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时人们对飞机还持有不了解的心态，特别是由于当时中国工业落后，人们对自己国家制造的飞机还不敢信任，所以无人应声。这在当时并不奇怪，福建海军工程处在王助（波音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从美国回国）、巴玉藻（也是从美国回国）领导下，于艰苦环境中制造了多架飞机，海军部长陈绍宽竟在报告上批道——“该处所造飞机无人敢飞……”
那已经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了。
这时，宋庆龄却无畏地站出来，镇定地登上飞机，担任了这架后来被孙中山用她的教名命名的“乐士文号”侦察机，成为中国第一名参加试飞的女性试飞员。
因为这个原因，把宋庆龄称为中国早期航空三女杰之一，大约也是合理的。
顺便说一句，这一举动，对于观众，对于飞行员和航空工程技术人员来说，可说是极大的鼓励，而宋庆龄女士温柔典雅外表后那种无畏和敢于挑战的精神，也在这件事上表现无遗。
北宸女士的原文
美国史上第一位华裔女飞行员——张瑞芬
1994年黛安·姬顿主演过一部电影：Amelia Earhart The Final Flight，这部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Amelia Earhart（亚美莉亚伊尔哈特），是第一位获得美国飞行优异十字勋章的女飞行员。1937年当她尝试全球首次环球飞行时，在飞越太平洋期间神秘失踪。这位女飞行员的故事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传记，电视，电影，她的一生是许多人现在依然感兴趣的话题。
而在同一个年代，一位娇小的中国女飞行员，同样以高超的飞行技巧，攫获当时世人赞叹的目光。她被誉为“女飞行先锋”、“女英雄”、“中国的亚美莉亚伊尔哈特”。张瑞芬，这位当代最杰出的女飞行员之一，有关她的生平，现在知道的朋友可能不多了，我却以为那更是一篇值得传颂的乐章。
张瑞芬出生于广东省恩平县，由于父亲在美国做生意，1921年，十七岁的她高中毕业后也跟随父亲到美国，同年进入洛杉矶康纳域多利音乐学院学习钢琴，最后进入南加大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在二十一岁以前，张瑞芬的人生顺利平畅，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她和帮助父亲事业的青年结了婚，婚后很快有了孩子。但或许是活泼好动不服输的个性使然，又或许是和航空先驱冯如先生同为广东恩平人，血液里有着对航空潜在的冒险精神。当张瑞芬得知老家的广东航空学校招生，却拒女子于门外时，她决定放弃原本的钢琴演奏，而进入美国的林肯航空学校。这个学校里唯一的女性，这个东方的娇小女子，这个有着两个女儿的妈妈，在1932年，二十岁时正式获得美国飞行执照。当时全美拥有飞行执照的飞行员仅有两百分之一为女性，而张瑞芬是其中的首位华裔女性。
当年有诗赞曰：“鼇峰之巅望五洋，恩平儿女志四方。冯如先行壮国体，瑞芬天骄翱云翔。”
航空学校毕业后，张瑞芬继续跟着陆军飞行前辈学习盲飞、俯冲、筋斗、穿云等高难度特技动作，并同时钻研航空工程和飞机结构。历经了五个寒暑，飞行技艺更加高超，1935年取得了国际飞行执照，并得到美国妇女航空协会（又名九九俱乐部）会长Amelia Earhart的赏识，邀请其加入了“九九”飞行俱乐部。（该会只挑选批准九十九名最出色的女飞行员入会，故有此名。）
下面这张照片是当时九九俱乐部聚会时的情形，照片里坐在中间的那位即为后来飞越太平洋期间神秘失踪的杰出美国女飞行员：Amelia Earhart，而站在其后方的就是张瑞芬。那时两位中西同行结成好朋友，经常联合飞行，互相竞技。在社交场合，会长会特别向人们介绍张瑞芬，以让美国航空界了解这位中国女飞行员的表现。
张瑞芬的飞行竞技生涯中，有一场比赛是很为人所称道的：1936年8月由克里夫兰至洛杉矶的男女混合长途飞行大赛。当时的航程设定为七天，共有三十多名著名的飞行员参加。值得注意的是其他飞行员因为获得了飞机制造厂的赞助，驾驶的是性能较好的新式飞机，而张瑞芬驾驶的是却仅是出借于洛杉矶航空协会的一架125匹马力的小飞机。更因为没有无线电指挥系统，张瑞芬只能靠沉着冷静在群山之间驾机迂回飞行。最后张瑞芬克服了天险困难，成功完成了这次艰难的飞行。
1937年，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在异国他乡的张瑞芬虽然已是美国公民，但怀着一颗中国心。她驾着飞机，飞遍美国华人较多的聚居区，到处宣传抗日，募集资金。张瑞芬的计划是在祖国开办一个航空学校，训练更多优秀的飞行员。
在华侨的帮助下，很快筹得了七千美金，购得教练机一架（Ryan ST-A plane）。不想该机送到洛杉矶后，因一位学员试飞时操作不当，当场机毁人亡。张瑞芬回国办航校的愿望因此落空。同时张瑞芬的弟弟病逝，父亲又病重，1942年张瑞芬决定结束她的飞行生涯。卸下飞行员头衔后，张瑞芬仍时常在美国各华裔社区演讲，激励下一代追求梦想并不忘热爱祖国。
1984年，在八十寿辰那年，张瑞芬的飞行业绩载入了美国华人史籍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太博物馆专著。
美国200周年国庆时，张瑞芬被授予“美国200周年先锋”称号。
2003年，张瑞芬在洛杉矶家中辞世，享年九十八岁，《洛杉矶时报》当日用了半版的篇幅报道这位在1932年以无比毅力打破传统，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华裔女性飞行先驱。今日若搜索国际航空妇女先锋名人堂，我们仍能轻易地找到Katherine Cheung张瑞芬的英文名字。
北京空军航空博物馆曾宣布张瑞芬为“中国的亚美莉亚伊尔哈特”，并开设了一个展览以纪念她。
我却觉得与其用西方的人名来标志着来自中国的传奇，不若就让我们简简单单地记住Katherine Cheung张瑞芬这个名字。Katherine Cheung，the nation's first licensed Asian American aviatrix。张瑞芬，国际航空史上发光的炎黄子孙。
蒋百里将军轶事集锦
蒋百里，本名方震，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著名军事家，夺刀日本陆军官校，育百颗中国将星，凭舌战折服墨索里尼，以《国防论》引导中国抗战，一生皆是传奇，已广为人知，这里，仅选其平生轶事，聊作一文，以祭奠将军于地下。
谈兵
蒋百里将军，曾号称东方第一军事家，谈起传奇，自然要从谈兵开始。
人忆将军最后一次谈兵，是在去世前不久，到达宜山时见到冯玉祥，向冯玉祥建议多修高等级公路。这话简单但并不空泛，将军解释说，此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我军装备多靠外援，日本必定要切断中国国际交通线。而国内没有橡胶资源，轮胎只能靠进口，所以多修公路，修好公路可以减少轮胎磨损，实际增强作战的后勤能力。而中国人口众多，劳力便宜，修路，就是惠而不费的事情了。
将军去世不久，预言竟成真。日军切断香港、滇缅补给，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后，中国外援断绝。轮胎的匮乏使中国无法集中进行一次大战役的所需物资，一时竟有“一滴橡胶一滴血，一个轮胎一条命”的说法。
以此例可见百里将军谈兵风格，一言以蔽之，简明实用。
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担任校长时，蒋百里给学生上课，先讲一对一进攻，一对二防御，下一个课题先不讲，在黑板上写一个题目——一个人打十个人怎么打？让学生们讨论。
此地是中国当时最高军事学府，堪称众将云集，然这些未来叱咤风云的将领们面对这个题目，个个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是啊，这一个人打一个可以讨论，打十个除非对方个个病猫，否则又如何打法？
半晌，百里将军乃从容讲道——一个人打十个人的法子，便是一个一个地打，打了一个再打一个。
原来就是这样简单。一句话点出了兵法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精髓，众人恍然大悟之下，这堂课学到的东西大约终生不会忘记了。
对日
蒋百里将军一生研究对日作战，1923年即断定中日将来决战之地为平汉线以西的襄阳、洛阳、衡阳，他所作的《国防论》成为指导当时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方针。
时抗战军兴，敌强我弱，形势严峻，当此艰难时刻，蒋百里却发表文章，在充分分析中日国情后，坚定鼓励大家——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要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一时传彻全国，舆论为之振奋。
而中日此后的战况一如将军所料。中国最终也没有和日本讲和，终于迫到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不知道此时人们是否还记得将军的这段话。
有趣的是，蒋百里将军在讨论中日问题时，首先就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好家伙，就这一句话，能被标榜爱国的人士骂死的——谁说我中华民族不尚武？！这顶帽子谁敢戴啊？蒋百里敢戴，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能和德国日本这样的军国主义比尚武吗？
如果话尽于此，对蒋百里先生谈不上佩服，他不过是敢说实话罢了。我们很多人也就话尽于此，也许这就是我们和蒋先生的差距所在。
蒋先生随后指出，虽然我们尚武不及敌手，但是我们也有优势。我们不是工业国而是农业国。工业国好打，占领它的关键地区他就要投降了，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打不下去了，而农业国你占领了我最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也不要紧，我这样一个松散的国家你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们的抗战可以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这是我们打持久战的条件。
所以，蒋百里先生说，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单单最后这句话，也不足以使我佩服蒋百里先生，而加上再上面的一段，要我不佩服蒋先生，也难。
友人
蒋百里是大兵学家。又是大国学家。其府本是海宁藏书名家，一生风流倜傥，身边名士云集，他好交朋友，罗素，郑振铎，沈雁冰等都受其帮助，蒋纬国，唐生智虽为其部下却感情深厚，蒋百里的朋友，也都是大有性格之人物。
写下《再别康桥》的徐志摩与蒋为亲族（金庸讲徐志摩是他的表哥，蒋百里是他的表舅）。蒋对徐的才华极为欣赏，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娶了陆小曼，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渡过难关。1930年唐生智反蒋，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徐志摩书呆子气大发，竟然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时髦的事情。
梁启超与蒋百里也关系非常，蒋百里于东京拜在梁的门下。有趣的是两人尽管有师生名分，政治观点上却相左，经常激烈争论，有人对此不解，问于蒋百里，蒋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人的争论丝毫不影响感情，梁启超也是出名的豁达人。这种性格的人有时不免出圈。蒋百里曾作《欧洲文艺复兴史》，至今为中央美院参考教材。于是请梁启超作序，梁看了非常赞赏，下笔就没了定数，写完一看，居然比原作还长——天下没有这样的序，梁只好另作一序，原来那篇长序呢？干脆充实为另一本书出版，这序呢，就请蒋百里来写。遂成佳话。
很少有人知道，蒋百里还有一个知音，就是蔡锷。两人是同年秀才，又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毕业时蒋百里第一名，蔡锷第二名，几百名日本学生都在其后），相交莫逆。蒋百里从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毕业回国后，袁世凯对他极为器重，彻夜谈兵，孜孜不倦，随后根据他的建议组建“模范团”，作为中国新式陆军的样板部队，逐渐推广至全国。后因袁称帝倒台，这个设想才没有实现，不过模范团的后身第九旅曾在第一次大战后出兵海参崴，以纪律严明为中国争得一份光荣。袁曾任命蒋百里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然而，当袁世凯酝酿称帝的时候，蒋百里却没有顾及个人的恩情，他和蔡锷、张宗祥、陈仪等十一名将领结成秘密同盟，先后南下组织反袁护国。这中间，蔡锷因为已经受到监视，乃采取蒋百里的妙计深居简出，吃花酒，作出一副醉生梦死之态，乃至家人反目而走（实际逃离袁的控制）减轻了袁的疑虑，然后突然逃走，到云南组织讨袁战争，这就是电影《知音》中小凤仙掩护蔡锷出逃的真相。蔡脱险时，同盟中人曾担心袁派人追杀，蒋却胸有成竹，道老袁用错了人——原来他已经知晓袁世凯派出追杀的竟然是陈仪，也是同盟中的一员。
不久，蒋亦南下加入讨袁司令部，参加北伐。袁惊悚而死后，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妻女
蒋百里的婚姻很是有名，因为他是一个以研究对日战略著名的中国将领，却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其过程也早有披露，盖将军为保定军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杀未遂，日本护士佐藤屋子照顾他时两人产生感情而成眷侣，过程则一波三折，不及详叙。
两人成亲后，佐藤屋子改名佐梅，盖将军酷爱梅花。两人曾在海宁植梅林数百株，意将来归老此地，惜后皆毁于抗战之中。
将军去世时，冯玉祥还从中添过一次乱，差点儿使佐梅夫人蒙受不白之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