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时，当时格莱斯顿的内阁成员、一位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罗斯伯里勋爵邀请我与他一起共进晚餐。对此我十分感激，因为我还见到了世界第一公民格莱斯顿先生。那年应该是1885年，因为我的书《胜利的民主》是在1886年出版的，我记得自己曾在某个场合，把早就准备好的书送给他和其他几个大人物。
当格莱斯顿先生第一次邀请我与他共进晚餐时，我从来没有在其他社交场合表现出如此大的克制。当时我已经和其他人有约了，我真希望这份来自英国真正的统治者的邀请变成一道命令。但是我还是遵守原来的约定，错过了我最想见的人。幸运的是，不久之后我有机会在哈瓦特拜访他。
罗斯伯里勋爵为我捐赠的第一座图书馆（在丹弗姆林）揭幕，最近（1905年），他又为我最新捐赠的一座位于斯托诺韦的图书馆揭幕。在他上次来纽约时，我驾着马车带他沿着河边大道游览，他说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能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但是他的内心“充斥着苍白的想法”。
如果他出身贫寒，在年轻时加入下议院，而不是没有经过任何努力就直接加入上议院，他可能会在经过艰难生活的历练后，变得更加坚强。因为现在的他相当敏感，缺乏不屈不饶的精神，而这正是政治生活需要的特质。他是一个迷人的演说家，当时讨论某些话题时，他拥有最温文尔雅的风格。（我写下这段话时，可以说，他已经成为最着名的演说家，他达到了最高峰，向他致敬！）
一天早上，我应邀去拜访他。在寒暄之后，他拿起一个信封递给我，我刚进来时就注意到那个信封被小心地放在桌子上。
“我希望你开除你的秘书。”
“这可是个非同一般的命令，阁下。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是个苏格兰人。”我回复道，“他怎么了？”
“这不是你的笔迹，这是他的。对于一个写‘罗斯伯’时多写一个罗字的人，你有何评价？
我说，要是我对这种事都在意的话，那生活对我来说就变得无法忍受了。“我家里每天都收到许多信，我肯定其中有20%到30%的信都写错我的名字，从‘客内基’到‘卡内格’。”
但他是认真的，这种小事也会让他十分生气。干大事的人应该学会对这种小事一笑了之，否则就把自己也变“小”了。虽然他有迷人的个性，但同时他既害羞、敏感又任性保守，或许在下议院呆个几年能让他改掉这些特质。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当他在上议院造成了一些轰动后，我大胆地进谏了一些自己的民主意识。
“大胆地拥护国会，抛弃你世袭的头衔，表明你对特权的蔑视，因为这些特权不是每个公民都能享有的。之后把自己打造成真正的人民领袖，当然如果你还保留贵族身份，那你不可能成为人民领袖。你年轻，聪明，有魅力，又有演说的天赋，如果你能全身心投入政坛，毫无疑问你能当上首相。”
让我惊讶的是，尽管他已明显动了心，但他依然平静地说：
“但是下议院的人不可能接纳我这个贵族。”
“这正是我希望的。如果我是你，被拒绝后，我会继续努力，争取竞选下一个席位，推动这件事向前发展。能主动放弃世袭头衔的人，是一位高贵的市民，有权参选并当选任何职位。胜利是必然的，你扮演的是克伦威尔的角色。民主党崇拜的，是一位打破先例或是一位创造先例的人。”
我们结束了这个话题。后来，我对莫立说起这件事时，我永远忘不掉他的评论：
“我的朋友，克伦威尔并不住在伯克利广场38号。”
他慢慢地，严肃地但又很确定地这么说道。
罗斯伯里是个好人，只是被他的贵族身份所拖累。相反，莫立是从普通市民一路奋斗到现在。他的父亲是个外科医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供他儿子上大学。现在莫立还是“诚实的约翰”，丝毫没有因为被提升为贵族阶级和被授予骑士勋章而有任何改变，这两项荣誉都只授予优秀的人才。和他情况类似的，还有“鲍勃”里德议员，他后来被授予劳尔伯恩伯爵，当上了大法官。他的继任者霍尔丹勋爵也是如此，后来当上了大法官。还有阿斯奎斯部长，劳埃德·乔治和其他一些人。甚至今天共和国的统治者们，也不都是最彻底的民主党人。
当世界第一公民去世之后，问题来了，谁来接替格莱斯顿？谁能接替格莱斯顿？内阁中年轻的成员一致同意把决定权交给莫立、哈考特还是坎贝尔-巴内曼。前者只有一个缺点，但是十分致命——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不幸的是，这个问题曾经导致他多次爆发，证明他不适合当领导，因为冷静、清醒、明智的判断，是领导不可缺少的特质。
我很喜欢哈考特，反过来他也很向往美国的共和制。他后来娶了莫特利的女儿。他对我们的户口普查和发表的报告最感兴趣，正好我负责这一块内容，常常寄给他这些资料。当然，看到我故乡丹弗姆林的代表坎贝尔-巴内曼当选，我也感到由衷的高兴，特别是听到他在市政府向群众致答谢词时，提到那句话：
“我的当选要归功于我的委员长，贝利·莫里斯。”
我的舅舅贝利一直是丹弗姆林激进派的领袖。从过去到现在，我的家人卡内基家族和莫里斯家族一直都是激进分子，是伟大的共和国的拥护者，就像有人赞美华盛顿和他的同僚时说的那样：“了解并敢于宣布公民权。”有一点可以确定，说英语的国家在有序、合法的发展下，通过进步而不是革命，很快能制定出公民的黄金法则。
“头衔只是金币上的标记，人才是真正的金子。”
这种感觉当时已经在英属殖民地流传开来。亲爱的祖国就像是只母鸡，把鸭子看成是小鸡。看到他们在波浪中挣扎时，十分焦虑，他们曾在岸边惊恐地大叫，但是最终还是会慢慢学会游泳。
1905年的秋天，我们的朋友约翰·罗斯博士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我和夫人参加了这一仪式。他是卡内基丹弗姆林信托的主席，是最早的也是最热情的职员，为了本地的利益而忙碌。马克白牧师在演讲中提醒观众，被授予这样的荣誉市民称号的人很少，目前在世的只有三个人获此殊荣——国会议员，后来成为首相的H.坎贝尔-巴内曼；前印度副总督，后来担任殖民部长的丹弗姆林的埃尔金伯爵；还有我。对我来说，这是很好的组合。我自己是完全没有机会达到这么高的官位的。
埃尔金伯爵是布鲁斯的后代，他们家族的墓室在丹弗姆林大教堂中，他的祖先就安眠于大教堂的钟下。我前面写到过斯坦顿部长如何在一群人中选出格兰特将军，说他不可能是指挥官的事。伯爵也很容易让人犯类似的错误。
当苏格兰的大学着手改革时，伯爵是委员会的二把手。当保守的政府成立波尔战争委员会时，伯爵这样一个自由主义者被任命为主席。当上议院的决定引起了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的极度混乱后，埃尔金伯爵又以主席的身份去解决这件事。国会把他的报告具体化，形成一份议案，又是他带头进行实际操作。当苏格兰大学基金需要挑选受托人时，我告诉巴尔弗首相，我认为埃尔金伯爵作为丹弗姆林的大资本家，有能力担任主席一职。他说在英国，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了，因此他批准了。后来，约翰·莫立以一个丹弗姆林信托成员的身份（当时他还没当上主席）对我说：
“我曾经以为埃尔金是我见过的最高高在上的，麻烦不断的公众人物，但是现在，我知道他是最能干的人之一。他不会夸夸其谈，而是默默地干实事。”
这就是布鲁斯国王的后裔，谦虚和智慧的结合。
一旦得到了一个荣誉市民称号，就开始不断收到类似的荣誉。1906年，在伦敦，我连续六天被授予了六个地方的荣誉市民。接下来的一周，又得到了两个荣誉，我只得早出晚归地去出席授予仪式。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些仪式肯定很单调，其实不然，每一次的授予仪式都有所不同。我遇见了许多杰出的人士，包括各地的市长、镇长和市政要员等，每个地方都有自身的情况和问题，也有自身的成功和失败。大体来说，人们最关心的是本地区的发展问题。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小世界，市政府是一个小型的内阁，市长就是首相。大家都对本地的政策感兴趣，而对外交事务漠不关心。还要处理城市之间的问题，比如与邻近城市共用的水资源、天然气或者电力的输入，都要通过协商，决定是同意结盟还是分开。
地方政府的不同，最能体现英国和美国的差别。在英国，一个家庭的好几代人都一直住在同一地方，对于家乡的热爱与日俱增。如果父亲当上市长，这能激励儿子去继承父亲的职位。由此营造出的城市自豪感是无价之宝，能够让大家对家乡的眷恋感达到顶点。当时他们竞选议员是为了给家乡作贡献。
对那些优秀市民来说，这是一个实现抱负的可靠方法。很少真正有人看穿——国会议员几乎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因为需要住在伦敦，但是没有任何补偿。然而，这种做法很快就会作出调整，英国会按照国际惯例，给立法者相应的报酬。之后，也许还会效仿其他国家，把国会会议改到白天，让议员们能精神抖擞地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不必像以前，在完成本职工作，吃过晚餐后，身心俱疲地继续国会的工作。
英国的市镇议会聚集了最优秀的人才，清正廉洁，热心公益，为家乡而自豪，全心为家乡服务。美国也在朝着这个方向改进，但还是远远地落后于英国。然而，随着美国的移民越来越多，人们开始倾向于在本地永久居住。对于那些想要离开家乡的人，我们应该培养他们对这里的热爱之情，而不是等着他们自己发现这点。自从苏格兰市镇的市长一职被留给当地上层阶级的地主以来，才只过了一代人的时间。“英国人热爱勋爵”这句话确实没错，但是这种爱正在快速地消失。
在伊斯特本、金斯林、索尔兹伯里、伊尔克斯顿和许多其他古老的城镇，我发现市长来自各个不同的阶级，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达到现在的地位。议会的大部分成员也是这样的，他们都不图回报。我很高兴能认识那么多苏格兰、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市长和议员，并获得了这么多地方的荣誉市民称号。我在科克、沃特福德、利默里克受到的待遇是最令人难忘的。我很惊讶地发现，彩旗上用盖尔语写着“十万次欢迎你”，斯基沃的居民常常这么说。
接受荣誉市民称号的过程，让我深入体会到英国各地的公众生活和爱国精神。这样，我才不会厌倦这个过程。我在市政官员中感到十分自在，消除了彩旗和沿路围观群众给我带来的尴尬感觉，而是把这看成是官员职责的一部分。甚至，当地主要官员发表的演讲中的一些新词汇都会引起我的思考。市长夫人们也为家乡的荣誉而感到自豪和欣喜。
我的结论是，和其他国家相比，英国通过普选的官员能更好地管理整个国家，他们是政府重要分支的核心力量。国会本身可以指定各地议会派代表参加，不会影响它的工作效率。也许当这些成员可以得到足够的报酬后，许多成员会聚集到威斯敏斯特，这样对国家也有好处。
1892年4月，我和夫人到哈瓦特拜访格莱斯顿先生，他对我的作品《美国的四架马车在英国》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一天，他建议我和他一起在他的新图书馆消磨上午的时光。他一边整理书架（他从不允许别人碰他的书），一边与我聊天。我在书架间徜徉时，发现了一本很独特的书，当时主人正站在远处的梯子顶部，整理一些厚重的书籍，于是我向他大声喊道：
“格莱斯顿先生，我发现这里有本《丹弗姆林名人集》，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写的。我还是孩子时，还认识其中的一些名人呢。”
“是的，”他回答道，“如果你看一下这本书的左边三四本书，你会发现另一位丹弗姆林人写的书。”
我照着他的指示，看见了我写的《美国的四架马车在英国》一书。然而，在我找到这本书前，我就听到梯子上方传来的美妙而充满热情的声音：
“麦加对于伊斯兰教徒的意义，贝拿勒斯对于印度教徒的意义，耶路撒冷对于基督教徒的意义，这些就是丹弗姆林对我的意义。”
听到这些话后，我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这些话是我自己写的。这是我当时从南方回去，第一眼看到丹弗姆林时的感受。
“你究竟是怎么得到这本书的？”我问，“我写完这本书时，还没有荣幸认识你，也不可能给你寄过这本书。”
“不认识，”他回答道，“我当时还没有机会认识你。但是有人，我想是罗斯伯里，告诉我有这样一本书，我就派人去找来这本书，并且读得十分开心。对于丹弗姆林的赞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一直对它念念不忘。”
这件事发生在我写完这本书的八年之后，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格莱斯顿先生超强的记忆力。也许人们能够谅解我这个虚荣的作家，我承认，我对他给出的高度评价感到由衷的感激。
那些在星期天以“圣经的朗读者”身份出现的政治家，总是令人怀疑的。我承认，在我认识格莱斯顿先生之前，我不时也会有这样的念头，而当时，这位机警的老绅士至少也会想到，这些露面对他拉选票没什么作用。但是当我真正了解他后，这些疑虑都消失了。他十分的虔诚和真诚。是的，甚至当他在写日记时也是这样（参考莫立的《格莱斯顿的一生》）。当他向下议院作了几个小时的预算报告后，得到广泛认同时，他“明白都是神的力量在支持他”。没人可以否认，如此虔诚的信仰，很多人会觉得震惊，居然有人大胆到想象宇宙的造物主会关心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这最多只是微小的地球上一件微小的事。这听起来简直是亵渎神灵，但是我们都知道格莱斯顿先生正好相反——这样的一种宗教信仰毫无疑问会激励人们创造奇迹。
1887年6月，正值女王的周年纪念日，布莱恩先生和我在皮卡迪利大街的沃尔弗勋爵家共进晚餐，我们见到了格莱斯顿先生和夫人——这是布莱恩第一次认识他们。我们很早就从大都会酒店乘出租马车出发，但是人群是那么密集，我们只能在圣詹姆斯街弃车步行。我们走到人行道上，布莱恩先生跟着我，我看见一个警察，向他介绍了我同伴的身份和我们要去的地方，并询问他是否能把我们带去那里。他同意了，利用他的特权，为我们在人群中一路开道。但是我们到沃尔弗勋爵家时已经九点了，到十一点时我们就离开了。
格莱斯顿先生说，他和夫人可以穿过海德公园，从后面绕路回家。他们想要先回到住处，再以同样的方法到卡尔顿台去。布莱恩先生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看看街景，试着从人群中挤回我们的酒店。我们确实这么做了，我们在人群中缓慢地移动，经过改革俱乐部时，我听到右边附近的建筑物里传来一个声音。我对布莱恩先生说：
“这是格莱斯顿先生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