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蔡先生何许人也？毛泽东都要尊称一声——“我敬爱之孓民先生。”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起自蔡先生，至今长盛不衰。
先生遗爱北大，人皆感之。造蔡先生的谣，你不想活了吗？
这个……那个谁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记录的，并非捏造。
好，那你说，蔡先生究竟要打谁了？
蔡先生要打的……就是你们这帮人……
没错，蔡先生要打的，就是他北大的学生。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面写到——“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要不是蒋先生明确写了，实不敢相信这是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干出来的事情。
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说“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多文雅啊。
这是1922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已经五十四岁了，干吗要跟学生拼老命呢？
竟然是为了收讲义费。
上学收书本费，或者教材费，这天经地义的事情，蔡先生至于如此愤怒吗？
把老实人逼到这份儿上，说起来是北大的学生太过分了。原来，五四运动之后，挟爱国胜利之余威，北大的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因此学生的许多事情学校不能干涉。这本来是学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发活跃。然而，物极必反，既然无人管束，学生们中毛猴子倾向的家伙也逐渐翘起了尾巴。于是，人们形容当时的北大——“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可以！总之，一切随意。”
蔡先生自由办校，不在乎，反正先生都是好的，你来听几节课，就会有收获。
然而到了后来，学生们越发放肆起来，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里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
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再后来，学生代替学校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教员。
如果某位教员主张考试严格，学生马上罢课教训之。
这学校恐怕搁谁都有点儿要办不下去了。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讲义费风波。
所谓讲义费风波，是指1922年10月北大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引发的风波。按说，学校这费用收得毫无问题。印讲义的钱不是白来的，收学生的也只是工本费，而且你有本事可以不要嘛——比如汪曾祺那样的老师说不考试也可以的。但是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是既不交钱，还要给讲义。
这就不像话了，蔡先生自然不同意。
而学生就此闹起事来，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里到处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倒沈士远！”沈士远吓跑了，学生们接着去校长室，蔡元培苦口婆心讲了一天，总算让学生们暂时回去了。第二天来校长室一看外面，好嘛，来了好几百号人，领头的是山东好汉冯省三，大喊——“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到会计科把讲义券烧了！”
群情激奋，喊声如雷，危机一触即发。
别以为北大学生是文的，其实北大学生动起手来比谁都不弱，当年建有北大学生军，总教官白雄远，孙中山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北大学生军担任警卫。人称“戎装整齐，军旗招展，帽徽上镶‘北大’二字，阵营煞是威风”。中山先生曾对汪精卫说：“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却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师啊！”
问题是现在学生可不是在打军阀或者打帝国主义，而是打校长来了啊！这个威力也很可怕。
蔡先生终于被激怒了——为了从北洋军阀政府那里争取办学经费，北大的教授们已经奔波得筋疲力尽了。
于是，蔡先生干脆走出了校长室，对学生们喊出了“决斗”。
学生们对蔡校长还是又敬又怕的，看到挽起袖子冲出来的蔡先生大吃一惊，纷纷作鸟兽散。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呈离开北大，总务长蒋梦麟，代总务长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萨爹的师祖，有骨气）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职员也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北京大学日刊》也于当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大家都与蔡校长共进退。
你们罢课？我们还罢工呢！
最终，通过胡适做工作，学生们认错了，派了代表去请蔡先生。蔡先生消了气，终于回校继续任事。
只有冯省三被开除。他想回来当旁听生，找胡适，胡适说我劝你好汉做到底……
须知北大属于“国子监”的，看看大明对国子监的学生是怎么要求的？
“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反学规的，若祭酒（教授）来奏著，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用马甲发帖），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钦此？！
没错，这就是明太祖亲自下的谕旨，这种半文半白，杀气腾腾的玩意儿也只有朱重八写得出来了。
冯兄，您知足吧。
冯省三是鲁迅很喜欢的学生，为这件事鲁迅先生曾写了《即小见大》来给冯辩护，意思冯是去看热闹被连累的。不幸的是冯后来自承确是当时这样叫的。
忽而读到另外一则小文，说的是蔡先生去世时的情景。
“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物以处丧事。”
蔡先生死时没有钱大体是真的，他一生的房子都是租的，以至于学生和同仁们在他70岁寿辰的时候发起为蔡先生建屋祝寿的举动。房子选在青岛，那地方蔡先生一定会很喜欢。可惜的是不久抗战便爆发，房子自然没有建成，蔡先生最终还是没有住上自己的房子。
为官数十年，办校数十年，一个教授的月薪也有几百大洋钱，修宿舍，修礼堂，每年怎么过手不得千儿八百万的，随便手指缝里漏一点，还不够你死七八回？你怎么就那么傻呢我的蔡先生？
锋锐如锥——纪念柏杨先生
柏杨这个人啊，要说起来半生的工作可真是没脸见人的。
柏杨早年，做的是政工工作。这个工作本来就很容易遭人诋毁，而不幸的是柏杨偏偏还是给国民党干政工。从大学毕业开始，柏杨一直是给国民党政训系统干活儿，办报纸，搞宣传，忙得不亦乐乎——一直忙到从大陆跑到台湾，还在忙反共救国团，不过可供他忙活的地盘，却是越来越小。
国民党里头，政工这个系统，可说是最窝囊的了。国民党败给共产党，很多人说“非战之罪”，既然不是打仗的罪过，责任是谁的呢？自然是政治，而政工政训系统自然首当其冲。柏杨他们这个系统的领袖邓文仪，对着孙殿英大谈三民主义，差点儿把盗墓出身的孙老殿噎死。这帮人的水平，大体如此。
从大陆“政”到台湾，到1960年终于脱离这个干了半辈子、不过一直在亏本的买卖，柏杨的人生价值只能说是负数。学而优则仕，先生学得一般，仕更没有走通。
照片上1960年的柏杨，白皙而文气，这个四十岁的河南汉子，真的不惑了吗？从他一生习惯眯缝着的眼睛里，我们看不出来。
然而有句话叫做“人生从四十岁开始”，它仿佛就是给柏杨定做的。
四十岁以后的柏杨，竟是越活越有滋味，越活越明白的样子。
《中国人史纲》、《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都出自四十岁以后的柏杨。这两本书，写的真是足够精彩，足可以给柏杨在历史文化领域奠定一个位置，也说明他的确是有才华的人。大学毕业的柏杨留下一张头顶学士帽的照片，目光中满是犀利。这个中原小才子的成就都在晚年，或许和人生最初走错了路分不开。
然而，柏杨最灿烂的，却是另一本书，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那本《丑陋的中国人》。
当我开始读这本书时，正是十六七岁，血气方刚的时候，却被这位柏杨先生骂得汗流浃背。
很郁闷，又无从反驳。因为先生所写的，处处件件都戳心戳肺，张目看别人，低头看自己，无一不是先生笔下。你想辩驳，偏偏觉得柏杨先生说的总比你有道理，就是辩赢了他，心中也还是输。
也巧，那个时代正是我们打开国门的时代，忽然发现那些红眉毛绿眼睛的生番竟然比我们一直引以为荣的祖国超出那样大一截，不但工资比我们高十倍二十倍不新鲜，而且走路膝盖会弯，过马路不闯红灯，好似比我们还文明。震惊之下，柏杨先生的话，我们多少听进去了些。
《丑陋的中国人》属于杂文，柏杨先生自己说杂文比鲁迅写得好，虽然他亦谦逊地说自己是站在人家肩膀上。
其实柏杨先生的历史文章，一样带着这种杂文的尖锐。
从这里，也可以大致明白柏杨先生为何半生不得志。这人哪里是搞文宣的材料，这人是骂死人不偿命的主儿啊。当然，他早年的工作也不限于歌功颂德，也可以去骂共产党，不过共产党讲究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怕骂。
欣赏柏杨先生的才气，然而有些不喜欢他的锋锐，毕竟伤人比较厉害。
然而我大学的同学、教育系的天才高晓东先生如是评价——柏杨可以骂人，他有这个资格。
当时不知道柏杨先生的来历，觉得这个评价有些突兀。
等知道先生坐了九年的牢，还是国民党的牢，只有叹息一声——柏杨先生确实有资格骂人的。
国民党的牢，当时可不是好坐的。李敖被刑讯过，用刑的用几根圆珠笔夹在他的手指间，逐渐压紧。还要告诉他——李先生，如果你疼请不要恨我，是这圆珠笔让你疼，你应该恨圆珠笔。李敖反驳道——不，我还是恨自己的手指吧，是我的手指让我疼。
柏杨几次自杀未遂。
“因为邻居对我不友好，所以我不得不利己主义。”基督山伯爵如是回答维尔福法官先生。
李敖原来是国民党军官，柏杨原来是国民党的政工干部，都是为国民党卖过命的。
“因为世界待我刻薄，所以我也待世界刻薄。”柏杨说这话的时候也可以昂着头的。
而柏杨除了刻薄，更多的是深刻。
尖锐的文风，杀伤力大，感染力强，也能够让自己的表达更加大声，因此对从事文字写作的人极有吸引力。经常有朋友抓到历史的某个破绽而为自己的敏锐激动不已，以为自己也可以当柏杨了。不过，攻击性的文字好写，能达到柏杨水平的，却难见到。批评者，有时候比被批评的还要无知。稚嫩的敏锐，不过是“芳心窃喜”的颤动，离结婚生孩子还早着呢。
写这样的文字，需要鹰一样锐利的眼睛，穿透事实，去剥离出令人信服的东西来。仅仅看到问题，未必能让人信服，不过是小聪明，就像1966年柏杨画漫画讽刺大小蒋被捕，依然属于这类小聪明。这种小聪明像方鸿渐，其本质不过如赵辛楣所说的——“你这人倒不坏，可是全无用处。”抓起来，顶多惨叫两声不民主，却是未必有人在意的。那张画，也早被人忘记。而二十年后的《丑陋的中国人》虽然也尖锐，论点却变得极有说服力，欲驳不能，只有叹息。作为被骂的对象，排队到书店去买柏杨先生的书，全都是因为他的深刻。
九年的监牢，换来了柏杨彻骨的桀骜不驯，更有了可以刺穿历史的深邃。
李敖也有同样的时刻吧，当他看到一江山游回来的袍泽在滩头被自己人用乱枪打进忠烈祠。
一个是善才，一个是龙女。
锋锐是七伤拳，欲伤人，先伤己。柏杨是经过大苦难的人，他的锋锐如百练宝刀，而没有这番经历去模仿，不免像人家堂屋里挂着的批发龙泉剑，只得其型而已。
是资格促成了深刻，还是深刻依托资格而存在？这两者总是相辅相成的，每次我想把它们分开，都有棒打鸳鸯的感受。
柏杨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坐了九年牢，没有把他坐成一个华盛顿或摩西，也没有把他坐成崔八娃或范长江，依然是一根锥子一样的一个人，除了文字一无所有，只是越发的成熟。
大陆引进柏杨，我想最初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坐国民党的牢，看他的书，或许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反动统治”的腐朽。却不料中国人的脑筋基本是相通的，柏杨先生在海峡那边让人汗流浃背，拿过来，同样让这边的人汗流浃背。
奇怪的是，柏杨先生虽然擅长的是攻击和摧毁，提到他的名字，我却总有一种建设性的感觉。而他却甚至从来没有给出一个摧毁后怎样建设的意见。从尖锐而言，柏杨在台湾的文化界是刻薄的，但并不是最刻薄的。汪笨湖也刻薄，周玉蔻更甚，然而，柏杨的刻薄，却和他们不同，我想是可以传下去的。也许我们的下一代，还是要看《丑陋的中国人》。
常想柏杨先生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建设性的东西呢？
或许就在“没有答案”这四个字上。
看了柏杨的书，才发现，所谓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是祖宗的荣耀，却要我们汗颜。所谓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也未必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十来亿人对掐起来，用这地大物博的产物互相打来打去，确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观。
怎么办？
没有答案。柏杨是聪明的，但聪明的他坐了九年牢以后说，没有答案。
看了《丑陋的中国人》，汗流浃背之后，我们总希望有一个灵丹妙药，假如谁能给出答案，那这件事就很中国了。柏杨不，他真的很不中国，没有做摩西的欲望。
没有答案，可是我们不能停步，世界不允许我们停步。
于是我们只好说，对着天空呐喊是没有用的，中国没有捷径可走，我们一步一步来吧。
那么，就只有踏踏实实地走吧。
毛虫丑陋，要化作蝴蝶。
抬头看，顶上已经没有了光环。中国人不是天之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