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成功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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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我与英国政治领袖(1)

在伦敦时,当时格莱斯顿的内阁成员、一位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罗斯伯里勋爵邀请我与他一起共进晚餐。对此我十分感激,因为我还见到了世界第一公民格莱斯顿先生。那年应该是1885年,因为我的书《胜利的民主》是在1886年出版的,我记得自己曾在某个场合,把早就准备好的书送给他和其他几个大人物。

当格莱斯顿先生第一次邀请我与他共进晚餐时,我从来没有在其他社交场合表现出如此大的克制。当时我已经和其他人有约了,我真希望这份来自英国真正的统治者的邀请变成一道命令。但是我还是遵守原来的约定,错过了我最想见的人。幸运的是,不久之后我有机会在哈瓦特拜访他。

罗斯伯里勋爵为我捐赠的第一座图书馆(在丹弗姆林)揭幕,最近(1905年),他又为我最新捐赠的一座位于斯托诺韦的图书馆揭幕。在他上次来纽约时,我驾着马车带他沿着河边大道游览,他说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能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但是他的内心“充斥着苍白的想法”。

如果他出身贫寒,在年轻时加入下议院,而不是没有经过任何努力就直接加入上议院,他可能会在经过艰难生活的历练后,变得更加坚强。因为现在的他相当敏感,缺乏不屈不饶的精神,而这正是政治生活需要的特质。他是一个迷人的演说家,当时讨论某些话题时,他拥有最温文尔雅的风格。(我写下这段话时,可以说,他已经成为最着名的演说家,他达到了最高峰,向他致敬!)

一天早上,我应邀去拜访他。在寒暄之后,他拿起一个信封递给我,我刚进来时就注意到那个信封被小心地放在桌子上。

“我希望你开除你的秘书。”

“这可是个非同一般的命令,阁下。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是个苏格兰人。”我回复道,“他怎么了?”

“这不是你的笔迹,这是他的。对于一个写‘罗斯伯’时多写一个罗字的人,你有何评价?

我说,要是我对这种事都在意的话,那生活对我来说就变得无法忍受了。“我家里每天都收到许多信,我肯定其中有20%到30%的信都写错我的名字,从‘客内基’到‘卡内格’。”

但他是认真的,这种小事也会让他十分生气。干大事的人应该学会对这种小事一笑了之,否则就把自己也变“小”了。虽然他有迷人的个性,但同时他既害羞、敏感又任性保守,或许在下议院呆个几年能让他改掉这些特质。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当他在上议院造成了一些轰动后,我大胆地进谏了一些自己的民主意识。

“大胆地拥护国会,抛弃你世袭的头衔,表明你对特权的蔑视,因为这些特权不是每个公民都能享有的。之后把自己打造成真正的人民领袖,当然如果你还保留贵族身份,那你不可能成为人民领袖。你年轻,聪明,有魅力,又有演说的天赋,如果你能全身心投入政坛,毫无疑问你能当上首相。”

让我惊讶的是,尽管他已明显动了心,但他依然平静地说:

“但是下议院的人不可能接纳我这个贵族。”

“这正是我希望的。如果我是你,被拒绝后,我会继续努力,争取竞选下一个席位,推动这件事向前发展。能主动放弃世袭头衔的人,是一位高贵的市民,有权参选并当选任何职位。胜利是必然的,你扮演的是克伦威尔的角色。民主党崇拜的,是一位打破先例或是一位创造先例的人。”

我们结束了这个话题。后来,我对莫立说起这件事时,我永远忘不掉他的评论:

“我的朋友,克伦威尔并不住在伯克利广场38号。”

他慢慢地,严肃地但又很确定地这么说道。

罗斯伯里是个好人,只是被他的贵族身份所拖累。相反,莫立是从普通市民一路奋斗到现在。他的父亲是个外科医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供他儿子上大学。现在莫立还是“诚实的约翰”,丝毫没有因为被提升为贵族阶级和被授予骑士勋章而有任何改变,这两项荣誉都只授予优秀的人才。和他情况类似的,还有“鲍勃”里德议员,他后来被授予劳尔伯恩伯爵,当上了大法官。他的继任者霍尔丹勋爵也是如此,后来当上了大法官。还有阿斯奎斯部长,劳埃德·乔治和其他一些人。甚至今天共和国的统治者们,也不都是最彻底的民主党人。

当世界第一公民去世之后,问题来了,谁来接替格莱斯顿?谁能接替格莱斯顿?内阁中年轻的成员一致同意把决定权交给莫立、哈考特还是坎贝尔-巴内曼。前者只有一个缺点,但是十分致命——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不幸的是,这个问题曾经导致他多次爆发,证明他不适合当领导,因为冷静、清醒、明智的判断,是领导不可缺少的特质。

我很喜欢哈考特,反过来他也很向往美国的共和制。他后来娶了莫特利的女儿。他对我们的户口普查和发表的报告最感兴趣,正好我负责这一块内容,常常寄给他这些资料。当然,看到我故乡丹弗姆林的代表坎贝尔-巴内曼当选,我也感到由衷的高兴,特别是听到他在市政府向群众致答谢词时,提到那句话:

“我的当选要归功于我的委员长,贝利·莫里斯。”

我的舅舅贝利一直是丹弗姆林激进派的领袖。从过去到现在,我的家人卡内基家族和莫里斯家族一直都是激进分子,是伟大的共和国的拥护者,就像有人赞美华盛顿和他的同僚时说的那样:“了解并敢于宣布公民权。”有一点可以确定,说英语的国家在有序、合法的发展下,通过进步而不是革命,很快能制定出公民的黄金法则。

“头衔只是金币上的标记,人才是真正的金子。”

这种感觉当时已经在英属殖民地流传开来。亲爱的祖国就像是只母鸡,把鸭子看成是小鸡。看到他们在波浪中挣扎时,十分焦虑,他们曾在岸边惊恐地大叫,但是最终还是会慢慢学会游泳。

1905年的秋天,我们的朋友约翰·罗斯博士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我和夫人参加了这一仪式。他是卡内基丹弗姆林信托的主席,是最早的也是最热情的职员,为了本地的利益而忙碌。马克白牧师在演讲中提醒观众,被授予这样的荣誉市民称号的人很少,目前在世的只有三个人获此殊荣——国会议员,后来成为首相的H.坎贝尔-巴内曼;前印度副总督,后来担任殖民部长的丹弗姆林的埃尔金伯爵;还有我。对我来说,这是很好的组合。我自己是完全没有机会达到这么高的官位的。

埃尔金伯爵是布鲁斯的后代,他们家族的墓室在丹弗姆林大教堂中,他的祖先就安眠于大教堂的钟下。我前面写到过斯坦顿部长如何在一群人中选出格兰特将军,说他不可能是指挥官的事。伯爵也很容易让人犯类似的错误。

当苏格兰的大学着手改革时,伯爵是委员会的二把手。当保守的政府成立波尔战争委员会时,伯爵这样一个自由主义者被任命为主席。当上议院的决定引起了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的极度混乱后,埃尔金伯爵又以主席的身份去解决这件事。国会把他的报告具体化,形成一份议案,又是他带头进行实际操作。当苏格兰大学基金需要挑选受托人时,我告诉巴尔弗首相,我认为埃尔金伯爵作为丹弗姆林的大资本家,有能力担任主席一职。他说在英国,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了,因此他批准了。后来,约翰·莫立以一个丹弗姆林信托成员的身份(当时他还没当上主席)对我说:

“我曾经以为埃尔金是我见过的最高高在上的,麻烦不断的公众人物,但是现在,我知道他是最能干的人之一。他不会夸夸其谈,而是默默地干实事。”

这就是布鲁斯国王的后裔,谦虚和智慧的结合。

一旦得到了一个荣誉市民称号,就开始不断收到类似的荣誉。1906年,在伦敦,我连续六天被授予了六个地方的荣誉市民。接下来的一周,又得到了两个荣誉,我只得早出晚归地去出席授予仪式。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些仪式肯定很单调,其实不然,每一次的授予仪式都有所不同。我遇见了许多杰出的人士,包括各地的市长、镇长和市政要员等,每个地方都有自身的情况和问题,也有自身的成功和失败。大体来说,人们最关心的是本地区的发展问题。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小世界,市政府是一个小型的内阁,市长就是首相。大家都对本地的政策感兴趣,而对外交事务漠不关心。还要处理城市之间的问题,比如与邻近城市共用的水资源、天然气或者电力的输入,都要通过协商,决定是同意结盟还是分开。

地方政府的不同,最能体现英国和美国的差别。在英国,一个家庭的好几代人都一直住在同一地方,对于家乡的热爱与日俱增。如果父亲当上市长,这能激励儿子去继承父亲的职位。由此营造出的城市自豪感是无价之宝,能够让大家对家乡的眷恋感达到顶点。当时他们竞选议员是为了给家乡作贡献。

对那些优秀市民来说,这是一个实现抱负的可靠方法。很少真正有人看穿——国会议员几乎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因为需要住在伦敦,但是没有任何补偿。然而,这种做法很快就会作出调整,英国会按照国际惯例,给立法者相应的报酬。之后,也许还会效仿其他国家,把国会会议改到白天,让议员们能精神抖擞地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不必像以前,在完成本职工作,吃过晚餐后,身心俱疲地继续国会的工作。

英国的市镇议会聚集了最优秀的人才,清正廉洁,热心公益,为家乡而自豪,全心为家乡服务。美国也在朝着这个方向改进,但还是远远地落后于英国。然而,随着美国的移民越来越多,人们开始倾向于在本地永久居住。对于那些想要离开家乡的人,我们应该培养他们对这里的热爱之情,而不是等着他们自己发现这点。自从苏格兰市镇的市长一职被留给当地上层阶级的地主以来,才只过了一代人的时间。“英国人热爱勋爵”这句话确实没错,但是这种爱正在快速地消失。

在伊斯特本、金斯林、索尔兹伯里、伊尔克斯顿和许多其他古老的城镇,我发现市长来自各个不同的阶级,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达到现在的地位。议会的大部分成员也是这样的,他们都不图回报。我很高兴能认识那么多苏格兰、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市长和议员,并获得了这么多地方的荣誉市民称号。我在科克、沃特福德、利默里克受到的待遇是最令人难忘的。我很惊讶地发现,彩旗上用盖尔语写着“十万次欢迎你”,斯基沃的居民常常这么说。

接受荣誉市民称号的过程,让我深入体会到英国各地的公众生活和爱国精神。这样,我才不会厌倦这个过程。我在市政官员中感到十分自在,消除了彩旗和沿路围观群众给我带来的尴尬感觉,而是把这看成是官员职责的一部分。甚至,当地主要官员发表的演讲中的一些新词汇都会引起我的思考。市长夫人们也为家乡的荣誉而感到自豪和欣喜。

我的结论是,和其他国家相比,英国通过普选的官员能更好地管理整个国家,他们是政府重要分支的核心力量。国会本身可以指定各地议会派代表参加,不会影响它的工作效率。也许当这些成员可以得到足够的报酬后,许多成员会聚集到威斯敏斯特,这样对国家也有好处。

1892年4月,我和夫人到哈瓦特拜访格莱斯顿先生,他对我的作品《美国的四架马车在英国》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一天,他建议我和他一起在他的新图书馆消磨上午的时光。他一边整理书架(他从不允许别人碰他的书),一边与我聊天。我在书架间徜徉时,发现了一本很独特的书,当时主人正站在远处的梯子顶部,整理一些厚重的书籍,于是我向他大声喊道:

“格莱斯顿先生,我发现这里有本《丹弗姆林名人集》,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写的。我还是孩子时,还认识其中的一些名人呢。”

“是的,”他回答道,“如果你看一下这本书的左边三四本书,你会发现另一位丹弗姆林人写的书。”

我照着他的指示,看见了我写的《美国的四架马车在英国》一书。然而,在我找到这本书前,我就听到梯子上方传来的美妙而充满热情的声音:

“麦加对于伊斯兰教徒的意义,贝拿勒斯对于印度教徒的意义,耶路撒冷对于基督教徒的意义,这些就是丹弗姆林对我的意义。”

听到这些话后,我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这些话是我自己写的。这是我当时从南方回去,第一眼看到丹弗姆林时的感受。

“你究竟是怎么得到这本书的?”我问,“我写完这本书时,还没有荣幸认识你,也不可能给你寄过这本书。”

“不认识,”他回答道,“我当时还没有机会认识你。但是有人,我想是罗斯伯里,告诉我有这样一本书,我就派人去找来这本书,并且读得十分开心。对于丹弗姆林的赞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一直对它念念不忘。”

这件事发生在我写完这本书的八年之后,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格莱斯顿先生超强的记忆力。也许人们能够谅解我这个虚荣的作家,我承认,我对他给出的高度评价感到由衷的感激。

那些在星期天以“圣经的朗读者”身份出现的政治家,总是令人怀疑的。我承认,在我认识格莱斯顿先生之前,我不时也会有这样的念头,而当时,这位机警的老绅士至少也会想到,这些露面对他拉选票没什么作用。但是当我真正了解他后,这些疑虑都消失了。他十分的虔诚和真诚。是的,甚至当他在写日记时也是这样(参考莫立的《格莱斯顿的一生》)。当他向下议院作了几个小时的预算报告后,得到广泛认同时,他“明白都是神的力量在支持他”。没人可以否认,如此虔诚的信仰,很多人会觉得震惊,居然有人大胆到想象宇宙的造物主会关心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这最多只是微小的地球上一件微小的事。这听起来简直是亵渎神灵,但是我们都知道格莱斯顿先生正好相反——这样的一种宗教信仰毫无疑问会激励人们创造奇迹。

1887年6月,正值女王的周年纪念日,布莱恩先生和我在皮卡迪利大街的沃尔弗勋爵家共进晚餐,我们见到了格莱斯顿先生和夫人——这是布莱恩第一次认识他们。我们很早就从大都会酒店乘出租马车出发,但是人群是那么密集,我们只能在圣詹姆斯街弃车步行。我们走到人行道上,布莱恩先生跟着我,我看见一个警察,向他介绍了我同伴的身份和我们要去的地方,并询问他是否能把我们带去那里。他同意了,利用他的特权,为我们在人群中一路开道。但是我们到沃尔弗勋爵家时已经九点了,到十一点时我们就离开了。

格莱斯顿先生说,他和夫人可以穿过海德公园,从后面绕路回家。他们想要先回到住处,再以同样的方法到卡尔顿台去。布莱恩先生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看看街景,试着从人群中挤回我们的酒店。我们确实这么做了,我们在人群中缓慢地移动,经过改革俱乐部时,我听到右边附近的建筑物里传来一个声音。我对布莱恩先生说:

“这是格莱斯顿先生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