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不可能，我们刚刚分开，他正在回他住处的路上。”
“我辨认声音的能力比我辨认脸的能力还强，我肯定那是他。”
最终，我说服他往回走了几步。我们走近了那座房子边，又往后走了走。我走到一个蒙着面的人前，对他耳语道：
“‘大人物’半夜不睡觉，在这里做什么？”
格莱斯顿被我们发现了。我告诉他我认出了他的声音。
“所以，”我说，“真正的统治者出来查看为名义上的统治者准备的彩灯！”
他回答道：“年轻人，我以为现在是你睡觉的时候。”
我们和他一起待了一会，他小心翼翼地确保自己的头和脸不露出来。当时已经是午夜了，他已经八十高龄，但是还是像一个孩子。当他把格莱斯顿夫人安全地送回家后，他决定出来凑热闹。
格莱斯顿先生和布莱恩先生在晚餐时的对话，主要讨论了英国和美国议会程序之间的差别。在晚上，格莱斯顿先生反复询问了布莱恩先生，众议院的程序模式，因为他曾在那里作过演讲。我注意到，“先决问题”和限制无谓的辩论的概括性规则，给格莱斯顿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场对话不时地拓宽了范围。
格莱斯顿先生的兴趣可能比英国其他所有人都广泛。在苏格兰，我在阿米斯特德家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头脑清晰，思维活跃，对万物依然抱着强烈的兴趣。当时他最感兴趣的是美国高大的钢铁建筑。他一直在读这方面的书，因此问了我很多相关的问题。最让他困惑的问题是，第五或第六层常常比第三或第四层先完工。我为他解释了，他十分满意。他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
莫立先生（尽管是个勋爵，他依旧保留了作家本色）很早便成为了我们在英国的朋友之一。他是《双周评论》的编辑，我第一篇发表在英国期刊上的稿件就是经他之手。到了晚年，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我们互相承认彼此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兴之所致，我们常常在星期天下午交换短笺（有时候是长信）。我们根本不是同一类人，我们互相吸引是因为差异能够互补。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认为所有丑小鸭都会成为天鹅。而他是个悲观主义者，杞人忧天，有时会陷入空想，总觉得草木皆兵。在我看来，世界是光明的，地球是一个真正的天堂——我是如此快乐，对命运充满感激。莫立几乎很少为任何事疯狂，他的判断总是经过深思熟虑，他的眼中从来都只能看到太阳上的斑点。
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悲观主义者，从来没有什么事能让他高兴；还有一个乐观主义者，从来没有什么事能让他不高兴。天使们向他们祝贺，他们获得了进入天堂的机会。悲观主义者回答道：
“是的，这是个好地方，但是不知怎的，我觉得这个光环好像不适合我。”
乐观主义者讲了个故事进行反驳：一个人被带到了炼狱，魔鬼把他放在岸边，自己去泉水边喝水（那里的温度太高了）。一个老朋友走近他，说：
“吉姆，你怎么样？你没救了，你肯定走投无路了。”
吉姆回答道：“嘘——事情还可能更糟呢。”
“怎么可能，你已经被带到无底深渊了。”
“嘘——”他指着魔鬼说，“他可能会想起来要我背他。”
莫立和我一样，十分喜欢音乐。我们都沉迷于斯基沃的早晨，因为能听到管风琴的演奏。他和亚瑟·巴尔弗一样，都很喜欢清唱剧。我记得他们还曾一起去水晶宫看某部清唱剧。他们两个都是理智又充满哲学思维的人，我觉得他们都可以算是半个哲学家。但是巴尔弗最近的作品有点不理智——这点莫立绝不会尝试。他一直脚踏实地，只走明确的道路，不会发生在寻找路线时“迷失在树丛中”的危险。
近期，莫立最惊人的言论出自他在伦敦世界编辑大会上的演讲。他说，对于形成和维持现阶段已改良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彭斯的几行诗歌比那些编辑们写的几百万篇社论对人们的影响更大。之前他曾说过，偶尔有一些文字或语言，会美化它们所描述的事物。汤姆·潘恩的《人权论》就是如此。
在这次演讲后，他来到斯基沃，我们聊起这个话题。我提到了他对彭斯的致敬和他引用的六句诗，他回答说，他没必要告诉我是哪六句。
“确实没必要，”我说，“我能背出来。”
后来，在蒙特罗斯为彭斯塑像揭幕时，我作了一次演讲，背诵了我认为他之前引用的诗句。莫立认可了我的猜测。这么说可能有点怪，他和我在几年前一起被授予蒙特罗斯荣誉市民的称号，所以我们是荣誉市民同乡。
1904年，我终于邀请莫立来美国游览，他走遍了大半个美国。我们试着安排他和一些同他一样杰出的人物见面。一天，参议员埃利·鲁特应邀来我家做客，莫立和他聊了很久。在参议员离开后，莫立评价说，他很喜欢这个同伴，是他遇到的最满意的美国政治家。他没有看错，埃利·鲁特对公共事务的准确的判断力和广博的知识无人能及。
莫立离开我们后，去白宫拜访了罗斯福总统，和这位伟人一起共度了几日，收获颇丰。后来，莫立评价说：
“我在美国见到了两大奇迹，罗斯福和尼亚加拉大瀑布。”
这个比喻实在是恰到好处——两者都咆哮，翻滚，活跃，不知疲倦地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
莫立是管理阿克顿图书馆的最佳人选，因此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他。
当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阿克顿勋爵的状况后，我同意了他的建议，买下了阿克顿的图书馆，并允许他在有生之年继续保留这个图书馆。不幸的是，他没有坚持太久，仅仅几年后就去世了。于是我拥有了图书馆的所有权。我觉得莫立自己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图书馆，最终肯定也会把它留给可靠的机构。当我开始告诉他我拥有这个图书馆时，他打断了我，说：“好了，我必须告诉你，你买下这座图书馆的当天，我就知道这事了。”
格莱斯顿先生保守不了秘密，他为了阿克顿先生一生都能使用图书馆而感到相当开心。
我和莫立的关系十分亲密，但我们彼此都没有和对方说起这件事，但是让我惊讶的是，莫立没有对此感到惊讶。这件事证明了格莱斯顿和莫立之间的亲密关系——莫立是唯一一个他忍不住要与之分享世俗快乐之事的人。但是在神学上，两人的观点相差甚远，倒是阿克顿和格莱斯顿在这点上是一致的。
在我成立苏格兰大学基金会后的那年，莫立作为大臣陪同国王陛下出访巴尔莫勒尔。他发电报给我，说必须在我们启程前见我一面。我们见面了，他告诉我，陛下对我给大学和家乡其他的捐赠印象深刻，希望知道他能为我做点什么。
我问：“你怎么说的？”
莫立回答说：“我觉得什么都不用做。”
我说：“你说的很对，除非国王陛下愿意给我写一封信，表达他对我所作所为的感激之情，就像他曾经给你写的信一样。我会珍藏这封信，把它传给我子孙，他们都会为此而感到自豪。”
我的这个愿望实现了。国王亲笔签名的信我已经在前文引用过了。
对于莫立来说，斯基沃成为最好的度假胜地。每年夏天，在夫人的陪伴下，他都会来探望我们好几次，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了。他和我一样，都很喜欢驾驶游艇。幸运的是，驾驶游艇对我们俩来说都是最好的良药。莫立是也必定一直都是“诚实的约翰”。他不会搪塞别人，也不说废话，对待所有问题和紧急情况都镇定自若；做事深思熟虑，心胸宽广，为人低调，但会不时在适当场合表现出温柔的力量。之后又会继续保持沉默。
张伯伦和莫立都是激进派，两人是好朋友。我在英国时，常常和他们见面交换意见。“地方自治”被提上议程后，英国对美国的联邦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受邀在多个城市发表公开演讲，解释和赞扬美国的联邦制，由最自由的地方自治构成了最坚实的国家。张伯伦先生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于是我给他寄了安娜·L.道斯写的《如何治理国家》。我也和莫立，格莱斯顿和许多其他人讨论了这个话题。
我不得不写信给莫立先生，我不赞成第一个地方自治法案，并阐明了理由。当我遇见格莱斯顿先生时，他对此表示了遗憾，并和我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我反对国会排斥爱尔兰议员，这是一种分离的行为。我说，我们美国从来不会阻止南方各州派代表去华盛顿。
“如果他们拒绝，你们怎么办？”他问。
“使用一切文明的手段——首先，停止通信。”我回答到。
他停顿了一下，重复道：“停止通信。”他觉得这涉及范围过广，于是沉默了一会，就转移了话题。
当被问到我应该怎么做时，我总是指出一点，美国有许多立法机构，但是只要一个国会。英国应该学习美国，只设立一个国会，并为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分别设立地方立法机构（而不是国会）。应该把这几个地方设计成和纽约州与弗吉尼亚州一样。但是不同于美国，英国没有最高法庭来决定法律是否通过。法律不但要通过立法机构，还要通过国会的批准。因此司法机关，而不是政治机关，成为最终的权威。英国应该设法把国会建成全国最终的权威机构，而不是采取分离爱尔兰的方法。因此，考虑到反对意见，在下议院的会议上，应该会连续讨论三个月关于建立爱尔兰地方立法机构的议案。讨论的结果会更具操作性，除非这则议案没有通过。除非立法不当，这项条款会成为一纸空文，但是如果真的立法不当，也算是一种有益的经历。我认为，还必须向那些胆小的人们保证，这项议案不会引起任何脱离国家的行为。
之后我极力向莫立先生推荐这个观点，他告诉我帕内尔曾经建议过，但是被拒绝了。格莱斯顿先生当时可能说过：“很好，我和其他人都认为我们不需要这个议案，不过这可以让英国更加团结。在这个问题上，我现在无法继续，接下来是你们的职责了。”
一天早晨，在哈瓦特，格莱斯顿夫人说：
“威廉告诉我，他和你的交谈十分精彩。”
毫无疑问，事实如此。他几乎很少听到一个真正的共和党人的轻松愉快的谈话，也无法理解为何我不能想象不同的世袭头衔。我觉得很奇怪，人们会特地放弃父母为他们取的名字，而去继承父母的名字。尤其有趣的是，世袭的贵族们需要努力克制，才能不嘲笑那些新贵族们，因为他们的头衔也许是花了一万英镑买来的，这些钱被或多或少地用作党派基金。
布莱恩先生和我们一起来到伦敦。我告诉格莱斯顿先生，布莱恩先生曾经看见年迈的他手里拿着帽子，在寒冷的天气里，在一个花园派对上向那些光有头衔的无名之辈致敬。对此布莱恩感到十分惊讶和痛心。我们提到了政教合一，还有我的预测。我认为由于英国是岛国，无法扩张，因此各民族会重新团结在一起。我认为，废除英国教会的国教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不是正常现象，其他民族都没有这种情况。其他说英语的国家鼓励各种宗教的发展，而不是支持某一个。格莱斯顿先生问：“你觉得我们的教会还应维持多久？”
我的回复是我无法定下一个确定的日期，在政教分离问题上，他比我更有经验。他微笑着点头。
我进一步提出，和其他大国相比，英国的人口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他问：“你预测英国的未来是怎样的？”
我提到了希腊在古代国家中的地位，然后说英国孕育了乔叟、莎士比亚、斯潘塞、弥尔顿、彭斯、司各特、史蒂文森、培根、克伦威尔、华莱士、布鲁斯、休姆、瓦特、斯宾塞、达尔文和其他名人，也许并非偶然。天才依靠的不是物质资源。多年之后，英国可能不能维持工业大国的地位，不是由于她的衰落，而是由于其他国家的快速成长。在我眼中，她会成为一个现代的希腊，在世界扮演精神领袖的地位。
他听进了我的话，沉思着重复着：
“精神领袖，精神领袖，我喜欢，我喜欢。”
我从来没有这么享受过如此愉悦的交流。在哈瓦特，我又一次拜访了他。1897年的冬天，在兰德尔勋爵的家里，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当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他还是那么有魅力，对我的弟妹露西特别殷勤。露西还是第一次见他，但是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驾车离开时，她喃喃道：“一只生病的雄鹰！一只生病的雄鹰！”对我来说，这是当天对这位累坏了的领袖最好的形容。他不仅是个伟大的人，还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有着正派而高贵的心灵，不断地向前进。他为自己赢得了“世界第一公民”的称号。
1881年，我在英国和塞缪尔·斯托里议员开始合作做生意。他是一个十分能干的激进分子，也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党人。我们购买了几家英国报社，开始了激进派的政治宣传。帕斯莫尔·爱德华兹和一些其他人加入了我们，但是结果不甚理想。我的英国朋友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和谐的争议，最终我决定退出，幸运的是我没有任何损失。
之所以创作我的第三部文学作品《胜利的民主》，是因为我意识到那些见多识广的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对于美国的了解如此之少，甚至那些少有的了解，都是些被扭曲的观点。那些优秀的英国人居然不知道共和制，这是多么让人惊讶。我永远不会忘记，在1882年我和格莱斯顿先生的第一次谈话。当我有机会提到，目前大部分说英语的国家都是共和制，只有小部分国家是君主制，他说：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
“格莱斯顿先生，”我说，“美国说英语的人口，比英国及其所有殖民地的人口还要多，即使英国殖民地的人口翻倍也比不上美国。”
“啊！居然这样！你们有多少人口？”
“6600万，而你们的人口还不到一半。”
“是啊，真让人惊讶！”
关于国家财政的情况同样让他感到十分惊讶。根据1880年的普查，这个才一百年历史的共和国，有能力买下英国和爱尔兰，及他们拥有的所有资本和投资项目，并能还清英国的债务。即使这样，也不会耗尽美国的财力。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我提到的自由贸易的问题。我指出，美国才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记得，之后霍尔丹大法官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把英国当成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纠正了他的错误，他为此对我表示感谢。）我引用了马尔霍尔的数据：1880年，英国的制造业产值为8.16亿英镑，美国为11.26亿英镑。他的原话是：
“难以置信！”
我还说了些其他让他觉得十分惊讶的事实，然后他问道：
“为什么没有作家写写这个主题，把这些事实以简单直接的形式告诉世界？”
事实上，当时我正在为《胜利的民主》一书搜集资料。我正打算写一本他形容的那样的书，我告诉了他这点。
我写《环游世界》和《美国四架马车在英国》时并没有太费劲，但是当我于1882年开始准备《胜利的民主》一书时，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本书需要扎实和艰苦的工作。我需要检查和安排数字，随着我的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沉迷其中。几个月来，我的脑子里似乎装满了统计数据。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流逝。我以为还是中午时，其实已经是晚上了。这项工作让我疲惫不堪，加上当时我还不得不兼顾料理生意，这引发了我人生中第二场重病。我再三考虑后，才确信自己能再次开始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