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郭沫若集
19564200000027

第27章 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7)

令之对曰:“臣请说之。陛下筑台干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钟,万石之虡。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骊山,宫室至雍,相继不绝。所以自奉者殚天下,竭民力,偏驳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

始皇闇然,无以应之,面有惭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

这无疑地是小说,始皇不会作那样的异想,鲍白令之也那里敢那样严厉地当面斥责始皇呢?即使就认为确有其事吧,然而秦始皇结果是家了天下,欲传子孙以及万世,却更是事实。

最足以代表秦始皇尚法精神的是焚书阬儒这两件大事。

焚书在三十四年,这时兼并天下已经八年了,原因是仍然有人怀疑郡县制而主张分封子弟功臣。结果在这时又让李斯投了一次机。始皇叫他裁判这件事体,他却把它扩大了起来,成为了焚书的禁令。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儒?)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乃)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即)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一〕史官非秦纪,皆烧之。〔二〕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三〕有敢偶语《诗》、《书》,弃市。〔四〕以古非今者,族。〔五〕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六〕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七〕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八〕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他这建议得到始皇的认可,或许早已授意于他而让他出来当号筒,结果是在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压之下,普天四海大烧其书,所没有烧的就只有博士官所职和医药卜筮种树诸书而已。博士官所职当在中央,不久再经楚人一炬使秦宫被烧,三月不灭,藏在中央的图书应该也就被烧光。这无论怎么样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焚书之后,接着便是阬儒。这事是在三十五年。起因是方士侯生、卢生等骗了始皇几年,畏罪潜逃,始皇发觉了便恼羞成怒。据他自己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以练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他叫御史把咸阳诸生通同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密,始皇便亲自圈了“为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都把他们在咸阳活埋了。由这经过看来,是因方士的逃跑而牵怒到儒生,方士逃了而儒生则被阬了。近人有替始皇辩护的,谓被阬者不是儒生而是方士,我自己在前也曾这样说过。但这是不正确的,没有把《本纪》的原文过细读清楚。被阬的是替死鬼儒生,所以始皇长子扶苏也才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照扶苏的话看来,所阬的儒实在是不折不扣的孔子之徒。

关于阬儒还有另一种说法。据《儒林传正义》所引卫宏的《诏定古文尚书序》云: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诏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也。

这与四百六十余人的被阬,不知道是传闻的异辞,还是前后两事。《通考·学校考》是作为两事而叙述着的:

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转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杀数十人。

秦始皇对于儒家这样下不去,自然有他的理由:因为他们在一切的观点上差不多都是对立的;在日后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儒家参加革命来得特别踊跃,也自然有他们的理由了。

就和诸生和方术士有别的一样,儒家和阴阳家毕竟是不同的两派。方士们是神仙家,看卢生说秦始皇以“真人”,又说始皇的生活不“恬淡”,神仙家显然和道家有结合,后来的道士传统事实上就渊源于这儿。关于这些方士们的下落,《说苑·反质篇》有一段后话。据说阬了四百六十余人之后,卢生始终没有捉到,侯生后来被捉着了。始皇听说,便“升东阿之台,临四通之街”,打算痛骂一顿之后车裂他。但反而被侯生抢白了一阵,说始皇之淫“万丹朱而十昆吾桀纣”。秦始皇被他骂得“喟然而叹”,反而把他释免了。这或许是小说,或许也怕是事实,因为始皇自己也就是一位大神仙家、大方士、大真人,他在焚书阬儒之后的三十六年,不是也还在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吗?所以他对于儒生不能恕,而对于方士却能恕。

秦始皇的精神从严刑峻法的一点说来是法家,从迷信鬼神的一点说来是神仙家,从强力疾作的一点说来是墨家。墨家也尊天右鬼,重法尚同。这三派的思想在他的一身之中结合起来成为了一个奇妙的结晶体。而他又加上了末流道家纵欲派的思想实践,那光彩是更加陆离了。因此我们要说秦始皇也把先秦诸子的大部分综合了,这也是说得过去的。但他所综合的,与吕不韦所综合的方面正相反,也是明白如火的。

秦始皇的成功一多半是时代的凑成。中国自春秋以来,由十二诸侯而成七国,无论在政治上与思想上所走的都是趋向统一的路线,而始皇承六世的余威,处居高临下的战略地位,益之以六国诸侯的腐败,故他收到了水到渠成的大功。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方法是用正确了。相反的,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

十一

和始皇的名字相连而被后人讴歌的是“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二十六年),这也是李斯临死所自夸功之一:“更尅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但这与其说是一二人的大力使然,而其实是时代的趋势。据我们从金文的研究上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铜器,无论是在北部的秦、晋、燕、齐,在南部的徐、楚、吴、越,其文字结构与文章条理,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断然是两周七八百年间自然进化的成果。正统以外的文字,如陶玺戈戟之类的刻文,每多不能认识,大约系由于故求苟简,或有意出奇,如后世的花押之类。这不仅六国有之,秦亦有之。始皇时所划除的或许就是这些文字吧。

始皇之法多沿商鞅,兵制刑名固不用说,就是度量衡的统一也是以商鞅之法为标准的。存世有商鞅量便是这件事情的实质上的物证。量乃长方形,有柄。量之左侧有铭;“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之〕一为升”。这是孝公十八年时的器皿,下距始皇二十六年凡一百三十四年。而量之底复有《始皇刻辞》:

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隗状)、绾(王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

这与它种权量《始皇刻辞》全同,足证始皇所据之量仍是商鞅量法。又铭中两“尊”字,马叔平告余云:“均即寸字。十六寸二分积为升,与王莽嘉量同”。马氏曾以新莽嘉量尺度量之,其容积与文相合,故断为寸字,因又知新莽之度量实仍周、秦之旧。据此我们可以知道,书同文字,画一度量之事,不仅李斯不能引以为是自己的功劳,就是始皇也是不能居其功的。

郡县制的设立,世人也多以为是始皇的大功,然秦虽设郡,未废侯封(详下),而秦郡多沿燕、赵之旧,顾炎武已言之(《日知录》二十二),县则春秋中叶已见于齐国。宋时出土的《齐侯镈钟》乃齐灵公灭莱时的器皿,铭文有言:“锡汝厘(即莱)都××,其县三百”。虽其县必甚小,然已有县制存在固无疑问。关于郡县制的说法在《吕氏》书中无可考见,而于相反的一面却言“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霸;若使王霸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霸矣”(《去私》)。又说“多封建所以便其势也”(《慎势》)。看来他是倾向于维持划土分封的说法的。这在吕氏是一个矛盾,因为君位既主张禅让,地方政权为什么要主张分封呢?但假使吕氏门下的分封说,诸侯也须禅让举贤,那么和郡县制也就实同名异了。

万里长城的完成也是和始皇的名字联系着的一个伟大的奇迹。“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蒙恬传》)。但这工程并不是由秦开始,战国时燕、赵、秦、齐均已有长城,到了秦代仅把北部的长城联接为一而已。筑长城的工人大抵是受了徒刑的罪犯,其中包含有官吏。“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但这必居其中的仅少的一部分,是毫无疑问的。

始皇和吕氏的重农相反,颇有重商的倾向。虽然《琅琊台刻石》有“上农除末,黔首是富”那样的话,李斯议焚书时也说过“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然而他那样征伐连年,徒役遍地,农业事实上是要大受影响的。而且赋敛甚重,三分取二(“收泰半之税”),所以弄得“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役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淮南·人间训》)。而有钱的人却依然有钱,并乘着这纷扰的时候而大发其国难财,这种倾向直到汉初都还存在。《史记·平准书》云: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弊”既“接秦”而来,可知秦时已有其弊。所说的虽然是汉初的情形,但这种战时的社会趋势,自然经济的必然结果,决不是短期间所形成的,事实上秦始皇的政策实有以促成之。秦始皇是奖励囤积居奇的人,《货殖列传》上便有明显的证据: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而巴蜀寡妇清,首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耶?

这虽然只是两个例子,但也正是两个绝好的例子。这重商政策的色彩不是很浓厚的吗?但这待遇也并不是一般的豪富都能享受的,这儿有严重的差别存在。例如初并天下的那一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这是出于有强迫性的政治行为,豪富离开了土地或其它的产业,实等于籍没他们的财产。又如,“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这更明显地是谪戍的性质。这待遇的差别是怎么发生的呢?在我看来很简单,便是秦人与非秦人,或顺民与非顺民而已。

然而秦始皇毕竟是幸运,有时候连错误都要错得恰到好处。例如有名的郑国渠,便是出乎意外地使他得到了名利的双收。在他生平无数好大喜功的工程中,直接于生产有益,于人民有益的,恐怕就只有这一种。

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疲)之,无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抵)瓠口为渠。并(平行)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

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

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

秦以为然,卒使就渠。

渠成而用溉,注填阏之水,溉泻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汉书·沟洫志》)

郑国渠的开凿,据《李斯传》与《始皇本纪》,是在吕不韦免相的十年,那年的十月不韦方被免相,可知渠的开凿可能还在吕不韦执政时代,而完成是在他去相以后。有这渠的完成,使秦得到了军饷的来源,所以日后连年用兵而能支持下去,终于把六国兼并了。这不真是连错也错到了好处的吗?

十二

秦始皇的武功不用说更是赫赫震人的。自十七年至二十六年,十年之间把六国次第全灭,但这功劳差不多全是王氏父子所建立的。

五贲是王翦的儿子,再加上王翦的孙子王离,这频阳王家出了三代名将。始皇在武力上的成功一多半就依靠在这父子孙三代。此中战功最大的是王翦的攻楚,在这儿是有一番波折的。《史记·王翦传》叙述得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