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演讲具有口语性、群众性、时限性、临场性、交流性等演讲的一般特点。演讲激情满怀，声情并茂，以诸多中外名人的成功故事深入浅出地给听众讲述一个个关于生活、学习的人生道理。
▲理想和情操（陶铸）
理想和情操
——对华南师范学院与暨南大学学生做的演讲
陶铸
1960年5月
一个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物质生活，另一个方面是精神生活。这里所说的精神生活，其实也就是一个人的理想和情操的问题。
一个有崇高的理想、高尚情操的人，就会有充实的丰富的革命的精神生活；反之，精神生活一定是异常低下和空虚。
物质生活，对每一个人说来，无疑都是需要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十天半月不吃饭怎么样活下去。从前有两兄弟，叫伯夷、叔齐，他们对武王领导的伐纣战争（这是一个正义的战争）很有意见。武王伐纣成功后，改号曰周，他们更不满，跑到首阳山上躲起来，叫做“耻食周粟”；但是饿极了，还得要采点“薇”来吃。可见一个人完全没有物质生活是不行的。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从来不离开一定的物质条件谈精神生活。就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党也强调要关心人民的物质生活。我们闹革命，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就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当然同时也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所要实现的崇高的伟大的理想，并不是一种幻想，也不是一种离开物质专讲精神的理想。
我们要使大地上都长满庄稼，使荒山野岭都种上果木，使山坑山拗都成为湖泊水库，使湖泊水库里都养上鱼，使所有的海滩都种上树林，变成为绿色长城，使沙漠上都种上葡萄、棉花，使每个人都能住上舒适的房子，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都能丰衣足食……这是共产主义的远景，也是我们的理想。这一理想决不是建立在什么“天国”上，而是建立在我们的面前；这一理想也决不要几个世纪才能实现，而是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就可以实现。这样的理想，难道不是物质生活么？不错，过去的统治阶级也强调物质生活，但是，他们只强调他们本阶级的，只强调少数人的；他们过的那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是榨取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汗得来的；而我们却是要使得每一个劳动人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都能过着丰富的物质生活。
但是，当我们讲到物质生活的时候，我们绝不应该忽视精神生活的作用和意义。无论是在物质生活充裕的时候，或是在物质生活困难的时候，精神生活对我们都是十分需要的。刚才已经说过，精神生活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理想和情操，所以在我们来说，一刻也不能没有精神生活。我们之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充满活力，朝气勃勃，意态昂扬，勇往直前，原因是什么呢？
决不只是由于吃多少斤猪肉，吃多少斤砂糖，或增加多少工资，即是说，我们前进的动力，不是像庸俗的唯物论者、“金钱万能”论者所了解的那样，片面强调什么“物质刺激”，而主要是靠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使大家都能具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和充实丰富的革命的精神生活。
大家都知道，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里的女主角娜拉为什么要出走，她的出走并不是追求物质享受，她的物质生活水平可以说是相当高的了。她的丈夫新升了银行经理，虽然他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一度波折，但是只要娜拉愿意，她还是可以照以前那样甚至比以前“更好”地过下去的。但是，她不能再这样过下去；经过了这次波折，她要重新考虑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她发现她充其量不过是自己丈夫的一个玩偶而已。她发现自己的精神生活是异常空虚的。她要摆脱这种生活，所以她不顾一切地出走了。娜拉的出走，为的是想追求一种比较合乎理想的（这种理想当然是模糊的）精神生活。《青春之歌》里的女主角林道静，就更为清楚地给我们说明了这一问题。她如果安心于做余永泽的妻子，也是可以过一过“小康之家”的生活的。但是，她不满足于此，她看不起余永泽那种唯我的、自私的、反动的思想和行为，她痛切地感到自己精神生活上的空虚，因此，她才迫切地追求一种新的生活。
当她找到了党，党把她领到一条对她说来是崭新而又艰苦的道路上去的时候，她毫不留恋地抛弃掉她的“小康之家”的物质享受，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青年学生不怕险阻，长途跋涉，冒着被国民党、日本军队扣留、杀害的危险到延安去？原因不是别的，也是为了追求一种更高的理想，要过一种更充实的精神生活。当时有人形容自己才到延安的心情，说看到延安的塔影，好像在海洋里出现桅杆，到了延安，好像登上了革命的大船一样。这就是表现他们当时的精神状态，说明他们对革命的精神生活的需要。
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头，比之从前，我们的精神生活是空前地充实和丰富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目前的社会生产力还很低，物质条件还很差，要完全实现我们的伟大理想，还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包括某些物质缺乏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放弃我们的理想，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的满足，还是坚持我们的理想，充实我们的革命的精神生活？
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革命的精神生活对我们说来，更是极为重要的。
因为有了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由于我们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速度加快一点（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尽快地摆脱贫困，才可以再也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而出现的困难，从而我们就可以从积极方面去想办法克服这些困难；因为有了它，我们每个人便能够懂得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工作的重大意义，从而对目前所遇到的某些物质上的困难就无所怨尤；因为有了它，我们就懂得不能只从个人利益、目前利益出发，更不能成为物质的奴隶，从而就会自觉地解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就会保持朝气勃勃、坚强饱满、勇往直前的革命气魄。所以我常想：一个人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是不行的；而有了充实的革命精神生活，就算物质生活差些，就算困难大些，也能忍受和克服。所以我又想：不论在什么时候，一个精神生活很充实的人，一定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一定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一定是一个只做物质的主人而不做物质的奴隶的人。反之，一个受物质支配的人，一个“物欲”很强的人，一定是缺乏理想、趣味低级、精神生活很空虚的人，也是生活极为可悲的人。这使我想起《儒林外史》里的一些人物，如严监生、周进、范进等。他们就是这一类人物。
严监生死的时候，总是不断气，原来是为他跟前点的灯盏里有两根灯草，直到懂得他爱财如命的人替他挑去一根时，他才断了气；周进是个所谓“读书人”，他听到几个商人说愿拿钱给他“捐监”，竟爬到地下给他们磕头不止；范进也是个所谓“读书人”，他未中举前穷途潦倒，一中了举，竟喜欢得发了狂。这些人想的是升官发财，完全变成了物质的奴隶，这些人的精神状态，真是低下得可悲亦复可怜了。
我最近到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去过，那里的工人们给了我很大启发。他们的工资并不高，物质生活条件也并不好，但是他们不但毫无怨言，而且干劲很大，新的产品不断产生，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们感到解放以后，生活稳定而且不断提高，文化、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他们做工再不是给哪个资本家做的，他们成了自己工厂的主人；他们生产积累的钱也不是跑到哪个人的荷包里，而是用之于国家建设。
因此他们有着非要尽快地把我们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不可的强烈愿望，要在摄影化学工业上为祖国争光，做到世界上有的，我们要有；世界上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生活虽然提高得不算很快，但他们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们对困难毫不在乎，对个人的利益全不计较。公元厂的工人们是有着高尚的情操与精神生活的。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我们是有崇高理想的人，也是有高尚的情操的人，我们的精神生活是很丰富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三者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如果能把这三个问题都解决好，那我们就会不为物质所束缚，就会创造出一个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新世界。古代有一个颜回，好学不倦，他很穷，但是他并不以为苦。所以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建设，以后还要实现人类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应该具有为颜回所不可比拟的伟大的革命胸襟，我们应该什么时候都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最艰苦的时候，也是如此。同学们都知道，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比起现在来不知要困难多少倍，艰苦多少倍，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写了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长征诗》，他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他还写道：“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阶级会具有我们这样的崇高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阶级会具有我们这样丰富、充实的革命的精神生活？任何困难也是挡不住我们前进的。修建康藏公路的战士们有一句话：“高山为我们低头，河水为我们让路。”这种英雄豪迈的气概，值得同学们学习。我们不要辜负了这伟大的时代，不要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
◎说明提示：
陶铸（190801.16～196911.30），又名陶际华，号剑寒，化名陶磊。湖南祁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1926年人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
1929年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及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曾组织和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先后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1933年5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后经周恩来、叶剑英等交涉出狱，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创建了鄂中游击区。后游击区和游击队扩大为鄂豫地区和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任政治委员。1940年到延安，任中央秘书长、总政法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辽宁、辽吉、辽北等省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等。平津战役时进入北平同傅作义谈判，并担负改编起义部队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来华南分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至第三届全国委员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逝世。1978年中共中央给他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恢复名誉。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陶铸针对青年中一些思想和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写了不少杂文，做了不少讲演。
▲娜拉走后怎样（鲁迅）
娜拉走后怎样
——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
1923年12.月26日鲁迅
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易卜生是十九世纪后半的挪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易卜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FrauvomMeer，《海的女人》，中国有人译作《海上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面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了，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易卜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易卜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易卜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