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有人比较宽容。
比如吴晗。他是旧文人出身，虽然做了北京市副市长，依然保留着一点儿喜爱潇洒自如的风格。这怎么形容呢？诸葛亮算是旧文人的偶像了，人家怎么说诸葛亮的？“读书不求甚解”，“观其大略”。
这种注重大的走向，忽略细节的性格，可算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特色。它有提纲挈领、主次分明的好处，也有不够细致，轻视数字的坏处，难以用好坏形容，只能说是一种特点吧。
吴晗就有点儿这种风格。
所以，在吴晗手下，偶尔报纸上出个错字什么的，也未必会受到严格批评。这对于畏惧文字狱的朋友们来说，实在是件难得的好事。
不过，据说温文尔雅的吴晗也曾经有一次对校对出错发过火，这事情虽然怪异，却没法怪吴先生。
那是北京一家大报，一天刊登新闻，里面写到——“北京市副市长吴哈”如何如何。
这报纸给吴晗看见，感到十分新鲜，北京市副市长是我吴晗啊，什么时候冒出个本家兄弟吴哈来？
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报社。检查结果，原来是排字错误，加上校对不认真，让错字蒙混过关。报社赶紧向市长道歉，深表遗憾，请组织批评。
吴晗发火了？
那就不是吴晗了。吴晗很客气，不就是弄错了个名字吗？他没怎么当回事儿。
不过吴晗的秘书和报社联系，还是认为报社应该做个更正说明。
报社这边赶紧应承。
第二天，吴晗拿过报纸一看，上面有更正消息呢。哦，报社行动够快的啊。
吴先生拿起来细看，只见上边写着——“本报昨日×××一文中‘北京市副市长吴哈’应改为‘北京市副市长吴哈哈’，特此更正……”
好脾气的吴副市长看了什么反应？
那就不用我说了吧……
曾因酒醉鞭名马——读郁达夫《钓台题壁》诗
因为上学的时候不用心，诗词的平仄都弄不太清，所以朋友们谈论诗词，萨一般是三缄其口的。不过，看了郁达夫的《钓台题壁》，忍不住慨叹一声，刘海粟曾说他无意作诗人，但论文学成就却是近代诗词第一，大体不是一个夸张的评价吧。
郁达夫的诗如下：
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这首诗从背景上说，有辞官厌世之说，不过郁达夫是一个辞官的诗人，而不是一个会写诗词的官僚。立场不同，文字的灵魂也不同，若把这首诗单单当做政治宣言来读，甚至当做革命宣言来读，郁达夫大概就要去跳海了。
这首诗中，萨以为可做诗眼的，乃是这两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郁达夫通常被称做狂士，而我以为有人对他的另一个评价则更为贴切，那就是“专情放任的浪子”。从这两句诗看，深以为然。
“曾因酒醉鞭名马”背后并非一个狂字，亦不到一个悔字，而是一个惜字。生怕情多累美人，背后亦不是一个狂字，亦不是一个得字，乃是一个忍字。狂生背后的郁达夫，其实是个爱得深沉之人。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大约因为亲眼见过一个很出色的女孩子同时被两个更加出色的男孩子追求。此时，若这个女孩子不出色，自是一份极大的骄傲和资本。若这个女孩子平庸，则是一个取舍的问题。偏偏这女孩子非常出色，于是，她不再是取舍的问题，而是为不忍心伤害其中任何一个而苦恼。所以她的表现就与“生怕情多累美人”很相似了。郁达夫的“怕”，或与此相近。
“生怕情多累美人”中“生怕”二字，体现的是一个动的境界，若是换成已经发生的“多曾”“屡屡”，境界就会变得滞涩而直白。
“生怕”是在将届未届的地方，事情还没有发生，但已经存在。这如同许多爱情，一生没有说出口，却真实地存在一样。诗词中的动感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妙境，“呼儿将出换美酒”就是动的，若说“拿马换了一坛酒”，内容一样，境界可就完全不同了。
僧推，僧敲，之所以难以取舍，问题在于这两个都是动的，如果是和僧进，僧入相比，诗人有什么不能取舍的呢？偏偏一个推，一个敲，都是动的，又都动得不十分理想，所以诗人才难受，才无法取舍。
“生怕”一词，似乎仍然有些直白，或为诗人一气呵成，未加雕凿的原因吧。可改否？换成“常怕”如何？换过之后一看，不行，生怕就是生怕，从心里怕，达夫性情中人，别的词代替不了这种要表达的感情。我曾读“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对末尾一雪的字同样有些不妥的感觉，但遍寻词句，虽然屡屡觉得找到了比它更好的，过了几天，终于发现还是不如这个字，最后觉得，我还是玩不了诗词啊。
郁达夫诗，入世的成分，出世的成分，几句词尽在其中，浑然立体，有些颂歌式的文字让人吃不消，大体还是因为只是一个平面。官也辞了，心一直在风中，并不是郁达夫不出仕了，而是他的心从来不是属于仕的。
郁达夫做斗士是业余的，骨子里是一个魏晋名士。
想想近代的文化人中谁可与他一比呢？苏曼珠或许可以，虽然，风格上完全相反。
忽然有一点淡淡的戚然。郁达夫最后是因为抗日工作被杀害在苏门答腊的，这位“狂士”的死，缘于中国文人那种最传统的道德——对国家和民族的节操。在这首1931年的诗中，他写道：“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表面上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无关，骨子里，莫非还有一个一语成谶的意味在里面？
中国的名士，是屡屡有这样故事的。
佯狂难免假成真，郁达夫不是狂士，他藏在狂士面具后面的深情，有谁读懂？
隐藏在《围城》后面的梅贻琦先生
读一位朋友写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文章，忽然感到似曾相识，仔细想想，竟然让我想起了《围城》中的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
这可不是说梅先生和高松年的原型有什么关系，我的看法，钱钟书先生恰恰在有意无意用梅先生来反衬高松年在他心目中的真实地位。这里面，涉及两位校长各自的一段“经典名言”。
梅先生那段让我感到似曾相识的话，是这样的——
1931年12月，梅贻琦正式到校视事。在全校集会上发表就职演说，提出他办学的至理名言：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主要看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更成为广为流传的名句。不过，对梅贻琦的“大师论”，不能停留在表面上，有必要把握它的完整含义。他认为好教授不是肯花钱就能请到的，好教授也不只是学问优长的学者。他说：“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指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他还说：“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请好教授之机会，故能多聘好教授来校。这是我们非常可幸的事。从前我曾改易《四书》中两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吾还是这样想。”
以钱钟书先生的年龄和经历，他应该比较熟悉梅先生，甚至可能对梅先生在清华的讲话印象很深，而看完这段话，我觉得，对于《围城》中的高松年校长，在对教授问题的理解上为何那样自负，终于可以有点明白了。
高校长的“经典名言”云——“名教授当然好，可是因为他的名望，学校沾着他的光，他并不倚仗学校里地位。他有架子，有脾气，他不会全副精神为学校服务，更不会绝对服从当局指挥。万一他闹别扭，你不容易找替人，学生又要借题目麻烦。我以为学校不但造就学生，并且应该造就教授。找到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能跟学校合为一体……”
这话说的冠冕堂皇，逻辑全无问题，毛病在于和梅先生的话放在一起来看，高下立判。这首先是一个对自己有没有信心的问题，高先生的姓可以让人联想起武大郎，可算巧妙。
这也是一个办学方向问题，梅校长是拱手相邀的谦谦君子，剧场经理，高校长是重视控制的行政专家，司令长官。
我有一个恶意的猜测，钱先生这样写高松年，应该是先看过梅先生的训导（否则高的观点之结构，内容不会和梅那样形似），等到要写一个“三闾大学校长”，就忍不住拿梅先生作镜子了。而高松年对自己观点的得意，则使钱先生有替他写一写心理潜意识的意思——正因为梅先生在教育界的地位，若是真有高校长这个人，当发现自己能够提出一个与梅先生“异曲同工”的理论时，在外人的捧场之下，心里对自己的满意和惊讶，恐怕也是难以言喻的，于是，就难免经常挂在嘴边了。
平心而论，钱先生写《围城》，每个人都有好有坏，李梅亭是小人，但是他会讲课；方鸿渐算是好人，可是他的毛病多得让人摇头都来不及（赵辛楣说得好——你是好人，可是完全没有用）。高松年也一样，只是能把人写到如此入木三分，也就是钱先生了。
我一向认为钱先生的《围城》最大的优点就是语言国际化，所以翻译成英文依然能够保留八分神韵，但是，这等在文字间玩玩游戏的事情，钱先生还是免不了的，只不过不被人重视罢了。就像高松年这一段，如果不是看到梅先生的这段话，我是死活不会想到里面有埋伏的，因为钱先生一个字也没提梅校长嘛。
记得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里面提起，钱先生被人构陷送到干校，理由是某种攻击言论，而学校里的同仁们并不相信，认为假如这真是先生所说，恐怕还要风趣些。
信然。
砸汽车打人的大学校长
傅斯年
做学问做到大学校长，都是斯文人，总应该有些和光同尘的意思了吧？
不幸得很，有些事就是邪性。和尚要练武术，大学校长，也未必都这样文气的，砸汽车、打人的大有人在。
砸汽车的，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
傅斯年何许人也？胡适在北大教书的时候说，现在学生里面有人比老师学问还大，说的就是傅斯年。
台湾大学校长怎么会去砸汽车呢？确切地说需要做两点纠正：第一点是傅先生并不是自己去砸汽车，而是号召别人去砸汽车；第二点是傅先生号召大家去砸汽车的时候，自己还不是大学校长。
那是五四时期，傅斯年还是北大的一个学生，一个有学问的小愤青。
五四时期是怎样一个时期呢？大学生闹事敢烧外交部长家房子的时代。钱玄同说过人过四十就该死的时代。
能和钱玄同“人过四十就该死”振聋发聩之言相提并论的就是傅斯年的“坐汽车的就该枪毙”。
据说傅斯年作此言，是因为走路被旁边过的汽车溅了泥水，于是发出这样的抗议。
换了老萨，大约也会这样说，不过，就是一句气话，几分钟以后就忘了。然而，傅先生说完之后，一边走一边想，越琢磨越觉得自己有道理——是啊，这年头坐汽车的有几个是好人啊！
于是，傅先生就把这句话发表在杂志上了，而且赢得了大众的一致赞扬。
是，大伙儿都同意，这年头，坐汽车的有几个好人啊？
到五四运动兴起，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游行到珠市口，正演讲呢，迎面开来一辆汽车，看到人多拥挤“嘀”了一声喇叭。
在美国嘀喇叭基本等同于口出脏言。
在中国倒没这个习惯，但是大家想起傅先生这句话来了——坐汽车的就该枪毙！
于是，人人喊打，上去就给掀翻砸了，坐车的自然也不会平安。这场面让也在游行队伍中的一个清华学生大摇其头，从此一生反对激烈行为。
这个人就是梁实秋。梁先生一生绵软，甚至过于绵软，但是他评价这种砸汽车行为的话，倒也值得收录下来——“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种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种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已经过去了大约九十年，梁先生这句话今天还是有入木三分的感觉呢。
说起来，学生们砸汽车，傅先生不免教唆之罪。
人家都说傅先生学问好，却不知道这种砸汽车的性格贯穿先生的始终，到晚年都不变。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大家推选傅先生做北大校长，傅先生坚决不干，说北大校长只有胡适才能干。不过他坚决要求做一段代理校长。
这个看似莫名其妙的要求其实自有道理。傅斯年做代理校长，只为了做一件事。抗战期间北大有很多教授留在沦陷区，也有些人加入了日军开办的“伪北大”。傅斯年知道胡适这个人性格温和，恐怕不能下决心惩戒他们。于是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把这些人全部开除，无论多大的名气，多高的学问一律不客气，铁面无私。
傅先生说，自己是帮胡适清理门户。
后来傅先生去了中国台湾办台大，不到两年就病逝了，办得如何呢？他的学生刘绍鸣借用小说说起了傅先生——“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杜鹃花城，也只有那时候，我才知道台大的选址还是很浪漫的。
要说傅先生砸汽车，未免有点儿牵强，因为他的校长是后来当上的。然而，就在真正的校长中间，也不乏这样的——
比如，要打学生……
此人，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看老萨写到蔡元培先生打人，估计一帮北大的师伯师叔（萨爹是北大的，所以就算是刚进北大的学生咱恐怕也得捏着鼻子尊一声师叔）已经把拳头攥起来了——蔡先生何等温文尔雅的人物，怎么会打人？你这不是造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