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就是中国女性传统的性格,在20世纪80年代打开国门的时候,无论邓丽君还是席慕容,都曾让我们这些故宫角楼下长大的中国人,产生极大的惊讶。
清纯温柔的邓丽君幸福吗?
邓丽君在1995年5月8日,于旅行中因支气管哮喘病突然发作,又没有携带常用的药物,未及送院即香消玉殒,逝于泰国清迈,时年四十二岁。
次日,日本著名作曲家三木塔卡西正在推敲写给她的新歌《勿忘》,忽闻噩耗。“这支歌本来约好由她来日本演唱的,假如在医疗设备先进的日本,也许就不会死吧。我写这支曲子拖了半年,如果能够按期完成的话……那些天,我每晚酩酊,无法排遣对她的负疚。”
没有人怀疑三木和知道这消息后沉浸在悲痛中的歌迷们的深情,也有人探询——邓丽君死前,最后唱的是哪一首歌?
邓丽君的最后时刻与歌无关,已经艰于呼吸的邓丽君,在最后的时候,始终在艰难而痛切地呼喊的是——“妈妈”。
邓丽君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后的依恋,只有妈妈。
邓丽君所要的,不是朋友们可以给她的。
熟悉邓丽君的朋友这样评价她——邓丽君的一生,单纯而平凡。一如邓丽君自己曾对好友林青霞说过:“我的出身很贫穷,可是我从来不羡慕豪门人家。”“我刚刚出道的时候老是盼着出名,那时因为家里的生活艰难,只希望多赚些钱来补贴家用。”单纯的邓丽君,容易快乐,也容易满足,然而,她的一生都在寻找着一样东西,却始终不可得。
那就是一片属于邓丽君自己的归宿。
邓丽君一生,唱得最多的就是情歌,但是她没有结过婚。死于清迈时,身边的男友将她送上救护车,自己竟去回房安睡。邓丽君的一生,有据可查的恋爱有六次,每次都真情付出,却红颜薄命,每次都以伤心结束。屡次受伤的邓丽君,却一一原谅负心的男友,连她的好友都看不下去。
也许,只是为了曾经有过的那份温暖。
只有当我们深入她的世界才会发现,舞台上光芒四射的亚洲公主,长着清秀娃娃脸,宛如邻家女孩儿的邓丽君,一生都在流浪中度过。荒木丰久这样评价她:“作为人,作为一个女子的邓丽君,其实人生很是坎坷。她的歌,或许也是对她自身哀伤的抚慰。”
繁华之后,是一个漂萍一般的邓丽君,她对家的那份深情渴望,无论歌迷们怎样爱她,都没有办法满足的。
而邓丽君对家的渴望和失落,还有一层更加深刻的东西在里面。
“亲爱的大陆同胞们,你们好,我是邓丽君,我现在来到金门广播站向大陆沿海的同胞广播……”
这是邓丽君在台湾国民党军马山广播站向大陆广播时固定的开始语。这也是大陆开放初期对邓丽君的歌曲封杀的真正原因。至于所谓邓丽君是国民党间谍的说法,则不值一哂,在出境的时候签那样的字,不过是两岸都在政治挂帅时代,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可能遇到的遭遇而已。
看到这里,或许有些朋友会感到黯然,对于歌手的邓丽君来说,政治似乎不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其实,谈邓丽君,是无法避开政治的,邓丽君在政治上的所为,正是她与大多数艺人不同的一个方面。
“籍贯河北省大名市,出生于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
邓丽君这样的身世决定了她同时深受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喜爱,却又深陷两岸分裂的政治漩涡不能自拔的命运。邓丽君的父亲抗战中从军报国,是黄埔军校十四期毕业生,在国民党军中担任下级军官,1949年从营口随军撤退台湾。她从小生活的环境中,出入皆是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官兵,不免让对祖国的思念与爱恋深植于幼年邓丽君的心中,并伴随了她的一生。然而,这种背景也同样注定了邓丽君的政治立场。毫不奇怪——她本来就是一个国民党军人的后代——不过,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军人的后代。她从小所知道的“中国”,就是那面青天白日旗下的中国,如果说有些艺术界人士是无意间卷入政治漩涡,那么邓丽君则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邓丽君在台湾期间,热心于为国民党军作****演出和军中广播,甚至她去世后国民党方面也曾专门派,当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吴伯雄为她的棺椁覆盖了青天白日旗。
邓丽君自己承认,她的心底,深受“眷村”文化的影响。所谓眷村,是一个奇特的群体,这里的居民,多是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军人家庭。而国民党军的军人,今天我们也能够了解他们并不是脸谱化的恶人,他们一样有自己的亲人,一样有好人和坏人,说到底,不过是另一群信仰不同的中国人罢了。而他们的军人身份,出入于生死之间,又使眷村的相当多事情,同样能够让大海这一边的人为之感动。
比如,有个长在眷村,和邓丽君背景相似的台湾空军子弟曾经这样记述小时候的事情——那时,每天眷村的小孩儿都到村口去等大人下班回来,他们的爸爸多是台湾空军的飞行员。其中,关艾丽(飞行员关永华的女儿,关永华在1956年失事身亡)也和他们一起去。孩子们就笑她,说你又没有爸爸要等,来干什么呢?这时,交通车上下来的飞行员蔡冠伦听到了,马上走过来,一把抱起关艾丽,说:“以后你每天来接叔叔好不好?”
虽然蔡冠伦后来进入了黑社会,成为台湾四海帮的老大,是正人君子心目中的所谓社会渣滓,而这一瞬间的蔡冠伦,赢得了我这个局外人永恒的尊敬。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邓丽君,对于这些阿兵哥,和他们忠于的那面旗帜,是怎样的心态,当可以想象,也可以想象如果看惯了戎马父辈的邓丽君,看到今天的台湾的兵们对阿扁“你是我的巧克力”的谄媚,又是怎样的心情。
如果邓丽君活到今天,她会是怎样的呢?她的闺中密友林青霞怎样做的,已经让我们略可想象了。
其实,写邓丽君和政治的关系时,依然给人一种心中澄净的感觉。因为,和大多数涉及政治的人不同,邓丽君从未利用她的政治活动从中捞得什么好处,只是一次一次尽着她从心底认为“爱国”所应当尽的义务。邓丽君之于政治,一如她的歌声一样单纯。只是,歌声可以随心而转,而政治,对于单纯的邓丽君来说,带来的只有一次一次的伤害。
讲政治对邓丽君的伤害,并不是泛泛而谈。而伤害她的不仅仅是政治。
发生在1979年的护照案对邓丽君影响很大。当时,很多台湾艺人为了出入境方便都购买一本外国护照,邓丽君也拥有一本印尼护照,本来这已经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却突遭日本出入境管理局驱逐,是一次让她很伤心的经历。此事背景复杂,和邓丽君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日本过于走红有极大的关系。这时,日本拒绝她入境,台湾又借口她逾期不归拒绝她回来(也可反证邓丽君“特务”身份的有名无实),大陆以当时的环境又不能去,邓丽君四顾茫然,几乎无家可归。她只好在香港安顿下来,努力发展——而邓丽君当时不懂粤语,其中艰辛可想而知。好在她性格坚韧,终于克服困苦重新走上成功之路——这时,台湾方面看重邓丽君的影响,大开绿灯劝她回台,把她当做一张政治牌来打;而日本,又因歌迷的压力而一反初衷,请邓丽君回日本发展。
人情冷暖,大概这数年间邓丽君已经体尝遍。此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最终失去了回归大陆故乡的希望,使邓丽君颇受打击,她的身体日益衰弱,而旅居在外的生活,只能让这种衰弱愈发严重。
也许,这就叫做魂魄无家。
对最后十年的邓丽君来说,家在哪里,实在是很难清楚表达的事情。
大陆。邓丽君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北京召开一次演唱会——“在露天,买不到票的观众也可以听到”。但是,这个愿望由于政治原因终于未能实现——而这个政治原因,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邓丽君自己的政治立场。从1985年,《中国青年报》上就登出了邓丽君的照片和介绍,邓丽君的粉丝,更是遍布大街小巷,大陆的人们,是很遗憾她没能过来的。
大陆从未谋面的故乡,邓丽君是因为政治原因自己望而却步了。
台湾。生在台湾,但在生命最后几年中,邓丽君似乎并不太愿意回台湾而宁可在中国香港、法国等地辗转。有人说这与1979年邓丽君因“护照案”返回台湾时,被台湾当局以“逾期不归”为名拒绝入境有关。而我的看法,台湾政治环境的变化,作为“外省人”的邓丽君不可能没有觉察。邓丽君最后一次回到台湾,是在1994年,参加《永远的黄埔》晚会。今天的“中华民国”,只怕早已不再是邓丽君幼年时热爱的那个中华民国了吧。
中国女儿邓丽君故园,或已不是当年的故园。
日本呢?那里有无数邓丽君的歌迷,也是她演艺生活最集中的地方。1979年,因为“护照案”在日本深受欢迎的邓丽君被日本拒之门外,出入境管理局的驱逐,是一次让她很伤心的经历。同时,尽管歌迷们的热爱让邓丽君感动,那里终究不是自己的地方。邓丽君在日本的签名,始终不忘用中文来写,虽然,日文中没有“邓”这个字给她带来不少麻烦。
一如巴黎美国,良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
邓丽君,只有继续流浪,无论身,还是心,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邓丽君的墓地在台北金宝山。台北的天气阴天居多,但奇怪的是每到邓丽君的忌辰,往往会变成一个晴天。难道,天也怜惜这个流浪的女儿?
2007年,日本决定为邓丽君摄制纪念性的电视剧,计划于6月杀青。当我看到这部电视剧的名字时,不禁动容。
那题目是——《特蕾莎·邓——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一时间,竟有一种莫名的哀愁占据了我的心——邓丽君,你真的知道自己的家在山的那一边,还是在海的那一边吗?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胡不归去?——我能归向何方?
邓丽君的歌,有些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歌中,让人感觉最痛切的,还是她那种对于归宿的渴望和无法归去的忧伤。
狭义上邓丽君热爱的,也许是那个她忠于的青天白日满地红,而广义上,她所爱的,更是这片我们共同的土地。旗帜可以变化,而这片土地万古长存。
其实,我想说的不是邓丽君的爱国,也不是邓丽君的政治立场,说这些我感到词不达意,我想说的是——
历史把国家造成了两片,海的这边一半,海的那边一半,却让一个小小的女子来承担这其中的伤痛,是邓丽君的不幸,又是何等的不公平。
这已经足够。
忘不了的何日君再来,忘不了那最后声声对妈妈的呼唤。
也许,对那份清纯温柔的追忆,对那份无助伤痛的同情,也是邓丽君逝去十四年后,依然有这样多中国人念着她的原因之一。
邓丽君,孤独的中国女儿,走好。
洪深与胡蝶
在旧电影界,有两位没人敢去惹麻烦,一个是著名演员金山,此人性格狂放,新闻辈出,然而他是黄金荣(一说杜月笙)的关门大弟子,清帮里不大不小有他一号,他不招惹人家已经要亏得金山品德高尚了;另一个就是洪深。洪是编剧导演一肩挑的奇才,为人疾恶如仇,思想进步,但他是国民党第三厅的上校科长,有军装穿的,秀才碰上兵,有理讲不清,文化圈里,谁没事撑的去找这个“丘八”的麻烦?
其实洪深当兵纯属挂名,他是在美国学习电影归国的洋学生,并非兵痞,他才华横溢,在电影界很有名望。后来的洪深,成为进步艺术家的代表,不过早期的洪深,也是以写《少奶奶的扇子》这类鸳鸯蝴蝶的剧本起家的,未能免俗。这不怪他,因为当时的电影,大多是这类情天恨海的题材,不写这个没人拍啊。
说到情天恨海,郎才女貌这类电影,当时的中国电影界,没有一个影星能比得过“电影皇后”胡蝶。尽管在演技上胡蝶并非最佳,但她的美貌和多情气质,却让她作为偶像派第一明星的地位无法撼动。
胡蝶,台上是美人,台下也是美人,而且为人聪明伶俐,张恨水评价道“胡蝶……十之五六若宝钗,十之二三若袭人,十之一二若晴雯”。胡蝶出身天一公司,后被明星公司“拦路打劫”拉来入伙,从此《白蛇传》《啼笑姻缘》《火烧红莲寺》等一发不可收,深受好评。《姊妹花》一片的赢利,就平了当时明星公司的全部公开股份。她多次被当时上海滩的舆论界评为“电影皇后”,还曾经前往出席电影节,成为中国女演员中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说到出身,有趣的是周璇也是出身天一公司,后来被明星公司拉走,天一比明星家底雄厚得多,明星要拉其他五家公司组建“六合”集团才能和它抗衡,却被明星屡屡拉走后来的巨星,也是有点儿邪门的事。
黄金时代的胡蝶,绝大部分时光是在明星公司度过,这和其他演员反复的跳槽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究其内幕,明星公司也确实下了血本,给胡蝶配了专用汽车,月薪两千大洋——当时一户殷实人家的全部家产也不及一千大洋,可见其酬劳之高。而且无论送礼还是馈赠,胡小姐都是头一份。为了维持公司运转,明星公司几位老板娘的首饰皮货经常要出入当铺,但胡蝶的一切待遇却从不会拖欠。因为这个原因,无论其他公司怎样下手,胡蝶也一直扎根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