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做一个体育爱好者？
皮埃尔·布尔迪厄
我认为在不给现实带来过多暴力的情况下，可以把提供给社会能动者的整个体育活动和娱乐范围考虑为旨在满足社会需求的一种供给，包括橄榄球、足球、游泳、田径、网球、高尔夫球，等等。如果采纳了这一模式，接下来就会有两类问题。首先，有一个秉有自身的逻辑和历史的“体育产品”的生产领域吗？即在某一特定时刻，有一个社会地实现了的且可以接受的体育活动和娱乐的天地吗？其次，如果要占有如此生产的各种“体育产品”，如打高尔夫球或阅读《团队》(L’Equipe )杂志，越野滑雪或观看世界杯赛的电视，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呢？换言之，“体育产品”的需求是如何产生的，人们是如何获得体育“趣味”并偏好某种体育而不是另一种的，人们感兴趣的是作为一种活动的体育，还是作为一种表演的体育？除非一个人会以为存在着一种自然的需要，广泛地平均存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和所有社会环境，否则，必然会面对这类问题，这不仅因为体育运动要支出肌肉能量，更准确地说，还因为支出的形式多种多样(以最符合“自然需要”说法的游泳为例，尽管大部分教育家可能都会指出它是一项最必要的体育活动，因为它不仅具有“救生”的功能，而且具有生理的功效，但是我们知道，游泳往往被忽略或拒斥——尤其在欧洲中世纪——仍然需要国家采取“发动运动”的强加手段)。确切地说，当能动者在特定时刻对可供选择的不同体育活动或娱乐作出选择时，依据的是什么原则？
供给的生产
在我看来，关于我们不假思索地视为当然之事的“现代体育”，首先必须考虑这种社会现象之所以可能的历史和社会条件。换言之，是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使制度和能动者系统的构造得以直接或间接地与体育活动和娱乐的存在联系起来？这一系统包括公共的或私人的“体育协会”，其功能是代表和维护从事特定体育活动者的利益，制订和施行标准，用以管理体育活动、物品(设备、工具和特殊衣服等)的制造者和出售者、进行体育活动所需要的服务人员(教师、辅导员、教练、体育医生和体育记者等)，以及体育娱乐和相关物品(T恤衫、明星照片，等等)的生产者和出售者。这群直接或间接地吃体育饭的专家(体育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也在此列，不过这与所谈的问题关系不大)是如何逐步形成的？确切地说，这个能动者和制度系统何时开始发挥一种竞争领域的功能呢？能动者们在该领域的不同位置决定了他们的不同利益，利益不同的能动者之间发生着直接的交锋。如果事情确实像我的这些问题所表明，与体育利益结合在一起的能动者和制度系统往往发挥一种竞争领域的功能，那么把特定环境和特定时间的体育现象与相应社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直接联系起来，并不能直接理解这些体育现象。体育历史是一个相对自律的历史，即使它带着经济社会历史的主要事件的标记，它仍然有着自身的节奏、自身的演化法则、自身的危机，简言之，自身的特定年表。
体育社会历史学的任务之一或许是为作为一个独立科学对象(这绝非不证自明的事情)的体育社会学奠定真正的合法性基础，从可以真正谈及体育的时刻或社会条件出发确立这种合法性(这里所说的体育是与简单的游戏相对立的，英语里的“Sport”一词现在仍有“游戏”的意思，但是在英语世界之外，已经不在“游戏”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了，而是意指一种全新的社会实践)。这个平台如何以其特定的逻辑构成特定社会实践的场地？这些社会实践受到特定历史的限定，因而只有从那个历史(即体育规律史或体育记录的历史，记录这个词非常有趣，让人想起历史学家的贡献，他们的任务是记录和庆祝重大的体育业绩，促成一个领域的构成及其奥秘的文化)的角度出发，才能理解这些社会实践。
一个相对自律的生产领域的诞生和体育产品的流通
从游戏向严格意义上的体育的转变发生于专为资产阶级社会“精英”保留的教育机关之中，这似乎是无可争辩的事情。在英国的公立学校，贵族或资产阶级上层家庭的子弟接过了大众的亦即粗俗的游戏，同时也改变了它们的含义和功能，正如有学问的音乐界改造了民间舞蹈，如布列舞、萨拉班德舞和加伏特舞等，把它们引入像组曲这样的高雅艺术形式之中。
简要地或原则上说，这种转变的特点或许就是“精英”阶层的身体锻炼脱离了仍然与民间游戏有联系的普通的社会活动(例如农家庆典)，失去了仍然与许多传统游戏(比如处于农业年代某些转折点上的许多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仪式游戏)相联系的社会(当然还有宗教的)功能。学校是清闲的地方(skhole)，具有社会功能且统一于集体日程表中的实践被转变成身体锻炼，这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身体艺术，它们有特定的规则，越来越成为不可简约的必然功能并插入特定的日程表。学校是所谓无偿锻炼的最佳场地，在这里可以习得一种保持距离的、中立化的对待语言和社会世界的态度，而资产阶级与艺术、语言和身体的关系中恰恰也隐含着这样的态度。正像学院派使用语言一样，体操也把身体用作目的本身(这无疑可以解释为什么体育活动就像文化实践一样，教育水平越高，随年龄而下降的速度就越慢；体育活动的频率明显地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人们都知道，在工人阶级当中，往往随着婚嫁和进入承担严肃责任的成年期而放弃了体育，因为这种像游戏一样的活动似乎更适合于青少年)。学校是与世不同的地方，尤其以一些伟大的“精英”寄宿学校为代表；通过这种学校经验可以习得对无目的活动的喜好，这是资产阶级“精英”气质的一个根本方面，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无功利性而自豪，用一种与物质利益保持的折中的距离来界定自己，也就是通过艺术和体育来显现这种无功利性。“费厄泼赖”是那些不致因游戏而忘记自己是在游戏的人游戏时的特点，正如戈夫曼所说，他们保持着一种“角色距离”，在所有为未来领导者指派的角色里都隐含着这样的距离。
体育领域的自主化也伴随着理性化的过程，按韦伯所说，这种理性化旨在超越细部差异和特殊性，确保可预见性和可计算性。它是由一套特定的规则和专门的统领团体构成的，团体成员至少在开始时是从公立学校的“老男孩”中招募来的。这种团体需要普遍适用的固定规则，当不同教育单位、后来是不同地区之间的体育“交流”建立起来之时，人们感到了这种需要。体育领域的相对自主性在自我管理和制定规则的权力机构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认证，这些机构以历史传统为基础或得到国家的保障，体育协会被认可执行这样的权力：这些团体有权制定涉及参加它们所组织的活动的标准，可以名正言顺地行使惩戒的权力(禁止、罚款，等等)，以确保执行它们颁布的特定规则。此外，它们还奖励特定的称号，如冠军称号；在英国，教练的地位也是一种奖励。
体育实践领域的构成是与体育哲学的发展相关联的，而体育哲学必然具有政治性。业余主义事实上反映了贵族的体育哲学，把体育看作无功利的实践，无目的的目的，与艺术实践相类比，甚至比艺术(艺术里总是沉积着某种女性的东西，不妨想想同一时期里大家闺秀们的钢琴和水彩画)更适于认证未来领导者们的男子汉美德：人们设想体育可以锻炼勇敢和男子汉气概，“形成性格”和培养“必胜意志”，当然是规则之内的必胜意志，这是真正的未来领导者们的标志。这就是“费厄泼赖”，它被设想成一种与不惜一切追求胜利的平民作风完全对立的贵族性情。在我看来，二者之间的争斗(远远超出了体育)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定义与小资产阶级学问派的教育定义的不同，也就是“精力”、“勇敢”、“毅力”、(军事的或工业的)领导者美德，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个人的开拓性(私人的)“事业”与公立学校大营房及其纪律中象征的知识、博学和“学问”的唯唯诺诺之间的对立。简言之，不应该忘记现代体育定义是“道德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它是统治阶级内的统治阶层的精神特质，主要为私人工业重要人物的子弟们开办的几所私立学校，如罗什中学，是实现这种理想的典范。如果要使教育的价值胜过教导、性格或毅力胜过思想、体育胜过文化，那就要在教育领域之内认定存在着一个等级体系，但是不能把它刻板地简约成偏向这些对立中的后一项的学问等级。这似乎意味着改变或动摇得到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阶层或其他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里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学校教师子弟”，他们在纯粹学问能力的平台上对资产阶级子弟形成了严重的挑战)承认的价值；这意味着推出衡量“成就”的其他标准，确定使“学术成就”之外的替代成就得以合法化的原则。把体育推崇为性格的训练基地等等，总是隐含着某种反学问因素。统治阶级中的统治阶层总是喜欢用男性与女性、阳刚与阴柔之间的对立来设想他们与“知识分子”、“艺术家”、“教授”等被支配阶层的关系，这种对立关系中的内容随着不同时期而改变(例如现在的长发／短发和“经济-政治的”文化／“艺术-文学的”文化等对立)；如果了解这种情况，就能理解对体育的赞颂，尤其是对橄榄球等“男子汉”运动的赞美所隐含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可能是，体育像其他任何实践一样，是统治阶级各阶层之间、也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对象。
我想借此机会作一点强调，体育的社会定义是一种斗争对象，体育实践领域是斗争的场所，其中最关键的是垄断体育实践的合法定义和体育活动的合法功能的能力，如业余与职业、参与体育与观看体育、特殊(精英)体育与大众(群众)体育。这个领域本身是一个更大领域的一部分，那里进行着关于合法身体和身体的合法使用的定义的斗争，斗争牵涉到能动者们关于如何界定身体的体育使用的斗争，此外还牵涉到以牧师为主的道德家、医生(特别是保健专家)、最宽泛意义上的教育家(结婚指导顾问等)以及关于着装和趣味的策划者。必须探讨为争夺施加特定类别的身体使用或体育使用的合法定义而进行的斗争是否表现出任何不变的特征。例如，我想到从合法锻炼的定义这一角度看体育专家(体育视察官、体操教师等)与医生、亦即与两种特定资本相关联的两种特定权威形式(老师与科学)之间的对立，或经常重现的关于身体使用的两种相反哲学之间的对立，一种偏重禁欲(禁欲［askesis］一词就包含着锻炼的意思)，“身体文化”(culture physique)这一矛盾语强调文化、反自然、修整、纠正、努力等意义，另一种则偏重享乐，把自然放在优先位置，把文化还原为身体，把身体文化简化为一种“不干涉状态”或对“不干涉状态”的回归，正如“自然的表达”(亦即反体操)这个短语如今教给它的忠诚者们的意义是，首先丢开普通体操强加的不必要的纪律和约束。
身体的实践领域具有相对的自律性，那么顾名思义也具有相对的依赖性，所以在实践领域内指向禁欲主义一极或享乐主义另一极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为争夺合法身体的垄断定义而斗争的权力的关系状态，宽泛地说，这是统治阶级各阶层之间和社会各阶级之间进行的道德斗争。因此，所有“身体的表达”取得的进步只有与资产阶级道德的新变体联系起来才能得到理解，例如家长-孩子的关系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那些教诲关系。这些道德新变体是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某些上升阶层所提倡的，试图在儿童培养以及等级关系和性征方面以自由主义取代苛刻的禁欲主义(被谴责为“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