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一天两夜，反复行程200多里，有的临时转移来的人员还多走了一天，这样的艰苦行军，野战军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机关人员来说，实在是非常了不起，表明粟裕所领导的指挥机关已经完全实现战斗化和游击化。
粟裕和苏中军区机关始终是南部寻歼的主要目标，但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他们一次都没有遭遇到日军袭击。
黄桥决战等涉及国共“摩擦”的战役，让国民党吃了大亏，蚀了老本，国共关系也因此降到冰点。
1940年11月19日，设于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收到重庆方面通知，从10月份起，他们的经费被停发了。以往，八路军每月可领到60万元；新四军每月可领到25万元，这笔经费随告断绝。
1941年1月6日，爆发皖南事变，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其主力9000余人遭到围歼，新四军番号也被取消。
围歼新四军的正是新四军名义上的上级——第三战区，从时间和结果上看，皖南事变更像是国民党方面对黄桥决战的一次报复。
归根结底，他们在骨子里始终都是敌人，这一点从未改变，只是碍于现在还有一个共同的大敌，还没有条件进行全面决斗而已。
撕破脸之后，新四军在发展上反而更放得开手脚。当年一月，中共又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及其南下的八路军合编为7个师，由粟裕出任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
过去粟裕都是作为军事副手与陈毅搭档，这是他第一次在脱离陈毅的情况下，独立地组建和领导一个战略区。原苏北指挥部的机关人员大多留在了盐城军部，粟裕的人手包括他自己在内，只有24人。
好男不吃分家饭，靠这24个人，粟裕很快就把班子搭了起来，同时完成了第一师的改编任务，其基本部队仍是原来的3个纵队，只是番号由纵队变成了旅。
在江北各派的实力榜单上，国民党军队已力量衰微，新四军由刚来时候的“老四”跃升为“老二”，粟裕与日伪军的生死较量也逐渐成为苏北大地上的重头戏。
还得谈买卖
最早驻扎苏中的日伪军只有日军一个联队，伪军两个师，翻不起多大的浪。
到1939年年底，日军对关内指挥系统进行了调整，苏浙皖地区的“治安”转由驻上海的日本第十三军司令部负责，司令官泽田茂中将把原驻镇江的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调驻泰兴，那个光溜溜的联队被替了下来。
第十二旅团具备单独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出兵下乡对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挺进纵队当初退至郭村，即缘于该旅团对吴家桥发起的“扫荡”。
日军是苏中的“老大”，但对于一个旅团来说，苏中实在太大了，要扫也扫不过来，所以他们其实非常希望中国人“内讧”，以便坐收渔翁之利。
在苏中，如果国共双方发生“摩擦”，日军通常仅作警戒和观察而不参战，郭村战斗是如此，以后的历次作战也一样。黄桥决战时，陈、粟曾担心日军趁机进攻，不过从始至终，第十二旅团都是坐山观虎斗，除派出一部到黄桥附近观察战况外，未做任何其他反应。
两败俱伤，是日军想达到的效果，可惜的是，黄桥决战后，韩德勤确实是败了伤了，而新四军却在苏北迅速扩大，对日伪军的威胁也超过了韩德勤主导时期，这让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大感苦恼。
此前，泽田一直计划对苏中进行“扫荡”，黄桥决战后，他赶紧加快实施步骤，以3000兵力进行了第一次“扫荡”。
在这次“大扫荡”中，日军率先攻占了黄桥，随后又成功地诱使“泰州二李”中的李长江叛国投敌。
李长江与南京的“和尚”（指汪伪政权派出的密使）其实暗中早有往来，不过最初没有谈妥，此次泽田放宽条件，以50万元和25发子弹的代价，终于将李长江拖下了水。
在苏中国民党的敌后部队中，李长江第一个公开投敌，对抗战起到了极坏的影响。有了李长江这个“榜样”，其他的一些国民党保安旅也先后投敌，使苏北伪军迅速增加到13个师以上，共达37000余人。
如此“榜样”，不揍不行，粟裕迅即发起“讨逆战役”，率部直取泰州。
李长江投敌是背着部队进行的，突然宣布当伪军后，他的部队立刻陷入混乱，官兵们感到当伪军抬不起头，士气极为低落。一师有个老侦察员，骑一辆自行车从姜堰赶到泰州去侦察敌情，车子骑得太快，没留意李长江部队的哨兵，最后竟然单枪匹马地闯进了某团的集合场所。
退是不可能了，侦察员正好看见一个军官在发号施令，他腾地跳下车，把这名军官抓住，并且掏出手榴弹，拉下弦线，大喝一声：“快下命令叫部队缴枪，否则，你死我也死！”
军官吓坏了，乖乖地下令士兵们把枪支堆在空地上，然后集合四五百人跟着侦察员走了。
经3天激战，第一师攻克泰州，李长江翻越墙头才得以逃命。
在新四军发起“讨逆战役”的同时，为接应李长江投敌，泽田集中独立混成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七旅团3个旅团，对苏中发起第二次“扫荡”。
1941年2月19日，第十二旅团突然包围兴化，并于第二天上午攻入城内，韩德勤率部败走。由于兴化失守，重庆政府的苏北行政机关很快丧失机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迁到了溧阳，半年后几乎完全消失。
泽田对第二次“大扫荡”做了“战果记录”：“重庆军（指韩德勤部队）被打死和被俘4000余人，我方战死26人。”
这是一个悬殊极大的对比数字，泽田对此显然极为满意，他随后写道：“此次作战进展顺利，完全如我当初预料的那样完成了。奉谢皇恩。”
可是泽田似乎患了失忆症，他忘记了自己发起“大扫荡”的初衷。“扫荡”之前，他在日记中对作战目的有明确记载：“消灭江北兵匪，尤其是新四军。”
直到第二次“扫荡”结束，泽田也没见到新四军这个心目中最大的敌人。
没有见到，不等于没有。
早在日军进攻黄桥之际，一师内部讨论攻守战策时，有人曾提出要打一场“黄桥保卫战”，像黄桥决战那样，与日军拼一拼，粟裕果断地否定了这一建议。
“老二”与“老大”看上去虽然只有一步之遥，实际差距可不只一步。仅以第十二旅团为例，该旅团无联队编制，在日军编制中，仅属警备旅团，级别并不高，但无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斗力，都比新四军要强。
日军不是韩德勤，你可以跟它拼一拼，但是拼光了怎么办？
打仗不能只谈感情，还得谈买卖，吃亏的事情绝不能干，因此粟裕下令部队撤出了黄桥，“讨逆战役”结束后，面对日伪军的反攻，他又主动撤出了泰州。
不光是黄桥、泰州，除了驻于盐城的新四军军部外，苏中几乎所有城镇里的新四军，都像阳光下的水珠一样，蒸发得无影无踪。
日军找不到，很正常。
游而必击
粟裕去了农村，并且重新捡起了游击战的看家法宝。他为这一选择加了一个精妙的比喻：日军占领苏中城市，无异于把圈套套在了自己脖子上。
泽田真的有了一种要上吊翻白眼的感觉。他好不容易组织两次“大扫荡”，赶跑了韩德勤，代之而起的却是新四军。
泽田向来视苏中为东南米盐的最大供给地，然而就是他自己，把这个好地方双手奉送给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这真是一个让他啼笑皆非的结果。
粟裕说得很对，日军在苏中占领的城市都需要分兵据守，占得越多，包袱越重。
要想卸除包袱，只能再对城市周围的农村进行“扫荡”，泽田把这个挠头的活交给了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
第十二旅团是新四军在江南江北的老对头，下辖5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特种兵大队，共5600余人，粟裕从泰州撤走后，该旅团便将旅团部设于泰州城，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
1941年4月，由第十二旅团牵头，李长江等新老伪军加入，对苏中发动了规模较大的第三次“扫荡”，日军称为七路“扫荡”。
粟裕依旧采用“敌进我进”的策略，当日伪军到目的地“扫荡”时，游击队和民兵就跑了出来，他们像春节放鞭炮一样遍地开花，处处响枪，将日伪军牢牢缠住，从而使“扫荡”的进展不知不觉趋于缓慢。
接着，粟裕派出一个团和独立支队向敌据点发起攻击。
第十二旅团的注意力立刻被其吸引，并判断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出动，但他们错了，这只是粟裕的疑兵之计，第一次派出的是“伪主力”，攻也是佯攻。
真正的攻击主力被隐蔽在两泰（泰州、泰兴）附近，在日军出现判断错误后，这些部队突然出现在泰兴至黄桥的公路上，并对既定据点展开进攻。
新四军与日军一个中队激战，击毙日军泰兴城防司令以下20余人，生俘日军两名，首开苏中军区俘获日军的纪录。
在这次“反扫荡”中，苏中军区还在兴化附近的一次伏击战中，击沉日军汽艇1艘，歼灭日军1个小队，生俘日军2名。
小仗当然没有大仗好看，可是只要对比一下国民党部队在“扫荡”中的损失数据，就知道在敌我强弱分明的前提下，这种方式还是最划算的。
在苏中军区内部，有些人被日伪军翻来覆去的“扫荡”搞怕了，产生了“恐日病”，极力建议“跑扫荡”、“躲扫荡”，粟裕坚决反对，力主“游而必击”、“扰而必乱”。
战场就是最生动的课堂，你得积极一点，这样才能学到真东西。
新四军在苏南打惯了游击战，挺进苏北后，在与国民党部队的“摩擦战”中逐渐适应了运动战，对于游击战反而生疏了。这还是老兵，加入的新兵更加缺乏游击战的经验和能力。
经过此次“反扫荡”，游击战不用教，大家都会了。
苏中军区在“反扫荡”中得到迅猛发展，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各县抗日政府相继建立，县级游击队有10个团6000多人，脱离生产的民兵近万，不脱产的民兵达到16万之多。
日军再也没有坐山看虎斗的悠闲了。对消灭新四军，泽田产生出一种深度的渴望意识，俗话说得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既然新四军主力捕捉不到，那就直接冲着他们的军部去。
泽田及其幕僚计划举行一次“夏季扫荡”，以便通过“闪击战”来“打击陈毅及其重建之军部”。
为使“扫荡”取得成功，泽田特地调整部署，派其他日军部队接替了第十二旅团在各据点的防务，以便该旅团能将全部兵力投入攻势作战。
1941年7月20日，由第十二旅团长南部襄吉少将担任前敌指挥官，日伪军17000余人倾巢出动，其中日军7000，伪军1万，分四路向盐城合击。
日军对华中新四军的“扫荡”相当频繁，以前的三次都是规模较大些的，其他局部性、分区性、时间短的“扫荡”层出不穷，但所有这些“扫荡”都及不上“夏季扫荡”，其筹划之周、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均创下了徐州沦陷以来的纪录。
南部是一位典型的日本武士。他曾出重金悬赏一位抗战将领的人头，在这位将领战死后，他又对着割下的人头亲自上香、行礼，并且对别人说：“我们是两个国家，他（指战死的抗战将领）是为中国，我是为我的国家，但我崇敬他的英勇，要学习他的精神。”
这样一位东瀛战将，自然要比那些龇牙咧嘴、只知到处杀人放火的“猪头小队长”、“毛驴大队长”要有头脑得多，也狡诈得多，他能攻袭韩德勤的老巢，并非偶然。
在“扫荡”正式开始前，南部曾出动少量兵力，装出要对苏中军区进行全面“扫荡”的架势，他的“虚晃一枪”，确实让陈毅及其新四军军部有所麻痹。
新四军在宁沪地区建有情报网络，所以军部事先对“扫荡”已经有所察觉，但他们对南部的具体目标并不清楚，而且军部机构庞杂，也不是说搬就能马上搬走的。
军部行动慢，南部很快，当时正值雨季，河水上涨，他可以通过装甲汽艇实施快速突袭，因此日伪军当天便占领了盐城。
掩护军部的是新四军第三师，也即黄桥决战前后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以八路军的作战能力，本来大家都认为可以放心，然而第三师再得力，也只能保得军部安全转移。在湖垛周围的部分后方机关来不及撤走，遭到严重损失，其中鲁艺华中分院损失最大，作家丘东平等人都在日军的袭击中不幸遇难。
消息传来，粟裕和他的战将们很是着急。从战报上看，军部显然还保留着过去的大机关模式，不大适应游击环境，显得颇为狼狈。
皖南的老军部让国民党给搞掉了，新军部如果再给鬼子打掉，那可怎么办？
军部与第三师属盐阜区，它与苏中军区在地理上虽南北毗连，但被日伪军分隔封锁，所以实际是相互独立的战略区，而且军部原先给予苏中军区的指示，也只是对盐阜区“反扫荡”进行策应。
现在情况有变，不光是策应，还应主动出手，保卫军部。
围魏救赵
直接增援是粟裕的第一个反应。他将第二旅派去盐阜区，专门负责保卫军部，并协助第三师作战。
剩下两个旅，被粟裕用于“围魏救赵”。
粟裕对众人说，日伪军集中兵力在北线“扫荡”，南线必然空虚，好比光着屁股等挨打，那我们就不要客气，狠狠地打它个皮开肉绽。
第一旅旅长叶飞首先把作战计划报给粟裕，提出要打三分区的中心据点古溪。
古溪靠近黄桥，叶飞相信攻击此处足以触动南部，有使他回兵的可能，但是古溪驻有伪军1个团，1000多人，且深沟高垒，设防坚固，粟裕对这种强行攻坚向来谨慎，认为在准备还不十分充分的情况下，容易遭受重大伤亡。
粟裕不同意硬攻古溪，不过他把决定权交给了叶飞，让他自己“据实定夺”。
叶飞一想，粟裕不是说不要打古溪，而是怕他准备不细，弄得伤亡一大堆，偷鸡不成蚀把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