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分化对象是伪军。
伪军里面也分派别。李长江等在长期驻苏北的，叫旧派伪军；另有一派从苏南赶来“清乡”的，叫新派伪军。新派伪军是“清乡”的急先锋，受到小林的重视和支持，他们也狐假虎威，对旧派伪军看不起，乃至进行打击和吞并。
粟裕的办法是利用旧派，争取把旧派里的伪军拉过来，为我所用。小林实行“高度清乡”，采用“以游击对游击”，若没有熟悉苏中地理的伪军配合不行，伪军如果“私通”了新四军，就等于给新四军提前通风报信，那些“假游击队”的刀自然会变钝。
小林会制造“假游击队”，粟裕投桃报李，也派去了一支“假伪军”，这便是著名的“汤团”投敌事件。
“汤团”指的是四分区内的通海自卫团，乃新四军控制的地方武装，团长汤景延曾在国民党军队内混过多年，有旧交在汪伪政权任职。
“清乡”开始后，粟裕利用汤景延的这一特殊社会背景，亲自策划，让汤景延率全团诈降，正经八百地当起了伪军。
汤景延当着汪伪的官，做着新四军的事，小林的“清乡”计划、兵力部署、装备给养，各种情报都源源不断地通过秘密电台送到粟裕那里。
小林在实施“高度清乡”的同时，还进行“经济清乡”，也就是对四分区进行经济封锁，以及掠夺物资，根据地的供给因此十分困难。汤景延便以补贴部队给养为名，做起了生意，实际是偷梁换柱，暗中向根据地运送军火和药品。
“汤团”在敌人内部潇洒了近6个月，该拿到的都拿到的。后来得知敌人有所怀疑，要予以分割，汤景延才奉粟裕之命，在率部实施“破腹战斗”、摧毁敌据点后，重新回归了根据地。
粟裕评价“汤团”的整个行动是：“好比渔人撒网一样，把网撒下去，等鱼进网后，再果断地把网拉上来。”
到1944年2月，小林的“高度清乡”仍然无法结束，他为此不断哀叹，“江北不比江南”，“工作之困难不待多言”。
这边四分区的“高度清乡”完不了工，那边新四军又借机在其他分区快速发展，小林只好再搞噱头，决定着手对一、三分区实行“扩展清乡”，对二分区实行“强化屯垦”。
获悉小林的计划后，粟裕很犯愁。
先前一师主力已跳出四分区，第三分区被“扩展清乡”后，那里的主力和机关也要转移，这样，两股人马就都只能向北移往二分区的三仓。三仓适于新四军活动，可是它的面积很小，东西和南北均不到百里，在如此狭小的区域内集中这么多的人和单位，那正是“塘小鱼大”，万一小林再来个“大扫荡”，躲都躲不开。
得开辟一个没人打扰的新区，这个地方，粟裕选的是车桥。
多算则胜
车桥是淮安城东南的一座大镇，镇前河道上有五座桥梁，可俯瞰全镇，形如一个“车”字，是以得名。此镇地理位置相当显要，日军用以分割了一、二分区，并对苏中根据地和苏北根据地进行封锁，堪称敌人的心脏区域。
粟裕早就留意车桥了。他曾利用去军部驻地开会等机会，对车桥及其附近的敌情、地形反复进行过实地勘察，车桥有多少据点，据点里有多少鬼子、伪军，周围的水路、旱路怎么走，乃至于当地买卖好不好做，都问得一清二楚，了然于心胸。
车桥镇的外围有灌满水的深壕，通过深壕之后，里面有许多大小围墙，沿着围墙仅碉堡就有53座，还有许多暗堡封锁地面，可构成绵密的交叉火力网。
新四军进攻敌据点，如果该据点为纯伪军把守，相对容易攻克，有日军在里面会增加许多难度，这主要是因为日军在防守时一般都比较顽固，极少肯缴枪，而在日本兵的监督下，伪军也不敢说投降就投降。
车桥据点除驻扎一个伪军大队600多伪军外，另有一个日军小队40余人。此外，车桥是驻扬州的第六十四师团和驻徐州的第六十五师团接合部，淮安则驻有第六十五师团所属的独立步兵第六十五大队，这些日军都可向车桥进行增援。
出于这一堆因素，日军一直把车桥视为已经锁在保险箱里的据点，他们给进攻者出的题目实在太难了。
但是这道题没能吓倒粟裕。
5年前的官陡门奔袭战，用事实证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敌人认为最安全的，往往是最容易得手的地方”。
当然，与官陡门相比，车桥最大的不同，还是内外都要与相当数量的日军对悍。不说倒退五年，即使是黄桥决战前后，粟裕也未必能下得了这个决心。
不过事物是在不断发展的，几年过去，新四军的力量也在突飞猛进，早非吴下阿蒙。截至1944年年初，全苏中的主力部队已达20个团，计3万多人，而且集中进行过冬季练兵，技战术能力都有了新的提高。
只要行动组织策划得当，再坚固的据点都不难攻克。增援方面，两个日军师团部的驻地离车桥都很远，粟裕估计他们不一定来援，主要增援方向可能只会来自于淮安。
粟裕集中了5个主力团，分别为苏中军区教导团、第四分区特务团、第一团、第七团和第五十二团，这些部队均是苏中新四军的绝对主力，像第七团、教导团都可以独立完成一场大的战斗，再加上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如此规模的攻势作战，在苏中抗战史上没有先例。
粟裕肯下如此大的本钱，就是顾虑到淮安等地的日军会赶来增援，新四军必须一边攻坚一边打援。
多算则胜，少算则败，一场战役的胜负，往往并不是决定于战役进行当中，而是之前。
自黄桥决战后，新四军跟日军打的都是游击战，现在又要再次转型，在游击战中掺入运动战，粟裕对此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他在前期勘察的基础上，对部队的集中时间、攻击路线一一进行了精密计算。
粟裕“组织战斗”理论的关键点是协同作战，这5个团平时各打一处，作战风格也不尽一致，粟裕就把互相了解、特点相仿的部队，临时编成一个建制，共编成3个纵队、一个总预备队，并适当调整了部队建构和干部。
“老虎团”第七团被列为第二纵队，负责主攻车桥。粟裕专门把七团团长兼政委彭德清叫到身边，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成败胜负，关系重大，哪怕敌人筑了铜墙铁壁，你也要给我砸开它！”
官陡门奔袭战的经验表明，大部队行动必须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做到“奇”和“快”。
车桥一带皆为与官陡门相仿的水网地区，粟裕便发动3万多民兵与群众，在车桥周围筑路打坝，共筑起穿越湖荡、绵延达30里的五条大坝，以便于部队隐蔽接近车桥。
此时新四军在苏北已经树大根深，具备相当雄厚的社会和群众基础，可谓是一呼百应，与官陡门时期不可同日而语。筑坝之外，粟裕又组织数以千计的船只，把部队、云梯、担架队运到了车桥附近。
战前的十几天内，粟裕从师部和第七团派出干部，对车桥再次实施侦察，同时通过模拟训练，进行了最后一次练兵。
万事俱备，粟裕突然收到一份敌情通报，日军要向根据地“扫荡”，此时距离车桥战役的预定发起日期仅仅有两天，由第七团组成的第二纵队已经在向车桥开去。
炮群
大战来临之际，怕的是意外干扰，但这个干扰正好被粟裕用来将计就计。
他将师直机关分成前后两个梯队，其中一个梯队北移，他自率一个梯队南移，用来吸引日军的注意力。
日本人果然被迷惑住了，无论是正忙于“清乡”的小林，还是第六十五师团，事先对粟裕的作战意图及部队调动均一无所知。
1944年3月5日凌晨1点50分，二纵队在第三旅旅长陶勇的亲自指挥下，从南北两个方向直插车桥镇两翼。
粟裕事先为二纵队特制了一批攻坚器材，光用于登城的就有连环云梯、单梯三角钩、爬城钩等多种，突击队泅水游过外壕后，便借助这些器材爬过围墙，对通往街心的碉堡展开攻击。
粟裕在车桥战役中采用的仍是一贯的“掏心战”战术，即先进入街心，占领镇内的所有街道，然后四面开花，分割包围，对周围的碉堡逐一攻坚。
官陡门的一幕在车桥再次上演。日伪军被新四军的远道奔袭弄得不知所措，到下午两点，镇内伪军被全部歼灭，所据碉堡也尽遭突破，只剩下日军驻守的被称为是“碉堡中的碉堡”的大土围子。
陶勇决定用“炮群”实施攻击。
新四军原来没有什么攻坚利器，七团通过斜桥伏击战缴到掷弹筒后，粟裕曾把这门掷弹筒调到师部，供军工部研究。一师军工部部长程望曾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机械造船系，被称为“军工智星”，是军工制造领域的天才型人物，他最终为新四军研制成功了最新型的迫击炮。
普通的迫击炮，只有曲射功能，但“程氏迫击炮”具有曲射、平射两种功能，在对日作战中令日军瞠目结舌，竟然误认为是“俄国造的新式武器”。
迫击炮在火炮家族中最不起眼，属于小炮，粟裕为此提出了“炮群”概念。
所谓“炮群”，按照粟裕的解释，是将许多炮摆在一起，无论大炮小炮，地面炮或是高射炮，它们有的打步兵，有的打碉堡，有的打飞机，有的打坦克，“分工负责，一扫而光”。
“清乡”开始后，粟裕就决定打造“炮群”，他给程望下达指标，要求军工部批量生产迫击炮。
程望利用地下党及帮会关系，从上海采购到机床和钢管，并先后动员150多名技术工人加班赶制，至1944年1月，已生产各种口径的轻型迫击炮300余门以及大量迫击炮弹，开启了一师军工生产的全盛期。
众多迫击炮和一门日式山炮组成的“炮群”，威力果然不同凡响。陶勇先用迫击炮打掉外围，接着又用山炮干掉了大碉堡，日军小队被歼近一半，不过日军在防守时的顽固也是出了名的，仅剩下不到20名鬼子兵，但他们仍能缩到死角继续做困兽斗。
共产党的思想工作是一绝，日军要么不被俘虏，俘虏了十有八九都会加入“反战同盟”，自觉自愿地对日军展开政治攻势。正当车桥战斗相持不下时，苏中“反战同盟”成员松野觉冒着枪弹，主动上前要求劝降，但在喊话时被子弹击中头部身亡。
日本兵枪法很准，导致新四军在使用步兵冲锋时伤亡很大，炮火又打不到，陶勇一时也没了办法。
与此同时，日伪军的增援部队也到了，这是粟裕早就料到的。他在为车桥战役设计的“围点打援”战术中，围点只用一个纵队，打援用了两个纵队，还加上林林总总的其他地方部队。
正如粟裕所预计，第六十四师和第六十五师团离得远，都能来，变成了谁也不来，来的只是驻扎于车桥邻近据点的敌人。
第一个有动静的是三纵队警戒方向，一共来了百余日伪军，但这批人行到中途，便交了“狗屎运”——粟裕在战前组织民兵，利用黑夜在主要通道上埋了雷，不踩到都不可能。
这批日伪军本来人就不多，来车桥显得十分勉强，加上三纵队又给他们来了顿排子枪，觉得反正尽了义务，可以对上面交代了，也就慌不迭地退了回去。
一纵队方向才是大头。
得知新四军突然进攻车桥，独立步兵第六十大队赶紧在淮安进行了集结。淮北地方不小，据点分散，各个据点又都要安排人手，匆促间其实集中不了多少日本兵，最后还得拿伪军来“兑水”，并且只能集结一批走一批。
1944年3月5日，下午4点，在伏击前线负责指挥的叶飞得到报告，淮安日伪军乘坐7辆卡车，于3点15分到达周庄附近。
这是当天的第一批。
鬼风
叶飞根据车辆数目和每辆卡车的载运量估算，第一批日伪军240余人。
打援地形都经过粟裕的精心选择。三纵队埋伏区域呈狭窄口袋形，南面是一条河，由于水流湍急，河岸险陡，来敌很难徒涉，北面是一片草荡，中间芦苇密布，底下全是淤泥，人走是可以走，只要你不怕陷进去。
卡车能通行的，唯有中间的一条公路，很简单，很明了。
在卡车进至阻击阵地前约500米时，伪装突然掀开，新四军的轻重机枪猛烈开火。慌乱中，日伪军闯入了公路以北的坟地，而那里实际是预设的地雷阵。
触发雷、引发雷，一阵接着一阵爆炸，日伪军被炸得血肉横飞。
打援战斗打响时，似乎老天都站到了粟裕和新四军的一边，车桥一带狂风大作，黄沙满天，更令日伪军魂飞魄散。
这不是在北方，是在南方的车桥，如此古怪的天气变化，在当地极为罕见。若是用《水浒传》的手法演绎，就像是粟裕旁边有个公孙胜在行阵做法，呼风唤雨，连车桥老百姓也啧啧称奇，说：“新四军有神灵保佑，所以才会刮起鬼风。”
随后，第二、第三批援兵到达，两批加起来又有300多人，由于被火力所阻过不去，最后全部在韩庄重新集结。
晚上7点，在大队长山泽干夫少佐的指挥下，集结起来的日伪军从正面发动猛攻，但均被一纵队击退。
风沙依旧，杀气如云，一纵队越战越勇，对日伪军进行反冲锋，并从四个方向扑向韩庄。
新四军攻入韩庄后，逐屋争夺，很快便展开了殊死的白刃战，日伪军当场被刺刀拼死的即达60多人。
晚上10点，一名身挂银鞘指挥刀的日军军官被俘。当时他身负重伤，浑身血迹斑斑，但仍在狂呼乱叫，不肯束手就擒。在被抬到包扎所时，该军官已经咽了气。经俘虏辨认，此人正是山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