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感言是指在获奖后所发表的讲话。一般在这些场合都需要讲一些答谢的话。在进行这类发言时要注意以下几点要求：
第一，演讲时态度要热情而有礼貌，感谢要真诚而自然、真情实感，做到热情有礼。同时还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表达出自己对所从事工作的执著追求与由衷热爱。
第二，要善于从现场寻找话题或引用对方熟悉的事例，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增强双方的认同感。
第三，语言要得体，简洁明了，篇幅要力求简短，注重情感的表达。
▲在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上的讲话（宋庆龄）
在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上的讲话
宋庆龄
尊敬的维多利亚大学校长佩奇先生，
加拿大大使高文阁下，
朋友们，同志们：
我为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博士学位感到荣幸。
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友谊的象征，看成是你们对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和在建设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敬慕和友好的象征。同时，我也是把它看作是中、加两国人民连结在一起的悠久而牢固的友谊的象征。
我们两国在太平洋两岸隔海相望。很久以前就有许多中国人在加拿大工作，他们在许多方面为加拿大的兴旺发达作出了贡献，受到当地其他血统的加拿大人的尊敬。他们一贯是加拿大的好公民。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祖先的故土，也从未停止过对故土进步事业的支援。在孙中山在世时，他们曾是孙中山事业的坚决支持者，孙中山本人也在他们中间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不只是在财力上帮助孙中山的事业，而且还加入到他的行列。其中还有不少人返回中国，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后来，在反抗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及至在以后的建立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他们继续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在加拿大人当中，站在我们一边的不只是这些人。无论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帝制的革命中，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中国人民都得到了酷爱正义的欧裔加拿大人的帮助。他们最杰出的代表、最崇高的象征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大夫于1939年在中国最艰苦的前线——解放区游击战前线——为抢救伤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由于毛泽东主席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颂扬了白求恩大夫，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他的名字。中国人民把他看作是在进步和正义事业中各国同甘共苦的最光辉的典范。全中国的男女老少，甚至我们辽阔国土的最偏僻地区的儿童，只要听到加拿大一词，他们就会想到白求恩；而听到白求恩的名字，又会想到他的故乡加拿大。白求恩大夫的遗骨，安葬在中国的土地上，他的名字深深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他将使中国和加拿大千秋万代连结在一起。从广义上讲，一个加拿大人能够在中国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为反对一切企图奴役别人的人而团结战斗的国际性榜样，这是我们两国的光荣。
总的说来，无数加拿大人——政府官员、教育界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一直对中国争取和平和独立的斗争采取友好态度。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尤为突出，那时我们两国是反抗法西斯轴心国的同盟军。今天仍然是如此。我愿在许多老朋友中特别提一下切斯特？郎宁和文幼章博士，像他们这样的老朋友还有很多很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特别是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中加两国人民友谊之桥更加稳固、宽广和坚实。它包括我们两国良好的国家关系，互利的对外贸易以及学术和其他友好交流。
我们现在如同过去一样，不仅在继续发展我们的友谊方面，而且特别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中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人和加拿大人都从历史的经验中懂得了，保卫和平必须采取明确立场，反对一国对另一国的一切侵略行为，反对超级大国扩张主义者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世界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任何企图。
正像30年代一样，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两种抉择是严峻而明确的。一条是历史早已给我们留下痛苦教训的、导致世界大战的道路，这就是幻想、怯懦、不协调和绥靖的道路。这只能怂恿和加速侵略者推行其全球霸权的步伐。另一条是现实主义的道路，也就是密切合作，决心抗击和阻止这种扩张势头的道路。目前，国际形势更加动荡和紧张，世界和平受到严重的威胁，其根本原因是霸权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所致。因此我们应当坚定地面对这一现实。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对待当前危急的国际形势。
孙中山在他的遗嘱中号召我们，在我们国家要“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他又写道“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空前觉醒。在这种基础上，中国坚信，她能够完成不断进步的任务。这种任务集中体现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上。为达此目的，我们同样需要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加拿大和加拿大民族就是这样一种民族。
让我们一起来赞颂、培育和发展中加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愉快地接受你们的授赠学位。
（选自1981年5月9日《光明日报》）
◎说明提示：
《在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上的讲话》（1981年5月8日）是作者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演说。在演说中，她回顾了中加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高度赞扬了以诺尔曼？白求恩为代表的加拿大友好人士对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所给予的一贯的支持和帮助，赞扬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继而切入一个重大的主题：中加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应该密切合作，反对超级大国的扩张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演说以对中加友谊的美好祝愿作结。整篇结构起承转合，极为顺畅自然。
▲“公义之战”出师有理
“公义之战”出师有理
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
2009年12月10日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
主席先生，陛下，王储殿下，杰出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成员，美国公民们以及世界公民们：
怀着深深的感激和谦卑之心，我获得了这个荣誉。它是一个指向我们最高理想的奖励——即对于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残酷和困难，我们并非只能做命运的囚徒。我们的行动有作用，且能在正义的方向上改变历史。
然而，如果我不承认你们慷慨的决议所带来的巨大争议，于我而言将是失职。（笑）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仅是我世界舞台贡献的开始，而非终结。相对于曾获得此项荣誉的历史巨人——施韦策国王、马歇尔和曼德拉——我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世界上到处有因追求正义而遭到监禁和打击的人；有在人道主义组织辛苦工作以减轻人们痛苦的人；还有那些数以百万计的不知名的，默默地以富有勇气和同情心的行为激励着最顽固的愤世嫉俗者的人。我不能说自己与这些人——一些为人所知，另一些却只被接受他们帮助的人知晓——比起来，更值得这项荣誉。
但也许我荣获此奖项最深刻的原因就是我是两场战争中一个国家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其中之一已经结束了，而另一场并非美国所要追求的冲突；其中一场是我们和其他42个其他国家（包括挪威）一起参加的——为了保护自己和所有的国家免受将来的袭击。
不过，我们仍处于战争中，我仍要为数以千计的年轻的美国人在遥远战场的战争部署负责。有人将会举起屠刀，而有人将会被杀死。因此，我怀着对武装冲突的代价的敏锐认知来到这里——带着有关战争与和平关系的难题，以及我们想要以其中一个代替另一个的努力。
现在这些问题并不是新的。战争，不管以何种形式，在人类第一个人出现之时就随之产生了。在历史的曙光中道德标准不容置疑。它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如同干旱或疾病那样——是不同的部落和文明之间追求权力和解决分歧的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如法律规范在寻求控制集团内部的暴力行为一样，所有的哲学家、神职人员和政治家也在想法约束战争的破坏力。一个“正义战争”的概念出现了，表明战争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合理的：如果它是作为问题解决的最后手段或是为自我防卫；武力的使用要适度；还有，只要有可能，平民应免遭暴力。
当然，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我们很难发现这种“正义战争”。人类不断想出新方式互相残杀的能力被证明是取之不尽的，不去怜悯那些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的能力也是用之不竭的。军队之间的战争让位于国家之间的战争——战士和平民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在30年间，此类屠杀曾两次吞噬这个大陆。虽然很难想象比击败第三帝国和轴心国更公正的事业，但在二战中被杀害的平民超过了士兵的死亡数。
在二战后的恢复期以及核时代到来的时刻，战胜者和战败者都同样清醒地意识到世界需要一个共同的机构来阻止新的世界大战。于是，在美国参院抵制国联达25年之久后，由美国牵头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机构：马歇尔计划和联合国机制——美国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联合国机构的作用就是控制战争的发动，保护人权条约，防止种族灭绝以及限制最危险武器。
这些努力在许多方面都是成功的。是的，恐怖的战争曾经打响，暴行也曾被犯下，但没有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随着人们欢庆柏林墙的拆除，冷战结束。商业贸易将世界连接起来，数以十亿计的人已摆脱了贫困。自由和自决，平等和法治在前进，尽管步履维艰。我们是过去几代人的毅力和远见的继承者，理所当然这是我自己的国度所为之自豪的。
然而，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这个结构就受到了新威胁的冲击。世界可能不会面对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前景发抖，但扩散可能会增加灾难的风险。恐怖主义由来已久，现代的先进技术使得一部分愤怒的人能够去杀害无辜。
此外，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来越让位于国家内部的战争。少数族裔或宗派冲突死灰复燃；分裂主义运动，叛乱的增长，战败的国家——所有这一切越来越多让平民陷入了无休止的混乱。今天的战争，被杀害的无辜平民远远多于士兵。经济危机，国家四分五裂，难民成堆，儿童受虐，未来冲突的种子已然深埋。
我今天并没有带来解决战争问题的最终方案。我所知道的是，迎接这些挑战将需要共同的信念，艰苦的工作以及持之以恒，就如同数十年前那些如此大胆地采取行动的人们一样。它还要求我们从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正义战争”和公正和平的必要性等提法。
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确凿的事实：我们不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根除暴力冲突。这将会比国家——以个人名义或国家名义发现暴力的使用不仅必要而且在道德上是正义的要多花上好几倍的时间。
我记得马丁·路德·金多年前在同一个仪式前说：“暴力从来不会带来永久的和平。它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它只是创造了新的更复杂的问题。”正如我们作为马丁—路德—金终生工作的受益者站在这里一样，我们正在见证着非暴力运动的道德力量。我知道在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生命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怯弱和幼稚。
但是，作为宣誓保护和捍卫我的国家的元首，我不能仅以他们的例子为指导。我面对的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我不能对美国人民面对的威胁袖手旁观。事实上，邪恶确实存在于世。非暴力运动不能阻止希特勒的军队，谈判亦无法说服基地组织的领导人放下武器。武力有时是必要的，这样的说法并非玩世不恭——这是对真实历史、人性的不完善和理性的局限的正确认知。
我这样说，并从这方面展开来讲是因为当今世界诸多国家对军事行动有着不同的解读，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有时，这甚至是出于对美国这个当今世界上唯一军事超级大国的怀疑。
但是，当今世界必须记住，它不是靠简单的条约和宣言就能阻止像二战这样的灾难发生的。无论我们犯了什么错误，事实确凿：60多年间，美利坚合众国用本国公民的鲜血和武器帮助维护世界安全。我国军人的贡献和牺牲曾经促进了德国、朝鲜的和平与繁荣，使诸如巴尔干等地区获得民主。我们承受这种负担，并不是因为希望将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我们这样做并非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是因为想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寻求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相信若能身处在自由和繁荣之中，他们的生活会更好。
所以，是的，战争的确能在维护和平中发挥作用。然而，这却必须与另一个事实共存——无论如何，战争都将带来悲剧。士兵的勇气和牺牲充满荣耀，是表达对国家、对事业、对战友热爱的方式。然而，战争本身是不光荣的。
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协调这两个看似不可协调的真理——战争有时是必要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战争却又是人类愚昧的表现。具体来说，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努力去实践总统肯尼迪早年的呼吁。“让我们专注，”他说，“在一个更实际，更容易实现和平的基础上，不是基于人性的突然进步，而是人类机构的逐步提升。”
这种演变可能是什么样子？可能的实际步骤是什么？
首先，我认为所有国家，无论强弱，必须坚持管制武力的使用。我，和任何国家的元首一样，保留在有必要的情况下采取单方面行动以捍卫我的国家的权利。尽管如此，我深信，应当坚持标准，国际标准，同时增强那些遵守规则的，孤立和削弱那些不遵守的。
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全世界都站在美国一边，并且还在继续支持我们在阿富汗的行动，因为那里的恐怖袭击还在发生，因此自卫就应该受到认可。同样，当萨达姆政权入侵科威特的时候，全世界都认同必须面对他。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任何侵略都要付出代价。
此外，美国不认为如果我们拒绝执行规则其他国家仍然会照做，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这样认为。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的行动变得紊乱，而无论如何正义，未来措施的合法性也将会被削弱。
而当军事行动的目的超越了自我防卫或是保护一国免受侵略之时，这就变得尤为重要。我们越来越多地面对这样一类困难的问题：比如如何防止本国政府对平民的屠杀或者阻止一场将毁灭整个地区的内战。
我认为，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武力可以变得正义，比如在巴尔干地区，或者在已受战争创伤的其他地方。干预源于滴在我们的良知上的眼泪，并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必须明确有明确的任务的军队才可以发挥维持和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