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那些中国人
19564800000024

第24章 伶人篇(3)

即使在这种“出格”的待遇之下,胡蝶在明星同人中声誉却保持得相当不错。其原因首先当然是胡蝶“电影皇后”地位和出色的演技,另外,胡蝶的做人,也确有不可多得的好处。她性格温柔,待人和蔼,没有明星架子,而且在排戏的时候特别听话。胡蝶并非没有自己对角色的追求,但她总能把这种追求建立在同时满足导演要求的基础上,所以双方往往能够都感到满意。对于酬劳,胡取之有道,为公司创造的价值更高,而且两千月薪只取一半,上下都对此颇为赞许。

胡蝶在拍片时的听话有时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其中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的拍摄。

美国出品的有声片1926年在中国就有播映,1929年开始确立主导地位,对中国默片造成巨大打击。为了应对危机,各大公司纷纷开始对有声片的研究。《歌女红牡丹》就是明星公司的第一部有声片,由洪深编剧,胡蝶主演。

其实,在《歌女红牡丹》之前,中国电影界已经有一部《雨过天清》是有声片,但这部片子从前期制作到录音都是在日本完成,利用的是全套日本技术,所以不能称为第一部“国产”的有声片,并且由于当时国人的仇日情绪而票房不佳。

当时,中国电影界对于如何完成有声片漫无头绪,《歌女红牡丹》的录音纯粹是董克毅先生一个人琢磨出来的,他想出的方法是利用蜡盘录音和画面同步完成制作。蜡盘在今天早已经被淘汰,它是通过声振动放大后驱动一把刻刀,在旋转的蜡盘上刻出弯弯曲曲的沟槽来,来记录声音。这种做法孙中山在北伐誓师时候曾经用过,只录制了相当短的内容,用它拍故事片还是第一次。

这种技术的优点是简单易行,缺点是蜡盘十分容易损坏,录制不易。于是,《歌女红牡丹》的拍摄中,就出现了一个镜头反复多次,甚至十多次的事情,可说是历尽“千辛万苦”,才完成了制作。其中,胡蝶在片场上表现极好,反复拍摄就反复配合,从无怨言。她在影片中的表演自然到位,影片中还插了几部京剧,如《穆柯寨》、《锁麟囊》的片段,为了把这些唱段做好,身为上海人的胡蝶下了很大功夫学说北方话,通过如此努力,把一部尝试性的影片变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之一。既然“电影皇后”作出了表率,拍摄中其他人也只好老实配合了,没有人敢去抱怨。

影片终于完成,然而,发行却很成问题。

因为蜡盘录音的缺点太明显。它声音小,而且与画面同步不好,与外国的磁录音技术相比存在差距,很多电影院看过《歌女红牡丹》样片后都担心不好赚钱。

明星的老板之一郑正秋决心通过广告打开市场。然而,他给《歌女红牡丹》写的广告词,自己却不能满意,总是觉得抓不住观众,便去找包天笑等一干“鸳鸯蝴蝶”来写。

无奈郑正秋自己已经是才子,他写不好的东西,包天笑如何能写好?于是一连几日没有满意的结果。

编剧洪深等不及了,去找郑正秋,才知道是卡在广告词上面。洪深不愧为“洋才子”,略一沉吟,计上心来,写了两句广告词,郑正秋一看,拍案叫绝。

于是,《歌女红牡丹》的大海报下面,就出现了两个市民模样的人,其中一个在对另一个介绍——“胡蝶开口讲话了,还唱京戏给大家听……”

这两句话市井流传,《歌女红牡丹》一时观者云集,市场被迅速地打开了。

现在看来,这两句话一方面抓住了市民阶层的好奇心理,一方面抓住了这部影片最主要的卖点——胡蝶和有声。洪深的两句话,比写一个小册子来介绍剧情,要强得多了。

胡蝶是那一代影星中最为长寿的,1989年于加拿大去世,最后一句话是:“蝴蝶要飞走了。”

有的人青春永在,传奇永在。

最早的黄色擦边球

写了一个《洪深与胡蝶》,不留神就被提供素材的老先生在网上看到了(起初我以为五十岁以上的老先生是基本不上网的),于是打来电话,说我胆子不小,居然敢放他老先生的鸽子。

说是这样说,几句话之后老先生不觉又“入戏”了。

你知道中国最早在电影上拍“****”,打黄色“擦边球”的是谁吗?就是他。

中国电影早期还是比较严肃的。那时候审查制度比较严格,固然对革命的内容比较敏感,对于一些出格的十八岁以上镜头,老封建的官僚心里怎么想不用说,砍起来毫不客气。这样一来,银幕上卿卿我我的镜头虽然不少,敢脱衣服动真格的还真是不多,特别是那时候的女演员还是挺重视形象的。这些女孩子多是辛辛苦苦奋斗成名,都是美女加才女,对名声挺看重的,有点儿桃色新闻就很紧张,要不阮玲玉也不会死了。所以,让演员在银幕上脱衣服,当时也并不容易。

但是这部分的内容的确有一定的市场——张石川很拍了一些“爱情片”,其中有一部《残春》,就被他打了擦边球。

《残春》这个片子,主角是一个叫做梅丽的大学校花,姚苏凤写的剧本,姚这个人格调不高,写出来的东西当时被称做“浪漫风流香艳爱情巨片”。

当时明星公司正闹财政危机,急需此片赚钱,既然重点放在“风流”“香艳”上面,于是要求在片子里加一段“****”,并以此为噱头吸引观众。

张石川是只认得钱的,他自然不会反对。然而,一来上面那个审查制度,二来主演《残春》的徐来是有名的女演员,明星的台柱子之一,她不肯脱,谁敢逼她脱?

还是张石川有办法,他说这个好办。他把这段“****”安排成女主角“出浴”——“裸”是“裸”了,关键的部位弄了好些肥皂泡给盖住,似真似假,若隐若现。你说她裸吧,上面还有肥皂呢,你说她没裸吧,可谁洗澡穿着外套呢?

据说这是张石川看美国电影得来的灵感,照猫画虎,看来美国人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

实拍的时候其实演员并不需要真“裸”的,既然如此,徐来终于同意,只是要求拍完了只有她同意的部分才可以上银幕。

张回答说毫无问题。这片子是董克毅先生拍的,角度用光都很讲究,徐来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而在泡沫之下审查的官员也自然手下留情了。

明星公司就用了这段“****”中的一个镜头做成《残春》的电影广告,大肆宣传。

借了这个噱头吸引了大批庸俗小市民的入场,《残春》在当时的票房榜上,居然连续好久高居榜首。

不过,演这电影的徐来,也成了各个小报的花边新闻主角,圈子里对她的看法也有些变味。据说徐来后来颇有些后悔,但木已成舟,已经没有办法,便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徐来后来嫁给了国民党的将军唐生明,这个唐生明以好吃喝玩乐著称,对徐来宠爱有加。不过,也有让徐来丢面子的时候。

唐生明和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是知己,戴笠的情人胡蝶和徐来又是手帕交,关系相当亲密。戴笠的军统有什么事情,唐生明也经常参加。抗战时期,有一次戴笠在湖南举办军统临澧训练班毕业式,担任常德警备司令的唐生明也携徐来参加。

毕业式结束后特务们举行联欢会,开始气氛还算正常,到中间酒酣耳热,就有特务介绍唐先生的夫人徐来女士,就是电影《残春》的女主角啊,大家请她来唱一首歌好不好。

军统特务们素以素质低劣著称(用张国焘的话说,素质高的都让共产党拉去了),大多看过这部“香艳”大片,于是议论纷纷,语涉猥亵,更有人怪声叫好。

这种气氛之下,徐来大怒,坚不肯唱,军统特务们一贯是头上长角的,加上此时多带了酒意,竟有一点天王老子也不买账的意思,众人一再催促,场面渐渐紧张,唐生明也有些弹压不来,而徐来坚决不肯退让。

这时还是戴笠有办法,连忙拉着自己的情妇张素贞上场一同演唱一曲,平息了事情,徐来得了面子,特务们也很满意。

可见徐来对拍《残春》,心里只怕真有些芥蒂。

而胡宗南评价戴笠“人情世故熟”,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老先生还说了张石川的一件事,此人曾经把夏衍气得暴跳如雷——夏衍在上海左翼文化圈出名的随和,怎么给气成这样呢?说起来张石川又不是什么反动派……

老实人夏衍的冲冠一怒

文化部的老人说法,夏衍这个人“好糊弄”,反之周扬就不行。说周扬不好糊弄这很有道理,一方面他为人比较严肃,做事严格;另一方面他是义阳人,义阳出的汉子都是魏延、邓艾之辈,才华横溢之外棱角分明,容易发生人际问题。周扬当然也不例外了。(这一点经过朋友提醒,说老萨是望文生义,原来周扬是益阳而不是义阳人,音同字不同,这让我想起了冯小秀说围棋,把罗建文说成是罗成之后,要盘肠大战,结果比赛中小罗就因为肠穿孔住院了……)说夏衍“好糊弄”并不是说他糊涂,1927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夏衍可不是糊涂人,“好糊弄”是说他宽厚和气,容易接受他人意见。

说到底夏衍骨子里的文人气质浓厚,对于做官是不太认真的,当时有说法讲夏衍与狗肉将军张宗昌有一比。张宗昌有三不知,是不知道“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夏衍也有三不知,是不知道“级别多高,工资多少,待遇有多好”。不知道待遇多好是讲解放后上海实行配给制,夏衍坐车吃饭都应该公家报销,他要好久以后才知道;不知道工资多少是讲夏衍过日子都靠稿费,新中国成立事初期情乱,有关部门好些日子忘了给他发工资他居然也没发现;不知道级别多高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评定职称居然给夏衍定了个“兵团级”,要知道五五年授衔的时候兵团级一共才一百五十多个,其中除了四个少将全是中将、上将,自己居然有这样高的级别,夏衍知道后吓了一大跳。

说夏衍是“兵团级”,有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知识分子的级别普遍定得比较高,这主要是一个待遇问题,物以稀为贵,实际的权力是另外一回事。萨爹他们“****”期间到旅顺做课题,几个干巴拉瘦的知识分子到部队居然一人给配了一个警卫员,住的地方也极为舒适,两位研究员居然还各给配了一个护士一辆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老九们这才发现自己最低也是“县团级”,稍微高一点的就是“地师级”也。要从这个角度说,所谓臭老九“闻着臭吃着香”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只是“闻”的时候多了些,“吃”的机会少了些。

要说这样一位好好先生,居然登报和人打官司,那肯定是给欺负急了。

夏衍真的登报和人打过一次官司,这个人就是明星的大导演张石川。

夏衍和张石川打官司真是有些稀奇,说起来张石川还是夏衍的朋友,而且是挺够意思的朋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