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阶段
我认为这肯定是第一阶段，有必要对它简单地勾勒一下，因为在竞争领域中的那些实际上相当不同的关系状态下，体育仍然带着它当初的标记。贵族的体育意识形态视体育为无功利的、无偿的活动，这种意识形态在赞颂话语的仪式性主题中仍然非常活跃，帮助遮蔽越来越多的体育实践的真正性质。其实，对网球、骑术、帆船运动或高尔夫球等体育实践的兴趣无疑是由于它们具有显示差别的功能，更准确地说，它们带来身份差别方面的收益(大多数入会条件最苛刻的俱乐部都是围绕那些用作竞选集会的焦点或掩饰的体育活动组织起来的，这绝非偶然)，这种情况在以前和现在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甚至会认为，高贵的或显示身份差别的体育实践和“粗俗的”实践之间的区别如果与参与体育和仅仅观赏体育之间的更尖锐的对立结合起来时，这种差别带来的收益也增长了。大众化使当初专为“精英”阶层保留的许多运动成为“粗俗的”实践，例如足球(其次是橄榄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它们仍将保持双重的社会地位和双重的社会招募方式)。我们知道，一个人年过青春之后(特别是在成年早期阶段之后或老年时)，进行体育活动的可能性随着他的社会等级的下降而明显下降(比如属于某个体育俱乐部的可能性)，而通过电视观看著名的流行运动——如足球或橄榄球——的可能性却随着一个人社会等级的上升而明显下降。
因此，不能忘记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青少年参加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尤其是参加像足球这样的团体项目的重要性，同时也不能忽视自行车比赛、足球或橄榄球等所谓的大众体育还具有表演的功能(吸引人的原因可能部分在于以过去的真实实践为基础的想象的参与)。“大众”在这里的含义正是它作为一个形容词用于那些成批生产的物质或文化产品时的含义，如汽车、家具或歌曲。简言之，体育脱胎于真正的大众游戏，亦即产生于人民的游戏，像“民间音乐”一样，以专为人民制作的表演形式回到人民那里。我们可以说，作为表演的体育显得更像一种大众商品，体育娱乐的组织是娱乐业的一个分支(职业拳击表演和冰上舞蹈表演与欧洲的各种足球赛或滑雪赛等许多被认为合法的体育赛事之间只有度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而集体赋予体育以价值(尤其是现在，体育竞赛已经成了衡量一个国家的相对实力的尺度，体育被赋予了政治目的)，并不能掩盖体育实践与消费之间的脱节，最终是与那些简单被动的消费功能的脱节。
顺便提一句，体育实践方面近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并不是我前面草草勾勒的那种演化过程的结果。例如，像橄榄球这样的运动(这是法国的情况，在美国则是美式足球)已经通过电视变成了一种大众表演，从遥远的现在或过去的“从业者”圈子里向外传播，也就是向那些不具备充分的专业读解能力的大众传播；只要想想这一事实所隐含的意义，就可以理解现在的情况。“行家里手”有一套感觉和欣赏的路数，他能看到门外汉看不到的东西，在外行人只看到暴力和混乱的地方看出了必然性，在一个动作的瞬间、在一个无法预料又无法避免的成功组合中、或者在团队的一个奇迹般的策略配合中，得到至高的快感，这快感比音乐爱好者从自己心爱作品的特别成功的演出中得到的快感还要强烈和有学问。感觉越是肤浅，从表演中自在自为地观照到的快感就越少，因而就会更加倾向于寻找“热闹刺激”，迷恋一些显见的技巧和明摆着的招数，尤其是更加单一地关注体育表演的其他方面，如悬念和对结局的焦虑，结果鼓励运动员、尤其是组织者为了胜利而不惜一切代价。换言之，似乎一切都表明，体育像音乐一样，大众向业余圈子之外的延伸有助于巩固纯职业者的地盘。
在进一步分析结果之前，我们实际上必须试着更仔细地分析体育从专为精英阶层保留的业余爱好向职业者为大众消费而制作的表演转变的决定因素。仅仅想到体育物品的生产和服务领域相对自律的逻辑是不够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能仅仅想到体育娱乐业在这个领域里的发展，因为这一行业受制于利润法则，其目标是最大限度的效益和最小限度的风险。(这种情况引起了对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和科学的管理技术的需要，以便理性地组织职业运动员的身体资本的训练和养护。例如，人们会想到美式足球，教练、医生和公关人员班子比运动员的人数多得多，而且几乎总是由他们充当体育设备和附属品产业的公关中介。)
其实，即使体育活动在工人阶级年轻人当中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也是实现早已设定的体育功能的结果，这种功能早在19世纪晚期就介入了英国的公立学校。甚至在把体育看作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理念相一致的“改善性格”的手段之前，公立学校，或戈夫曼所说的“全部制度”，必须每天24小时、每周七天地执行它们的监视任务，于是把体育视为“填充时间的手段”，以经济方式让那些已经成为它们的全日制负担的青少年有事可做。学生们到了体育场地之后，就容易监视了，他们专注于健康的活动，在对方身上发泄暴力，使之不至于毁坏建筑物或向老师发难，所以伊恩·威伯格总结道：“有组织的体育将会像公立学校一样长久。”因此，这种极为经济的动员、占有和控制青少年的手段本来就打算成为所有制度机构之间的斗争工具和目的，而那些制度机构是部分或全部按照动员和象征性地征服群众并因此而竞相象征性地征服青年的需要而组织起来的，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体育的大众化和体育协会的发展，因为它们起初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后来逐步得到公共权威机关的承认和帮助。这些权威机关包括政党、工会，当然还有教会，但是也有一些家长式的老板，他们不仅为自己的雇员提供医院和学校，而且提供露天体育场和其他体育设施(不少体育俱乐部是在私人雇主的控制下成立的，今天仍然有许多体育场馆是用雇主的名字命名的，可资证明)，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对劳动人口的完全和继续的控制。人所共知，在各种政治场合，关于从乡村(有世俗俱乐部与宗教俱乐部之间的竞斗，晚近以来，更有关于优先建设体育设施的争论，这也是在市政问题上进行政治斗争的关键事项之一)到全国的体育问题的竞斗从未止歇(例如天主教会控制的法国体育联盟与左翼政党控制的体育和工作体操联盟之间的对立)。的确，随着国家以一种越来越伪装的方式给予承认和补贴，随着体育组织及其官员们因此而越来越显得中立，体育成了政治斗争的对象。对体育实践以及所有附属设备、工具、人员以及服务的需要是一种社会构成，其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这种竞斗。因此，施加体育需要这种做法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那里的体育设施和队伍的面貌，在现在来说是青年俱乐部和老年公民俱乐部，几乎总是农村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工作的结果，因为它们发现这是一个施加政治的组织服务和领导的机会，可以借此机会积累或保持声名和荣誉的政治资本，这资本总是具有转变成政治权力的潜力。
不言而喻，体育从精英学校(由于更加激烈的社会竞争的需要，这些地方现在比赛的是“知识”成绩)到群众体育协会的大众化过程必然伴随着运动员和他们的组织者对这种实践的功能所作出的改变，同时伴随着与大众的需求和期待的转变相对应的体育实践逻辑本身的转变，面对面的过去或现在的体育表演越来越多。对“男子汉气概”的赞美和“团队精神”的崇拜是与橄榄球相联系的——且不提贵族理想的“费厄泼赖”，二者对于英国公立学校里的资产阶级少年或贵族少年和对于法国西部的农民和小店主子弟的意义和功能是迥然不同的。这只是因为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孩子来说，体育职业代表着为数不多的社会出路之一，而资产阶级的子弟则绝不会把体育行当选为实际从事的职业，他们可以把网球或高尔夫球搁在一边。体育市场对于男孩子的身体本钱的意义犹如因为美貌而赢得职业对于女孩子的身体本钱；这些“成功的故事”象征着唯一得到承认的财富和成功之路，这一事实无疑解释了工人阶级对出身于工人阶级的体育家的崇拜。一切都表明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出身的体育从业者带给体育行为的“利益”和价值是与相应的职业化(当然，它是与业余主义的出现同时存在的)和理性化相一致的，职业化和理性化是准备和表演体育运动所需要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特定效益(用“战胜”、“称号”或“记录”等词语来标明)和最小限度的风险(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与私人的或国家的体育娱乐业的发展相关联的)所强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