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阻援战场上的很多解放军部队已经打光子弹，营长以下全拼刺刀，有的已经在扔石头。
子弹罄尽，军粮也在告急，部队只能临时找一些红薯和麦种充饥。
这一天，杜聿明占了上风。到晚上，他统计了一天进度，各部队进展少的推进了6~8里，多的已经推进了12~14里。从两兵团的攻击位置到碾庄，只有不到80里的距离，这样算的话，估计一周就可以到达碾庄附近。
杜聿明乐了，来徐州前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一扫而空。他马上将这一情况向留守徐州的刘峙进行报告，刘峙听了也很高兴。
高兴也就高兴一晚上，到了第二天，出乎杜聿明意料的局面出现了。
毛病
得知阻援部队缺粮少弹，粟裕一边火速向军委发报，要求速送粮食和弹药，一边把机关人员甚至于自己警卫员的弹药都全部收集起来，送往前线。
能够临时收集起来的弹药不多，子弹不超过3000发，手榴弹不到500枚，但已足以支撑一段时间。
1948年11月14日，杜聿明一觉醒来，发现阻援阵地上的解放军并没有垮掉。不仅如此，当天他引以为豪的立体打法还落得了个灰头土脸的下场。
第一个碰壁的是步车协同。邱兵团以23辆坦克在前，排成“一字长蛇阵”，掩护步兵冲锋。早有准备的解放军炮兵待坦克进入射程后，予以猛烈齐射，当即击中4辆坦克，使之无法行动。
其余坦克见势不妙，赶紧回头，连带步兵冲锋也被迫戛然而止。
紧接着，地空协同也中了枪。
按照预定计划，空军先进行轰炸，下面的步骤本应是邱兵团出击，可是邱兵团的官兵在前番冲击未果后已经疲劳不堪，就没有能够立即压上去。
空军认为自己被涮了一把，对邱清泉大加指责，说他按兵不动。等到邱清泉准备好了，再要求空军协助攻击时，空军就负气不予配合。
少了空军支援，邱兵团不仅出击不利，还多受了损失。以邱清泉那火暴脾气，没个不大骂空军的道理，这下好，双方互相指责，闹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
由于前一天打得不错，刘峙按捺不住，亲自到前线督战，可他在指挥所能见到的，只是空军和陆军大吵大闹的情景，让他十分丧气。
晚上杜聿明再统计进度，他也无法乐观了：整整一天，邱兵团几乎毫无进展，李兵团也只攻占了两三个村庄。
同样的晚上，粟裕也在忙碌。
参与围点的各纵队指挥员被召集到野司指挥所，粟裕宣布改急袭为强攻，同时在具体打法上进行了全面调整。
鉴于杜聿明在徐东攻势甚急，粟裕决定让谭震林负责指挥围点，自己则专心致志地指挥打援。
他清楚杜集团增援部队的弱点在哪里，并将由此展开反击，以便进一步巩固防线。
杜集团的各兵团里面，只有黄兵团擅长夜战，其他部队都不惯夜战——假如邱、李兵团能打夜战的话，11月13日那天晚上就可以一鼓作气向前推进，杜聿明也不会第二天挨当头一棒了。
国民党军的这个毛病不是原来就有，十年内战，包括抗战的前中期，很多部队也能吃苦，会打夜战，然而自从有了美援，一切就变了，尤其是那些美械军，竟然也学起了美式战术，晚上不打白天打，白天打的话，要是没有飞机坦克支援，似乎也寸步难行。
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素以美械装备和飞机坦克夸耀于人，殊不知，其实这正是导致他们落败于战场的一个关键因素。
中国的国情，军事上学德国可以，学日本可以，唯独不能学美国，因为你没那本钱。
国民党军拥有的美械装备其实并不多，能够武装出来的也不过是几个美械军，坦克飞机则因数量过少而根本形不成足够的战斗力，最糟糕的是，以当时关内的工业水平，这些装备一件都制造不出来，也就是说，抗战时美国人一共给了多少武器，打完就算完，毫无可持续性。
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阵营似乎从来没能真正想通这一点，或者已经有了依赖性，想摆脱都摆脱不掉，解放战争的那三年，从头到尾都想着让美国继续给予军援，却不知道这有多么不现实。
抗战时人家援助你，缘于中美是盟国，美国必须依靠中国牵制日本，现在抗战都胜利了，凭什么还要这么做，难道美国人制造武器就不花钱不费力？
战场之上，一旦失去最基本的作战手段和能力，也就意味着离失败不远了。
对此，粟裕非常清醒和务实。早在抗战时期阐述“组织战斗”理论时，针对很多部队偏好机关枪，他就强调，机关枪不是越多越好，子弹如果打光了，还没有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管用呢，在现实情况下解决战斗，最终靠的也不是机关枪，而是最普通的步枪和刺刀。
当天晚上，粟裕发挥解放军擅长夜战和近战的特点，集中力量进行反击。弹药不足的解放军士兵端着刺刀冲上去，结果邱兵团右翼被解放军彻夜包围猛攻。解放军一度突破了敌方阵地，经过激烈的争夺战，到第二天拂晓，邱清泉才将阵地重新夺回。
眼见得正面陷入了攻不动的僵局，杜聿明和刘峙经过一番商议，也准备调整战术，刘峙下决心将作为总预备队的七十四军（即新七十四师）星夜调出，以供杜聿明指挥。
11月14日一战结束，空军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先向蒋介石告状，说邱清泉按兵不动，打仗不卖力云云，蒋介石闻讯，在电责邱清泉的同时，又派顾祝同到徐州督战。
顾祝同一见杜聿明劈头就问：“敌人不过两三个纵队，为什么我们两三个兵团还打不动？”
顾祝同责怪杜聿明指挥不力，严令他督促两兵团攻击前进。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杜聿明分析了一番战况，然后说：“打仗不是纸上谈兵，画一个箭头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况且敌人已先我占领阵地，战斗非常顽强，每一座村落据点，都得经过反复争夺，才可攻占。”
听说仗这么难打，顾祝同又建议从徐州抽调更多兵力进行增援。
杜聿明听后态度消极，这让顾祝同很是不满，他并不知道杜聿明和刘峙早就抽出了七十四军，并且还准备进一步抽调七十二军（即新七十二师）。
杜聿明只是不愿意当着面告诉顾祝同，他所忌讳的自然不是顾祝同，而是站在顾祝同身边的那个人。
对壕作业
这个人就是随顾祝同来徐州的郭汝瑰。
郭汝瑰最早毕业于黄埔第五期，虽在国防部任要职，但黄埔资历远不及杜聿明，加上个头矮小，因此杜聿明私下称他小鬼。
黄百韬只是觉得郭汝瑰水平低，杜聿明却直接怀疑“郭小鬼”就是地下党，认为他与解放军一定有联系，而蒋介石和顾祝同正是完全听信了他的话，才会造成淮海战役前国民党军那样糟糕至极的列阵格局。
为此，杜聿明曾当着面对郭汝瑰说：“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包围圈里赶！”
可是杜聿明手上并无郭汝瑰是“共谍”的确切证据，毕竟他只是一个军人，不是戴笠那样的特工。
杜聿明对着顾祝同说出了自己的怀疑，顾祝同听后还一个劲儿地摇头，说：“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
到郭汝瑰主持制订“徐蚌会战”计划，却又没按计划将国民党军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杜聿明更证实了自己的怀疑。
赴徐州上任之前，他给顾祝同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先绝不能让郭小鬼知道，如果他知道我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
解黄百韬之围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原本也是由国防部所制定，但杜聿明根本就没照这个方案来，就是因为方案出自于郭汝瑰之手。
顾祝同与杜聿明对话时，郭汝瑰正在旁边，杜聿明便避而不谈抽兵增援的事，等郭汝瑰一走，他才对顾祝同说出实情。
对杜聿明的战术安排，顾祝同十分赞同，杜聿明接着又千叮咛万嘱咐，让他绝对不要向郭汝瑰透露，顾祝同也点头答应了。
顾祝同连夜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即便到这个时候，他和蒋介石对郭汝瑰都没有产生丝毫怀疑，更不知道身边这位红色间谍将对战局起到怎样颠覆性的作用。
1948年11月15日，按照粟裕的建议，中野从南线对宿县（今宿州）发起总攻，并与第二天凌晨攻占该城。
宿县位于徐州和蚌埠之间，俗称南徐州，是徐州“剿总”唯一的补给线和退路。由于国民党主力未能及时集结于附近，致使其防守薄弱，被中野一击而中。
解放军夺取宿县后，不仅缴获了大量物质，而且通过切断徐蚌线，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这正是粟裕在“齐辰电”和“大淮海”中想要达到的目标。
此时以宿县为界，南线的国民党军被阻隔，北线的国民党军则大多按照郭汝瑰所制订的“徐蚌会战”计划，仍以徐州为中心，呈十字架式散状分布，明眼人都能看出其败相已现，刘伯承对陈毅、邓小平说：“蒋介石是信仰上帝的，他终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终于发展到了大决战。
毛泽东推算，淮海战役结束尚需3~5个月时间，包括俘虏兵在内，解放军每天将有80万张嘴等着吃饭，因此必须进行统筹。
1948年11月16日，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统一指挥淮海战役。毛泽东给总前委发来指示：“淮海战役为空前大战役，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
从这一天起，毛泽东改变了解放战争初期“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策略，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牺牲，力图大战取胜”。
众人的视线首先聚焦在对黄兵团的围歼上。
粟裕已经调整了对碾庄的攻击战术，开始采用近迫式对壕作业来突破黄兵团阵地。
在黄兵团直接火力控制下的开阔地作业，白天根本不行，只能在夜间隐蔽进行。于是从11月15日凌晨开始，华野在白天就停止了攻击。
一到晚上，官兵们便身背武器，手拿铁镐和铁锹，每人以5步的距离一线拉开，地面上立刻响起一片金属与土石的撞击之声。
对壕作业很有讲究。先要挖成卧式工事，以便避开对方的火力射击，然后逐步加工成跪式，直至立式。按照这种方式继续往前挖，两人一组，相互打通，最后连成一线。
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和堑壕像长龙一般，弯弯曲曲地向前伸去，直至插入各村之间。仅仅两夜工夫，战壕前沿已接近碾庄圩水壕，最近处只有五六十米。
枪炮声突然沉寂，黄百韬还以为解放军撤兵了，派小部队一侦察，才知道对方在挖壕。
他立刻明白粟裕在打着什么主意，以及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11月16日，在战壕前沿接近碾庄圩水壕后，所有已经修好的交通壕、堑壕都被连接起来，构成进攻阵地，解放军又恢复了攻击。
粟裕首倡的对壕作业一问世，即成为国民党军的致命伤。对壕掘成后，解放军攻击部队可以在不受敌军炮火阻击的情况下，沿壕沟攻击前进，到敌方主阵地前几十米处时，便猝然发起冲锋，一举而突破阵地，这样就使得国民党军的所有轻重武器，以至于手榴弹都失去效用。
让国民党官兵最感恐惧的，还不是对壕掘成之时，而是掘壕前进的过程，随着威胁越来越近，几乎能让人精神崩溃。
在炮兵、机枪手的掩护下，华野各战斗小组沿着交通壕，使用小炸药包、手榴弹和冲锋枪，边打边侦察，夺取一块阵地，即巩固一块阵地。
时间分配上，解放军也从全天攻击，改为区分时段，即夜间进攻，用于修建对壕工事，白天固守，以便打退敌人的反击。
黄百韬不反击就只有等死，但是如果白天反击，无异又等于送死，最后双方都被迫打起了夜战——白天基本不打，一到晚上6点天黑以后就大打出手，一直打到第二天早上东方吐出鱼肚白为止。
这边坑道挖着，那边粟裕又把焦点重新转向徐东防御战。
表面上看，华野只有3个纵队进行阻击，但粟裕实际用于防御一线的部队远不止这些，除了正面的3个，侧翼还有5个！
围点部队不过6个纵队，打援部队却足足有8个，做出如此部署，当然不仅仅是阻援这么简单。事实上，它与粟裕在济南战役时采用的“攻济打援”一样，就是要在攻下碾庄的同时，把前来增援的敌军也收入囊中。
济南战役时，杜聿明声东击西，没能被粟裕抓住，这次他决心不留遗憾。
但是粟裕此前一直未动用侧翼的那5个纵队，即便是正面都已几乎坚持不住。
近在咫尺
因为他想要扎的，是一只大口袋。
在这只口袋中，正面的3个纵队是袋底，侧翼的5个纵队是收口袋的。该战术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收口袋的时机，不能太晚，但也不能太早。
同样的战术，曾出现在抗战时期的台儿庄战役中。在那次战役中，汤恩伯担任的就是收口袋角色，事后有人骂他在战事激烈时为什么迟迟不现身，其实他要早现身，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大捷了。
什么时候扎袋口最好？就是要让对方完全进入，且受到足够损伤，即便明知自己已成囊中之物，也难以再钻出的时候，当然它的必要前提是，袋底绝不能先破。
经过3天的拉锯，特别是解放军在11月14日那天晚上发起的反击，邱、李兵团的推进速度已经明显慢了下来，其锐气亦大减，这时候才可以考虑把袋口扎起来。
粟裕在地图上早就选好了一个地方，此地名叫潘塘，位于徐东战场南端，它将成为口袋阵的必要支点。
1948年11月16日，凌晨3点，5个纵队悄悄出发，到达了潘塘东南。
只要绕过潘塘，向西不仅可以迂回至邱、李兵团侧背，对杜聿明形成完全包围，甚至还能乘徐州兵力空虚之机，一举突入徐州城。
黑夜中，解放军与一支军队撞了个满怀。
天亮一看，大吃一惊，那赫然是一支国民党军，而且看样子，其使命与打援部队完全相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