千余地方武装。
人逢喜事精神爽，粟裕和刘英决定在“八一”前夕开展一次以“缴枪扩军”为内容的大示威，各纵队开始全面出击，遍地开花。
粟裕盯住了浙西南重镇衢州。这座城市是国民党的军事要地，不仅有火车站，还有军用机场。
1935年7月，按照粟裕的部署，第二纵队翻山越岭，在衢州南面的龙潭山隐蔽下来。
当天深夜，队伍悄悄地下山，奔向火车站。敌军有探照灯扫来扫去，但红军身上都做了伪装，因此直到他们靠近铁路，行动也没有暴露。
接下来便是撬铁轨，撬着撬着，被巡逻队发现了，顿时枪声大作。
二纵队早有准备，他们派人剪断了照明电线。探照灯一瞎，全城俱黯，城内城外慌作一团。
趁此良机，二纵队又派1个排摸到飞机场，一把火将飞机场给烧了。
等敌军接通电源，并调来部队包抄，二纵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夜袭衢州只是“八一大示威”中的一个亮点，其他纵队也展开了各种规模的袭击行动，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浙西南根据地的影响力。
这时粟裕开始察觉到，敌军即将发动新的“围剿”。不过他对之并没有太过在意，因为他判断这次“围剿”仍是由宣铁吾在指挥。
宣铁吾的水平如何，浙江保安团的战斗力到了何种程度，粟裕心里自有一本账，那种段位级别，揿他们下去是没有多少问题的，但他不知道的是，其实对手已经易人。
那是一个比宣铁吾厉害得多的人，还有身后的军队。
当务之急
蒋介石不用看内部战报，都知道后院在起火。浙江的《东南日报》如此论述：“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粟裕、刘英）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
派保安团“进剿”的绩效，也根本不用去多问，就像是端上来一碗白开水，如果你喝过之后还大喊好酒，那是真的有病。
蒋介石乃知兵之人，他明白需要他花大本钱的时候到了，否则后院的火极可能燃成蔓延之势。
1935年7月至8月间，蒋介石任命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统一指挥对粟裕所部的“清剿”行动——蒋介石认为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游击队只算是红军“残余”，对其用兵不能叫“围剿”，只能叫“清剿”。
罗卓英毕业于保定军校，他和蒋介石的宠臣陈诚是同学，此人长于谋略，抗战中著名的上高会战是其军事生涯中的巅峰之作，那场战役后来被称为是抗战中期中方打得最为精彩的一战，罗卓英的指挥水准和军事能力可见一斑。
唐僧再厉害也不过是个耍猴的。罗卓英的咄咄逼人，更多的还是来自于那个由他任军长的部队：第十八军。
第十八军系陈诚的起家底子，后来的一大批国民党名将，如黄维、胡琏、霍揆章、阙汉骞、李树森等人，当时都在这个军做师、团长，可以想见，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会有多强。
“八一大示威”让罗卓英见证了粟裕和挺进师的潜力，他说：“过去粟裕仅有几百人，现在统计数达3000人以上，其进展程度，比江西时期还要厉害。”
罗卓英不敢轻敌，当时蒋介石共向四省边区调集了总计63个团的国民党正规部队，罗卓英拿出一大半来与粟裕进行较量。
1935年8月，罗卓英率部由江西进入浙江。他紧扣住一个“快”字，参照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经验，第一时间就先把浙西南根据地团团包围起来，然后构筑碉堡，将包围圈变成碉堡圈。
浙西南可以和闽东、闽北根据地成掎角之势，必要时能从东南撤退，这一关键细节也没能逃过罗卓英的眼睛，他又用6个团在东南方向构筑了第二道封锁线，以切断挺进师的退路。
罗卓英出手快捷而狠辣，立刻将挺进师和浙西南根据地推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
直到这时候为止，粟裕才知道，原来敌方主将换成了罗卓英，以保安团为主体也变成了以正规军为主体，他开始后悔起来。
“八一大示威”搞得急了点，挺进师的实力也因此被过早地暴露和消耗，这支新兴部队实在还没有能力对抗国民党正规军。
后悔药也没有地儿买去，当务之急是如何打破“清剿”。
一般人会想，你罗卓英可以盗版“围剿”的经验，我们当然也可以沿用“反围剿”的成功做法，尤其是前四次“反围剿”，不管它来多少路，我只要集中优势兵力，用运动战来破其一路，整个“围剿”也就被打破了。
可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中央苏区的时候是红军主力，起码能集中到一定的兵力，而挺进师尽管有所发展，但还没能发展到那种程度，部队仍然是游击队性质，一次歼敌，最多也不过歼灭一个营，无法起到伤筋动骨的作用，罗卓英照样可以整师整团地压上来。
当挺进师内部进行讨论时，粟裕说，此一时，彼一时也，运动战不能打，要打，得打游击战。
四周围全是国民党正规军，不是保安团，这游击战该怎么打，众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集中到了粟裕身上。
粟裕不紧不慢地道出了4个字，这四个字就是他全部的“破敌要诀”。
狡兔三窟
粟裕说：“敌进我进！”
游击战须以机动为主，若是死守阵地，就不是游击战了，所以很难谈得上防御。
再以进攻来说，虽然游击队有时也主动出击，但它的宗旨是捞一把就走，不可能像运动战一样大量歼敌。
既不能蹲在家里，出去了也不能指望一口吞头大象，那就只有一种选择：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这就叫作“敌进我进”。
毛泽东、朱德当年打游击时曾总结出了16字口诀，里面有一句是“敌进我退”。一字之差，看似不同，其实异曲同工，策划者的高明也正在此处。
战争，没有教条，任何时候，你可以把稻草只当稻草，也可以把它当成一把剑。
计议已定，粟裕留下两个纵队在原地游击，自率其余主力向敌军迎面开去。
1935年9月，粟裕由浙西南根据地一路南下，以夜幕为掩护，从敌军接合部偷涉龙泉河，从而一举突破了罗卓英苦心经营的封锁线。
突出包围圈后，粟裕即和刘英各带一部，向南挺进到闽浙边境，在那里大造声势，其用意在于吸引和调动敌军，为浙西南根据地解困。
换一个人，见挺进师主力已突出重围，兴许只会气急败坏，猛拍屁股，并立即倾巢追赶。
可是这个人是罗卓英，他不会这么做。
闽浙边境全是地形复杂的山区，罗卓英虽坐拥几万人马，往山里面一撒也不过是毛毛雨，要分散追捕不足千人的游击队，无异于“以拳头打跳蚤”。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罗卓英不受粟裕所诱，他只派5个团前去追堵，剩下的几十个团全都用于摧毁根据地。
在持续长达8个月的紧逼围攻中，纵横达100公里的浙西南根据地被罗卓英死死箍住，两个纵队基本都打光了，能逃出来的寥寥无几。
每一次决策，粟裕都算得很细，但是高手之间的格斗，哪怕出现一点点破绽，都可能会让对手找到机会，从而给自己带来遗憾和损失。
这一次，“敌进我进”是对的，要说失误，就失误在对敌情和罗卓英的指挥特点还估计得不够充分准确，要是早知道罗卓英这么有心机，就不应该留下那么多人。
其实粟裕自己也没有完全摆脱危险。罗卓英派来的追堵部队虽然只有5个团，不及参加“清剿”总兵力的1/6，但仍10倍于挺进师主力，部队活动时，经常被跟踪追击，“尾巴”（指追敌）总是甩也甩不掉。
是不是我还有失误的地方呢？
1935年10月，粟裕、刘英率部与闽东苏区的叶飞会合。
一年前，当粟裕随先遣队经过闽东时，前来迎接他的就是叶飞，两人是老相识了，有的话也可以聊得更直接一些。
挺进师失去了浙西南根据地，但闽东苏区却一直发展得很好，共有4块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每块根据地都有一个独立团，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游击区。
具备这样的规模，必然也会有“清剿”，有“尾巴”。私下交谈时，粟裕就问叶飞：“我们的尾巴总是甩不掉，你们是怎样甩掉的。”
叶飞很干脆地回答：“像你们那样在白区（指国民党中心区域）横冲直撞，我们没有这个把握。”
据叶飞说，在闽东，党组织是不公开的，也不会公开建立苏维埃政权。敌军要调集兵力来进攻，绝不硬扛，我们不是有4块根据地和很多个游击区吗，轮换着休息好了，他们到那边去，我们就在这边隐蔽，要出来活动，也必须是夜间，一晚上可以走七八十里。
粟裕听得出了神，不由得脱口而出：“这办法好，这叫作‘狡兔三窟’，窟就是根据地，没有窟，兔就狡不起来。我们如果有窟，就不会这样被动了。”
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另一个失误在哪里，除了不应该像过去中央苏区时代那样，继续树大旗、扎大营外，游击战术还可以更灵活、更机变。
比如，留在浙西南的那两个纵队，如果能够实现化整为零，以武工队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方式，也来它个“狡兔三窟”，就不至于受到那么严重的损失了。
压力测试
丧失浙西南后，粟裕和刘英又重建了浙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实际上是由叶飞从闽东的4块根据地里让出来的，此处远离浙赣铁路，国民党统治薄弱，不致引起注意。
尽管已如此低调，但处于罗卓英的重压和追堵之下，夹缝中的游击队日子仍不好过，他们只能苦苦等待出头的时机。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动起了反蒋的心思，国民党阵营内部重又打成一团。
这种时候往往是红军得以发展的良机。蒋介石被迫将罗卓英和第十八军南调，挺进师面临的军事压力得以大大缓和，可以出来活动一下了。
同一时期，游击队内部也产生了隔阂。在失去中央和上级组织领导的情况下，浙南和闽东联合成立了闽浙临时省委，但刘英独揽大权，并欲派他身边的人出任闽东独立师师长，这不能不引起包括叶飞在内的闽东方面的疑虑和反感。
刘英解决矛盾的方法很简单，他几次提出要把叶飞留在临时省委，实际上是要用调虎离山的办法，达到“统”掉闽东的目的。
粟裕知道后甚觉不妥，极力规劝刘英，然而他的意见并没有被刘英所采纳。
刘英在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进驻瑞金时才参加红军。他在党内的地位之所以能高于粟裕、叶飞等人，与他特殊的履历有关：刘英曾先后在红四军军部出任会计、文书，任职机要，称得上是毛泽东和朱德两人早期的账房先生。
资格上，叶飞无论如何敌不过刘英，但是还有比刘英资格更老的，此人就是闽北根据地的负责人黄道。
黄道系由李大钊介绍入党，早在八一南昌起义时，就进入了江西省委的领导层。叶飞认为刘英“欺人太甚”，他去找黄道商谈，并提议请黄道出面领导3个根据地。
当年的叶飞22岁，粟裕29岁，刘英最大，也才31岁，都是血气方刚的年龄，见叶飞要转而“归附”黄道，刘英顿起敌意。
如同《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在刘英的授意和命令下，粟裕只得硬着头皮，给叶飞摆上了一桌鸿门宴。
酒过三巡之后，粟裕掷杯为号，当场将叶飞抓了起来。若不是叶飞在押送过程中借机逃脱，就可能一命休矣。
叶飞自此铁了心与黄道站在一起，而刘英迁怒于粟裕，将他也关起来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审查，直到粟裕违心地做了“申明”，这才得到释放。
自此以后，不仅闽东、闽北和浙南彻底分裂，粟裕和刘英的关系也降到冰点。当时两人各有化名，粟裕叫“金米”，刘英叫“可夫”，互存戒心的“金米”和“可夫”开始分开活动，每当必须会合时也一定要自带武装，并且绝不同住在一间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