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成功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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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我与英国政治领袖(2)

他说:“不可能,我们刚刚分开,他正在回他住处的路上。”

“我辨认声音的能力比我辨认脸的能力还强,我肯定那是他。”

最终,我说服他往回走了几步。我们走近了那座房子边,又往后走了走。我走到一个蒙着面的人前,对他耳语道:

“‘大人物’半夜不睡觉,在这里做什么?”

格莱斯顿被我们发现了。我告诉他我认出了他的声音。

“所以,”我说,“真正的统治者出来查看为名义上的统治者准备的彩灯!”

他回答道:“年轻人,我以为现在是你睡觉的时候。”

我们和他一起待了一会,他小心翼翼地确保自己的头和脸不露出来。当时已经是午夜了,他已经八十高龄,但是还是像一个孩子。当他把格莱斯顿夫人安全地送回家后,他决定出来凑热闹。

格莱斯顿先生和布莱恩先生在晚餐时的对话,主要讨论了英国和美国议会程序之间的差别。在晚上,格莱斯顿先生反复询问了布莱恩先生,众议院的程序模式,因为他曾在那里作过演讲。我注意到,“先决问题”和限制无谓的辩论的概括性规则,给格莱斯顿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场对话不时地拓宽了范围。

格莱斯顿先生的兴趣可能比英国其他所有人都广泛。在苏格兰,我在阿米斯特德家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头脑清晰,思维活跃,对万物依然抱着强烈的兴趣。当时他最感兴趣的是美国高大的钢铁建筑。他一直在读这方面的书,因此问了我很多相关的问题。最让他困惑的问题是,第五或第六层常常比第三或第四层先完工。我为他解释了,他十分满意。他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

莫立先生(尽管是个勋爵,他依旧保留了作家本色)很早便成为了我们在英国的朋友之一。他是《双周评论》的编辑,我第一篇发表在英国期刊上的稿件就是经他之手。到了晚年,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我们互相承认彼此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兴之所致,我们常常在星期天下午交换短笺(有时候是长信)。我们根本不是同一类人,我们互相吸引是因为差异能够互补。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认为所有丑小鸭都会成为天鹅。而他是个悲观主义者,杞人忧天,有时会陷入空想,总觉得草木皆兵。在我看来,世界是光明的,地球是一个真正的天堂——我是如此快乐,对命运充满感激。莫立几乎很少为任何事疯狂,他的判断总是经过深思熟虑,他的眼中从来都只能看到太阳上的斑点。

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悲观主义者,从来没有什么事能让他高兴;还有一个乐观主义者,从来没有什么事能让他不高兴。天使们向他们祝贺,他们获得了进入天堂的机会。悲观主义者回答道:

“是的,这是个好地方,但是不知怎的,我觉得这个光环好像不适合我。”

乐观主义者讲了个故事进行反驳:一个人被带到了炼狱,魔鬼把他放在岸边,自己去泉水边喝水(那里的温度太高了)。一个老朋友走近他,说:

“吉姆,你怎么样?你没救了,你肯定走投无路了。”

吉姆回答道:“嘘——事情还可能更糟呢。”

“怎么可能,你已经被带到无底深渊了。”

“嘘——”他指着魔鬼说,“他可能会想起来要我背他。”

莫立和我一样,十分喜欢音乐。我们都沉迷于斯基沃的早晨,因为能听到管风琴的演奏。他和亚瑟·巴尔弗一样,都很喜欢清唱剧。我记得他们还曾一起去水晶宫看某部清唱剧。他们两个都是理智又充满哲学思维的人,我觉得他们都可以算是半个哲学家。但是巴尔弗最近的作品有点不理智——这点莫立绝不会尝试。他一直脚踏实地,只走明确的道路,不会发生在寻找路线时“迷失在树丛中”的危险。

近期,莫立最惊人的言论出自他在伦敦世界编辑大会上的演讲。他说,对于形成和维持现阶段已改良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彭斯的几行诗歌比那些编辑们写的几百万篇社论对人们的影响更大。之前他曾说过,偶尔有一些文字或语言,会美化它们所描述的事物。汤姆·潘恩的《人权论》就是如此。

在这次演讲后,他来到斯基沃,我们聊起这个话题。我提到了他对彭斯的致敬和他引用的六句诗,他回答说,他没必要告诉我是哪六句。

“确实没必要,”我说,“我能背出来。”

后来,在蒙特罗斯为彭斯塑像揭幕时,我作了一次演讲,背诵了我认为他之前引用的诗句。莫立认可了我的猜测。这么说可能有点怪,他和我在几年前一起被授予蒙特罗斯荣誉市民的称号,所以我们是荣誉市民同乡。

1904年,我终于邀请莫立来美国游览,他走遍了大半个美国。我们试着安排他和一些同他一样杰出的人物见面。一天,参议员埃利·鲁特应邀来我家做客,莫立和他聊了很久。在参议员离开后,莫立评价说,他很喜欢这个同伴,是他遇到的最满意的美国政治家。他没有看错,埃利·鲁特对公共事务的准确的判断力和广博的知识无人能及。

莫立离开我们后,去白宫拜访了罗斯福总统,和这位伟人一起共度了几日,收获颇丰。后来,莫立评价说:

“我在美国见到了两大奇迹,罗斯福和尼亚加拉大瀑布。”

这个比喻实在是恰到好处——两者都咆哮,翻滚,活跃,不知疲倦地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

莫立是管理阿克顿图书馆的最佳人选,因此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他。

当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阿克顿勋爵的状况后,我同意了他的建议,买下了阿克顿的图书馆,并允许他在有生之年继续保留这个图书馆。不幸的是,他没有坚持太久,仅仅几年后就去世了。于是我拥有了图书馆的所有权。我觉得莫立自己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图书馆,最终肯定也会把它留给可靠的机构。当我开始告诉他我拥有这个图书馆时,他打断了我,说:“好了,我必须告诉你,你买下这座图书馆的当天,我就知道这事了。”

格莱斯顿先生保守不了秘密,他为了阿克顿先生一生都能使用图书馆而感到相当开心。

我和莫立的关系十分亲密,但我们彼此都没有和对方说起这件事,但是让我惊讶的是,莫立没有对此感到惊讶。这件事证明了格莱斯顿和莫立之间的亲密关系——莫立是唯一一个他忍不住要与之分享世俗快乐之事的人。但是在神学上,两人的观点相差甚远,倒是阿克顿和格莱斯顿在这点上是一致的。

在我成立苏格兰大学基金会后的那年,莫立作为大臣陪同国王陛下出访巴尔莫勒尔。他发电报给我,说必须在我们启程前见我一面。我们见面了,他告诉我,陛下对我给大学和家乡其他的捐赠印象深刻,希望知道他能为我做点什么。

我问:“你怎么说的?”

莫立回答说:“我觉得什么都不用做。”

我说:“你说的很对,除非国王陛下愿意给我写一封信,表达他对我所作所为的感激之情,就像他曾经给你写的信一样。我会珍藏这封信,把它传给我子孙,他们都会为此而感到自豪。”

我的这个愿望实现了。国王亲笔签名的信我已经在前文引用过了。

对于莫立来说,斯基沃成为最好的度假胜地。每年夏天,在夫人的陪伴下,他都会来探望我们好几次,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了。他和我一样,都很喜欢驾驶游艇。幸运的是,驾驶游艇对我们俩来说都是最好的良药。莫立是也必定一直都是“诚实的约翰”。他不会搪塞别人,也不说废话,对待所有问题和紧急情况都镇定自若;做事深思熟虑,心胸宽广,为人低调,但会不时在适当场合表现出温柔的力量。之后又会继续保持沉默。

张伯伦和莫立都是激进派,两人是好朋友。我在英国时,常常和他们见面交换意见。“地方自治”被提上议程后,英国对美国的联邦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受邀在多个城市发表公开演讲,解释和赞扬美国的联邦制,由最自由的地方自治构成了最坚实的国家。张伯伦先生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于是我给他寄了安娜·L.道斯写的《如何治理国家》。我也和莫立,格莱斯顿和许多其他人讨论了这个话题。

我不得不写信给莫立先生,我不赞成第一个地方自治法案,并阐明了理由。当我遇见格莱斯顿先生时,他对此表示了遗憾,并和我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我反对国会排斥爱尔兰议员,这是一种分离的行为。我说,我们美国从来不会阻止南方各州派代表去华盛顿。

“如果他们拒绝,你们怎么办?”他问。

“使用一切文明的手段——首先,停止通信。”我回答到。

他停顿了一下,重复道:“停止通信。”他觉得这涉及范围过广,于是沉默了一会,就转移了话题。

当被问到我应该怎么做时,我总是指出一点,美国有许多立法机构,但是只要一个国会。英国应该学习美国,只设立一个国会,并为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分别设立地方立法机构(而不是国会)。应该把这几个地方设计成和纽约州与弗吉尼亚州一样。但是不同于美国,英国没有最高法庭来决定法律是否通过。法律不但要通过立法机构,还要通过国会的批准。因此司法机关,而不是政治机关,成为最终的权威。英国应该设法把国会建成全国最终的权威机构,而不是采取分离爱尔兰的方法。因此,考虑到反对意见,在下议院的会议上,应该会连续讨论三个月关于建立爱尔兰地方立法机构的议案。讨论的结果会更具操作性,除非这则议案没有通过。除非立法不当,这项条款会成为一纸空文,但是如果真的立法不当,也算是一种有益的经历。我认为,还必须向那些胆小的人们保证,这项议案不会引起任何脱离国家的行为。

之后我极力向莫立先生推荐这个观点,他告诉我帕内尔曾经建议过,但是被拒绝了。格莱斯顿先生当时可能说过:“很好,我和其他人都认为我们不需要这个议案,不过这可以让英国更加团结。在这个问题上,我现在无法继续,接下来是你们的职责了。”

一天早晨,在哈瓦特,格莱斯顿夫人说:

“威廉告诉我,他和你的交谈十分精彩。”

毫无疑问,事实如此。他几乎很少听到一个真正的共和党人的轻松愉快的谈话,也无法理解为何我不能想象不同的世袭头衔。我觉得很奇怪,人们会特地放弃父母为他们取的名字,而去继承父母的名字。尤其有趣的是,世袭的贵族们需要努力克制,才能不嘲笑那些新贵族们,因为他们的头衔也许是花了一万英镑买来的,这些钱被或多或少地用作党派基金。

布莱恩先生和我们一起来到伦敦。我告诉格莱斯顿先生,布莱恩先生曾经看见年迈的他手里拿着帽子,在寒冷的天气里,在一个花园派对上向那些光有头衔的无名之辈致敬。对此布莱恩感到十分惊讶和痛心。我们提到了政教合一,还有我的预测。我认为由于英国是岛国,无法扩张,因此各民族会重新团结在一起。我认为,废除英国教会的国教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不是正常现象,其他民族都没有这种情况。其他说英语的国家鼓励各种宗教的发展,而不是支持某一个。格莱斯顿先生问:“你觉得我们的教会还应维持多久?”

我的回复是我无法定下一个确定的日期,在政教分离问题上,他比我更有经验。他微笑着点头。

我进一步提出,和其他大国相比,英国的人口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他问:“你预测英国的未来是怎样的?”

我提到了希腊在古代国家中的地位,然后说英国孕育了乔叟、莎士比亚、斯潘塞、弥尔顿、彭斯、司各特、史蒂文森、培根、克伦威尔、华莱士、布鲁斯、休姆、瓦特、斯宾塞、达尔文和其他名人,也许并非偶然。天才依靠的不是物质资源。多年之后,英国可能不能维持工业大国的地位,不是由于她的衰落,而是由于其他国家的快速成长。在我眼中,她会成为一个现代的希腊,在世界扮演精神领袖的地位。

他听进了我的话,沉思着重复着:

“精神领袖,精神领袖,我喜欢,我喜欢。”

我从来没有这么享受过如此愉悦的交流。在哈瓦特,我又一次拜访了他。1897年的冬天,在兰德尔勋爵的家里,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当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他还是那么有魅力,对我的弟妹露西特别殷勤。露西还是第一次见他,但是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驾车离开时,她喃喃道:“一只生病的雄鹰!一只生病的雄鹰!”对我来说,这是当天对这位累坏了的领袖最好的形容。他不仅是个伟大的人,还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有着正派而高贵的心灵,不断地向前进。他为自己赢得了“世界第一公民”的称号。

1881年,我在英国和塞缪尔·斯托里议员开始合作做生意。他是一个十分能干的激进分子,也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党人。我们购买了几家英国报社,开始了激进派的政治宣传。帕斯莫尔·爱德华兹和一些其他人加入了我们,但是结果不甚理想。我的英国朋友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和谐的争议,最终我决定退出,幸运的是我没有任何损失。

之所以创作我的第三部文学作品《胜利的民主》,是因为我意识到那些见多识广的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对于美国的了解如此之少,甚至那些少有的了解,都是些被扭曲的观点。那些优秀的英国人居然不知道共和制,这是多么让人惊讶。我永远不会忘记,在1882年我和格莱斯顿先生的第一次谈话。当我有机会提到,目前大部分说英语的国家都是共和制,只有小部分国家是君主制,他说: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

“格莱斯顿先生,”我说,“美国说英语的人口,比英国及其所有殖民地的人口还要多,即使英国殖民地的人口翻倍也比不上美国。”

“啊!居然这样!你们有多少人口?”

“6600万,而你们的人口还不到一半。”

“是啊,真让人惊讶!”

关于国家财政的情况同样让他感到十分惊讶。根据1880年的普查,这个才一百年历史的共和国,有能力买下英国和爱尔兰,及他们拥有的所有资本和投资项目,并能还清英国的债务。即使这样,也不会耗尽美国的财力。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我提到的自由贸易的问题。我指出,美国才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记得,之后霍尔丹大法官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把英国当成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纠正了他的错误,他为此对我表示感谢。)我引用了马尔霍尔的数据:1880年,英国的制造业产值为8.16亿英镑,美国为11.26亿英镑。他的原话是:

“难以置信!”

我还说了些其他让他觉得十分惊讶的事实,然后他问道:

“为什么没有作家写写这个主题,把这些事实以简单直接的形式告诉世界?”

事实上,当时我正在为《胜利的民主》一书搜集资料。我正打算写一本他形容的那样的书,我告诉了他这点。

我写《环游世界》和《美国四架马车在英国》时并没有太费劲,但是当我于1882年开始准备《胜利的民主》一书时,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本书需要扎实和艰苦的工作。我需要检查和安排数字,随着我的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沉迷其中。几个月来,我的脑子里似乎装满了统计数据。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流逝。我以为还是中午时,其实已经是晚上了。这项工作让我疲惫不堪,加上当时我还不得不兼顾料理生意,这引发了我人生中第二场重病。我再三考虑后,才确信自己能再次开始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