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夫林·勃克哈特是加利福尼亚帕罗阿托芭比名人纪念馆的主人、操作者和馆长，16000个芭比娃娃在这里安家；勃克哈特把有色的弗朗丝的商业失败归因于时代的种族观念大气候。玩具娃娃的购买情况似乎反映了全国其他地方也能感觉到的对取消种族隔离运动的抵制。有色的弗朗丝所隐含的与白色的芭比的亲缘关系所表达的不仅是取消种族隔离，简直是人种混杂；这种虚拟的种族混合可能妨害了有色弗朗丝娃娃的真正的市场价值。《芭比：美国玩具娃娃的三十年》(Barbie：Thirty Years of America’s Doll ，1989)的作者辛西娅·罗伯茨坚持认为，有色的弗朗丝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它的头发太直，而且显露出高加索人的特征，她的观点现在看来似乎比那时更容易让人接受。曼托尔公司把第一个黑色芭比叫做“有色的弗朗丝”，这个决策本身无疑也促成了这个玩具娃娃的退位。在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蓬勃开展的形势下，使用“有色”这样的一个过时的、甚至是种族主义的词语，这表明尽管弗朗丝也许是“现代的”，但是曼托尔却仍然没有走出那些蒙昧的黑暗年代。总之，黑人和白人爱好者都不买芭比的有色亲戚的账，曼托尔于是在1968年把这种玩具娃娃突然从市场上撤下，代之以一个叫做克里斯蒂的黑色玩具娃娃。
在整个60年代后期、直至70年代，出现了许多黑色玩具娃娃，其中朱莉娅娃娃是按照黑人歌唱家和女演员黛娜安·卡罗尔扮演的一个电视剧人物形象设计的。然而直到1980年，曼托尔才推出了名字也叫芭比的黑色玩具娃娃。今天，芭比娃娃终于呈现出各种肤色、种族、异族和民族织成的一道真正的彩虹，它们大部分看上去都与其白色芭比原型非常相像，只是加了些颜色的调整和服装的变化而已。牙买加芭比，尼日利亚和肯尼亚芭比，马来西亚芭比，中国芭比，墨西哥、西班牙和巴西芭比，等等，等等，我要说的正是这些假冒跨文化的“世界的芭比”。在我看来，这些玩具娃娃象征和表征着多元文化主义在当代商品文化之下的处境：它已经成了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一条简单而利润巨大的途径，因为欧洲中心主义表面上给了我们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失去了种族差异的特殊性。
如果我能在此列出当前芭比的99种肤色、文化以及其他存在形式，那么它的那种绝不松动的同一性(至少是相似性)就会立刻昭然若揭。甚至两个就可以达到目的：例如白色的“我的第一个芭比”和黑色的“我的第一个芭比”；或白色的“西部快乐芭比”和黑色的“西部快乐芭比”。它们除了染色不同之外，其他都是相同的，同样的身躯、身高、身材和衣着。或许我应该说差不多相同，因为在某些例子中、特别是黑人和亚洲的芭比身上(亚洲芭比千篇一律地斜着眼睛，而黑人芭比则都是厚嘴唇)，色调和其他方面的细微变化仅仅显示出编码形式不同的面部特征。
在其他例子中，当芭比跨过与种族界线相对立的文化界线时，使一个异族群或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群区别开来的不是肤色，而是服装。例如，尼日利亚和牙买加都是用褐底色的身体来代表的，但是却穿着不同的民族服装——或者说曼托尔公司设想的那种土著服装。[4]除了服装上的一些其他变化之外，这一类属的黑色身体就变成了西部快乐芭比或海洋芭比或沙漠风暴芭比、乃至总统候选人芭比，顺便还有南希·里根的那种参加活动时穿的红色套装，以及红的、白的和蓝的各种典礼舞会服。许多亚洲类属的玩具娃娃也是这种情况，有时叫做基拉，穿着各种界定民族差异的裙子。换句话说，就芭比来看，衣服不仅是打扮女人的，而且标明了种族和／或文化的差异。
曼托尔国际系列里的每一个玩具娃娃都伴随着一些文化史和语言课程，其中也有这种差异标志。例如，牙买加芭比的盒子上向我们写道：“来自牙买加大地的问候，那是一个热带天堂，有饮誉四海的异国水果和甘蔗、激动人心的海滩和雷盖舞曲！”这个盒子接着解释说，大部分牙买加人的祖先是从非洲来的，所以“即使我们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但我们说混合土语，说一种‘牙买加话’，里面既有英语词，也有非洲词”。课程以一个简短的生词表(八个单词)和几个“牙买加话”的例句来结束，后面还跟着译文：“欢迎到牙买加来！多保重，朋友！”想得真不错，我以为；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快餐式的人种学课程只会更加推动这些冒牌的跨文化芭比们把种族和异族差异看得像收藏品一样，为商品文化而不是它们宣称要激发的跨文化意识作出更大的贡献。
时下对黑色或有色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迷恋是20世纪20年代的原始主义的当代翻版吗？跨文化主义对于后现代主义就像原始主义对于现代主义吗？我的第一个黑人芭比娃娃是我于1993年3月去参加一个关于该问题的圆桌讨论会议的途中买的。这些有色的曼托尔玩具是对一个已经存疑的原物的碳素摹本，在我看来，它们是用以说明我的观点的绝好工具：跨文化主义已经瓦解成多元主义，只会增加已经被建构出来的他者，丝毫不会触动西方文化的根本戒律和范式，或者就曼托尔的情况而言，不会改变它的模子。
曼托尔公司对这样的批判也并非无动于衷，它在开发和销售最新系列的黑色芭比娃娃时向黑人父母征求专家建议，咨询早期童年专家。被征求者中主要的一位是临床心理学家达勒纳·鲍威尔·霍普森，她和丈夫德莱克·S.霍普森合著了关于种族主义的研究专著《不同和奇妙：在有种族意识的社会里抚养黑人孩子》(Different and Wonderful：Raising Black Children in a Race-Conscious Society ，1990)。该书的部分研究重复了黑人心理学家肯尼斯和玛米·克拉克在20世纪40年代进行过的突破性研究。
克拉克夫妇用黑色和白色玩具娃娃来揭示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对黑人儿童产生的消极影响。在面对黑色玩具娃娃和白色玩具娃娃之间的选择时，被调研的将近70%的黑人孩子选择了白色玩具娃娃。克拉克夫妇的发现成了1954年的《褐色与教育董事会》(Brown v.、the Board of Education )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更近时的一些学者们质疑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克拉克夫妇的发现，而是他们的阐释和假说：在虚拟物的王国里，一个黑人孩子选择白色玩具娃娃必然反映一种否定性的自我概念。[5]但是在霍普森夫妇看来，克拉克夫妇的研究仍然是令人折服的。他们于1985年重复了克拉克夫妇的玩具娃娃试验，发现参加试验的黑人孩子中选择白色玩具娃娃的竟然占60%。而且76%的被采访的孩子说他们觉得黑色玩具娃娃“不好看”。
霍普森夫妇在书里除了把玩具娃娃用于他们的临床实验外，还相当重视他们所称的“玩具娃娃游戏”，特别提到了芭比。他们建议黑人父母们：“如果你们的女儿喜欢‘芭比’玩具，那就想办法给她买一个。但是也要从芭比世界里选一些黑色的玩具娃娃。你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只想着白色的玩具娃娃，进而扩展到以为只有白色的人是漂亮动人的”。霍普森夫妇并不是建议父母们只给孩子提供黑人的或其他异族的玩具娃娃，而是要他们加入孩子们的游戏。他们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帮助孩子打扮玩具娃娃，同时还要夸奖孩子和玩具娃娃：‘这个玩具娃娃真漂亮；长得像你一样；瞧它的头发，像你的一样漂亮；你还不知道你的鼻子像你的玩具娃娃的一样漂亮吗？’”他们还建议父母使用“可爱、漂亮或真好这类赞美的词，使孩子学会把自己的形象与玩具娃娃联系起来”。
帮助孩子们获得很好的自我感觉，这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也可以说，“像你一样”这种明喻和这些建议中至为重要的漂亮的玩具娃娃形象，霍普森夫妇所称的这种积极的游戏也是危险的，可能给孩子传输同一个旧美人神话的有色版本。它们像芭比娃娃本身一样，使美成为一种身体特点的东西，并且使身体特点隐含身价。
尽管霍普森夫妇把“漂亮的”玩具娃娃游戏与积极的自我形象化联系起来，其意图是良好的，但是也能听出曼托尔公司的营销运动的回音。因此不足为奇的是，霍普森夫妇的发现以及他们设计的使用玩具娃娃以灌输种族自豪感的介入策略引起了曼托尔公司的注意。1990年，达勒纳·鲍威尔·霍普森受邀为公司的产品部经理黛博拉·米切尔和设计师基蒂·布莱克-珀金斯(均为非洲裔美国人)就开发一个新系列的“逼真地塑造的”黑人时装玩具娃娃进行咨询。霍普森同意了，一年之后，莎妮和它的朋友阿莎和妮切尔就成了永远扩大的芭比家族中的成员了。
根据为记者准备的参考资料，“莎妮”在斯瓦希里语中的意思是“奇特”。但是据《乡村之音》的专栏作家莉莎·琼斯说，这个名字还有另外的意义：“惊人，神奇，新奇”。我自己的研究显示，莎妮是斯瓦希里语中的女子用名，意为“奇特”，而在斯瓦希里语中，“莎妮”被转译为“惊奇，不凡”。由此看来，曼托尔公司的新玩物不光是奇特，简直是奇特得无以言表了。不过，这个名字也提示它是差异的化身，是一个新奇之物，一项新的创业，或者说作为一个黑人女性他者，往往是异域之物。在我看来，“黑色是美丽的”这种差异既是曼托尔公司炒起来的，也被它所利用。正如它在包装背面所写：
在斯瓦希里语中，莎妮的意思是奇特……它是奇特的！它与阿莎和妮切尔等朋友们活生生地表现了非洲裔美国妇女的特有风韵和美。
每一个玩具娃娃都有其独特的美，有其独特的肤色色调和面部特征。它们的头发颜色和质地各不相同，可以非常自如地辫、卷、盘成各种别致的发型！、它们的衣服也生动地反映了肤色和人种特点，表现了异国长相和服饰风味！
莎妮、阿莎和妮切尔把你带进它们的奇妙世界，分享充当一个最佳模特的乐趣和兴奋。不妨想象出现于各种杂志的封面上，在时装表演中独领风骚，参加好莱坞的派对，你和莎妮、阿莎以及妮切尔一起生活在美与成功的梦想之中，热爱这奇妙的每一分钟！
这些话试图传递一种黑人自豪感的信息——这是模仿霍普森为积极的游戏提出的那些建议；然而，这信息显然是与一头浓发、华贵而洋气的衣服以及其他看得见的美丽、财富和成功等外表符号而非头脑的符号联结在一起的。莎妮可以是最佳时装模特，但是别去麻省理工学院找她(或者按照曼托尔经常阐发的关于芭比扮演模特角色的理论，也别想在那里找到你自己或你的孩子)。
就像任何一个开始踏入社交圈的姑娘自豪而有钱的家长一样，曼托尔在1991年2月的国际玩具博览会上为莎妮举行了亮相派对。这个盛会包括向黑人设计师献礼，流行演唱组出场演唱黑人民族颂歌《同声歌唱》，这支歌显然是为被曼托尔形容为“明日之非洲裔美国妇女”的玩具娃娃挑选的。莎妮的朋友们阿莎和妮切尔也初次亮相，它们的黑色塑料皮肤的色调明显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达勒纳·霍普森的影响。莎妮是这个系列品种的标识性存在，它的肤色是我们在文化中所称的“褐肤色”；阿莎是蜂蜜色(也可能有人说是浅褐色)；妮切尔是赤褐色。1992年补上了它们的男友加玛尔，完成了这个系列。
不管人们是否相信，这些玩具娃娃最写实的特征可能是这个莎妮四件组的三比一比率——三个黑人女性对一个黑人男性。然而在曼托尔的眼里和广告中，莎妮和它的朋友们是主流玩具市场历来生产的最真实的黑人女性的东西。根据产品部经理黛博拉·米切尔的说法，“明日之非洲裔美国妇女”(莉莎·琼斯已经指出，这种叫法是《本质》中的“今日之黑人妇女”的重复和再现)的髋部更宽、嘴唇更厚、鼻子更阔。主设计师基蒂·克莱克-珀金斯自从黑肤色的芭比于1980年诞生以来，一直为它们设计衣服；她补充说那些莎妮娃娃也有它们的特色，它们穿着用“风味独特的民族织物”缝的衣服，反映独一无二的特定文化；它们不用那种虚幻的粉色或淡紫色——那些颜色显然表示浅淡的肤色。
更厚的嘴唇，更阔的鼻子，更宽的髋骨，更高的臀部，以为这些特征总能使莎妮娃娃更像真实的非洲裔美国妇女，这种想法使可靠性、真理以及总是存疑的真实和象征、典型和类型等范畴面对着许多难题。当我们说一个玩具娃娃看上去像或不像“黑人”时，那意味着什么？黑人的长相是什么样的？如何才能使一个玩具娃娃看上去像真的非洲裔美国人？在这种关于真实性的声明中刻写着什么样的先入为主的、规定性的、理想而合法的黑人特色呢？玩具娃娃的制造商们或其他所有的形象制造者们——例如电影业——如何才能既关注文化、种族以及表型差异，同时又不致仅仅热衷于那种简单化的厚唇／宽臀的公式化的形象？这样的形象使我们许多人、尤其是黑人咬牙切齿(我们的牙齿像珍珠一样洁白整齐)。如何才能生产出能够更充分地反映非洲裔美国人像其他所有人民一样具有的各种各样的身高、身材、肤色、发型、职业、能力以及残疾等的玩具娃娃？换句话说，会不会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