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想要记录下一些我曾经处理过的劳工问题，作为说明资本家和劳工之间道德标准的例子。
一次，我们的钢轨厂高炉部的工人们发出了联名信，声称如果公司在星期一下午四点前不给他们加工资，他们就会罢工。这些工人和工厂签的协议到年底才到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如果这些工人打破了协议，那我们与他们签第二份协议也没用，但我还是从纽约乘坐晚班火车，第二天早晨赶回了工厂。
我要主管帮我召集了三个部门的委员会成员——不仅有高炉部委员会，还有轧钢部和吹炼部委员会。他们来了，我当然很客气地招呼他们，不是因为礼貌是一种礼节，而是因为我总是很享受和工人们在一起。我一定要说，我了解我的工人越多，我对他们的评价也越高。但是和他们在一起，就像巴里说的和女人在一起的感觉差不多：“多特罗斯勋爵能把事情做得很好，但是他和女人在一起时，总是有些奇怪的举动。”工人们也有自己的偏见和“被激怒的点”，这点值得我们尊重，因为冲突的主要根源是无知，而不是敌意。委员会成员们坐在我面前，形成一个半圆，他们都把帽子脱了，当然我也脱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集会形式。
我对轧钢部委员会的主席说：“麦凯先生（他是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戴着眼镜），我们是不是签过协议，你要工作到年底？”
他慢慢摘下眼镜，拿在手里，说道：“是的，卡内基先生，如果你想与我们毁约，也没有足够的钱赔。”
“这是真正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我为你自豪。”
“约翰逊先生（他是吹炼部委员会的主席），我们和你是否也有一份相似的协议？”
约翰逊先生是一个瘦小的人，他从容不迫地说：“卡内基先生，当我签一份协议时，我会仔细阅读，如果我不满意这份合约，我不会签名，如果我满意，我才会签名，当我签了名，我就会守约。”
“这也是一个自尊自爱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
轮到高炉部委员会的主席了，他是一个叫凯利的爱尔兰人，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凯利先生，我们是不是签过协议，你要工作到年底？”
凯利先生回答说他不清楚，他收到过一份协议，他签字了，但是没有仔细地读过，也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内容。这时，我们优秀但又冲动的主管琼斯上校突然大声喊道：“凯利先生，你知道的，我为你读了两遍协议，还和你讨论过呢！”
“安静，安静，上校！凯利先生有权给出他的解释。我们律师和合伙人也给我签过很多文件，有很多我也没读就签名了。凯利先生说他是在这种情况下签字的，我们必须接受他的说明。但是，凯利先生，我一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履行这次粗心签下的协议中的条款，下次签字时一定要更加谨慎。你能不能再坚持四个月，到协议期满，等你再签协议时，再好好看清楚协议的内容？”
他没有回答。我站起身来说：
“高炉部的先生们，你们已经威胁我们工厂要撕毁协议，并要离开高炉部（这意味着灾难），除非你们能在今天四点前得到对你们有利的答复。现在还没到三点，但是你们已经得到回复了。你们可以离开高炉部，在我们屈服于你们的威胁之前，高炉旁会长满杂草。在这世上，一个工人最糟糕的一天，就是他不尊重自己，撕毁协议的那一天。你们已经得到我的回复了。”
委员会的成员们鱼贯而出，合伙人们一片沉默。一位与我们有生意来往的外来人员刚好在走廊遇到了委员会那群人，他告诉我们：
“我进来时，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把一个叫凯利的爱尔兰人推到一边说：
‘你们这些人现在都明白了吧，在这些工厂里可不能瞎胡闹，也许现在已经晚了。’”
这说明我们搞定了。后来，我们从一个职员那里听到了发生在高炉部的事。凯利和他的委员会成员向他们走去，当然，工人们都在等待，都想看委员会怎么说，人群很快聚集起来。当到达高炉时，凯利向他们大喊道：
“都去干活，你们这群无赖，都杵在这里干吗？真是的！小老板刚刚只是稍微表示了下，他不会发飙，他说他会坐着，可天哪，我们都知道他站起来前就会很恐怖。都去干活，你们这帮无赖。”
比起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更加古怪，但是一旦你知道如何和他们相处，就能与他们相处得很好，成为最好的朋友。后来凯利就成了我最忠诚的朋友和支持者，他本来是最暴力的一个人。我的经验是，你总是可以依赖大部分工人，他们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只要他们还没有明确承诺支持他们的领袖。但是他们对领袖的忠诚，即使是错的，也值得我们骄傲。对于那些心存忠诚的人来说，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需要的只是公正的待遇。
还有一次，我们解决钢轨厂罢工的方式很有趣。我要遗憾地说，有个部门的134个工人秘密结盟，要求我们在几个月后的年底给他们涨工资。但第二年的经济不景气，全国其他钢铁工厂都受到影响，普遍在降薪。然而，这些几个月前就秘密宣誓的工人则坚持他们的要求，除非给他们涨工资，不然就不会开工。我们不可能在竞争对手都在减薪时还给我们的工人加薪，因此工人们就罢工了，工厂的其他部门也都积极响应，在预定日期的前一两天就离开了高炉，我们陷入了很大的麻烦。
我去了匹兹堡，很惊讶地发现高炉被封炉了，这违反了协议。我到达匹兹堡后，本来打算早上和工人们见面，但是他们给我送来字条说，他们已经“离开了高炉，准备明天来见我。”这招可真不错！我的回复是：“不，他们不会得逞。告诉他们我明天就不在这里了。任何人都能停工，又是这套老把戏。总有一天，这些工人会想要开工，想要找人谈判，那时候我会告诉他们我现在说的话：工厂不会开工，除非他们接受我们按照产品价格比例制定的浮动薪酬。这个薪酬标准要实行三年，不会再对工人们让步。他们已经迫使我们让步好几次了。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也要他们让步。”
“现在，”我对我的合伙人们说，“我准备下午就回纽约去，不用再多做什么了。”
工人们收到我的信息后不久，就问他们是否能在我下午离开前来见我。
我回答：“当然可以！”
他们来了，我对他们说：
“先生们，你们的工会主席班尼特先生向你们保证过，我会出面以某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一贯的做法，这是事实。他还告诉你们我不会大动干戈，这也是事实，他是个真正的预言家。但是他搞错了一件事，他说我不能大动干戈。先生们，”我直视班尼特先生的眼睛，握紧并提起我的拳头，“他忘记我是苏格兰人了。让我告诉你们，我绝不会和你们争斗，我知道比争斗更好的方法。我不想，也不愿与你们斗。但是我有能力击败你们。工厂不会开工，除非三分之二的工人投票愿意开工，到那时，就像我今天上午和你们说的那样，我们会采取浮动薪酬制度。我的话说完了。”
他们都退了出去。二周以后，当时我在纽约，一位仆人走进我的书房，手里拿着一封拜帖，我看见上面写着两个工人的名字，其中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绅士。仆人说他们从匹兹堡的工厂来，想要见我。
“问问这些人中有没有违背协议，封炉的高炉工人。”
仆人回来告诉我：“没有。”我回答道：“这样的话，下去告诉他们，我很乐意请他们上来。”
当然，他们受到了我真诚热情地欢迎，我们坐下来聊了一会纽约，这是他们第一次来纽约。
“卡内基先生，我们来这里其实是想和你谈谈工厂的事。”
那位绅士终于谈到了正题。
“哦，是的！”我回答道，“工人们投票了吗？”
“没有。”他说。
我的回复是：
“请你不要再与我提起这个话题，我说过，除非三分之二的工人投票愿意重新开工，我不会再谈论这个问题。先生们，你们从没游览过纽约，让我带你们出去走走，看看第五大道和中央公园，然后一点半时回来吃午餐。”
我们这么做了，一路谈论了很多事，但我绝口不提他们希望谈到的那个话题。我们玩得很开心，我知道他们也很享受那顿午餐。美国工人和其他国家的工人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当美国工人坐下来，和他人共进午餐时，他们会把自己当做绅士（一般来说，他们本身也是绅士），这点很棒。
他们回匹兹堡去了，一个字都没有再提工厂的事。但是工人们很快就投票了（只有少数人反对开工）。我再次回到了匹兹堡，我把新的浮动薪酬标准拿给工会看，这个标准是根据产品的价格浮动的。这样的标准使劳资双方真正成为了合作者，利益均沾，共担风险。当然这个标准有一个最低限制，以保证工人们的基本生活。由于工人们之前就看过这个标准，我们没有必要再多作解释。工会主席说：
“卡内基先生，我们愿意同意所有条款，现在，”他有些犹豫地说，“我们只有一个请求，希望你不要拒绝。”
“先生们，如果是合理的要求，我肯定会同意的。”
“是这样的，请你允许工会成员来代表工人签署这些合同。”
“为什么不呢，先生们！我很乐意这么做！不过既然我同意了你们的要求，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你们不要拒绝。在工会成员签字后，请让每个工人也签上自己的名字。你看，班尼特先生，这份标准要使用三年，有些工人或者很多工人可能会争辩道，说你们工会无权束缚他们这么长时间，但是如果我们有了工人们自己的签名，那就不会发生误解了。”
接下来是一片沉默，然后班尼特先生身边的一个人对他耳语道（其实我听得很清楚）：
“天哪，一切都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