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成功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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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稳定劳资关系是获利最多的投资(1)

在这里,我想要记录下一些我曾经处理过的劳工问题,作为说明资本家和劳工之间道德标准的例子。

一次,我们的钢轨厂高炉部的工人们发出了联名信,声称如果公司在星期一下午四点前不给他们加工资,他们就会罢工。这些工人和工厂签的协议到年底才到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如果这些工人打破了协议,那我们与他们签第二份协议也没用,但我还是从纽约乘坐晚班火车,第二天早晨赶回了工厂。

我要主管帮我召集了三个部门的委员会成员——不仅有高炉部委员会,还有轧钢部和吹炼部委员会。他们来了,我当然很客气地招呼他们,不是因为礼貌是一种礼节,而是因为我总是很享受和工人们在一起。我一定要说,我了解我的工人越多,我对他们的评价也越高。但是和他们在一起,就像巴里说的和女人在一起的感觉差不多:“多特罗斯勋爵能把事情做得很好,但是他和女人在一起时,总是有些奇怪的举动。”工人们也有自己的偏见和“被激怒的点”,这点值得我们尊重,因为冲突的主要根源是无知,而不是敌意。委员会成员们坐在我面前,形成一个半圆,他们都把帽子脱了,当然我也脱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集会形式。

我对轧钢部委员会的主席说:“麦凯先生(他是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戴着眼镜),我们是不是签过协议,你要工作到年底?”

他慢慢摘下眼镜,拿在手里,说道:“是的,卡内基先生,如果你想与我们毁约,也没有足够的钱赔。”

“这是真正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我为你自豪。”

“约翰逊先生(他是吹炼部委员会的主席),我们和你是否也有一份相似的协议?”

约翰逊先生是一个瘦小的人,他从容不迫地说:“卡内基先生,当我签一份协议时,我会仔细阅读,如果我不满意这份合约,我不会签名,如果我满意,我才会签名,当我签了名,我就会守约。”

“这也是一个自尊自爱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

轮到高炉部委员会的主席了,他是一个叫凯利的爱尔兰人,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凯利先生,我们是不是签过协议,你要工作到年底?”

凯利先生回答说他不清楚,他收到过一份协议,他签字了,但是没有仔细地读过,也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内容。这时,我们优秀但又冲动的主管琼斯上校突然大声喊道:“凯利先生,你知道的,我为你读了两遍协议,还和你讨论过呢!”

“安静,安静,上校!凯利先生有权给出他的解释。我们律师和合伙人也给我签过很多文件,有很多我也没读就签名了。凯利先生说他是在这种情况下签字的,我们必须接受他的说明。但是,凯利先生,我一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履行这次粗心签下的协议中的条款,下次签字时一定要更加谨慎。你能不能再坚持四个月,到协议期满,等你再签协议时,再好好看清楚协议的内容?”

他没有回答。我站起身来说:

“高炉部的先生们,你们已经威胁我们工厂要撕毁协议,并要离开高炉部(这意味着灾难),除非你们能在今天四点前得到对你们有利的答复。现在还没到三点,但是你们已经得到回复了。你们可以离开高炉部,在我们屈服于你们的威胁之前,高炉旁会长满杂草。在这世上,一个工人最糟糕的一天,就是他不尊重自己,撕毁协议的那一天。你们已经得到我的回复了。”

委员会的成员们鱼贯而出,合伙人们一片沉默。一位与我们有生意来往的外来人员刚好在走廊遇到了委员会那群人,他告诉我们:

“我进来时,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把一个叫凯利的爱尔兰人推到一边说:

‘你们这些人现在都明白了吧,在这些工厂里可不能瞎胡闹,也许现在已经晚了。’”

这说明我们搞定了。后来,我们从一个职员那里听到了发生在高炉部的事。凯利和他的委员会成员向他们走去,当然,工人们都在等待,都想看委员会怎么说,人群很快聚集起来。当到达高炉时,凯利向他们大喊道:

“都去干活,你们这群无赖,都杵在这里干吗?真是的!小老板刚刚只是稍微表示了下,他不会发飙,他说他会坐着,可天哪,我们都知道他站起来前就会很恐怖。都去干活,你们这帮无赖。”

比起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更加古怪,但是一旦你知道如何和他们相处,就能与他们相处得很好,成为最好的朋友。后来凯利就成了我最忠诚的朋友和支持者,他本来是最暴力的一个人。我的经验是,你总是可以依赖大部分工人,他们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只要他们还没有明确承诺支持他们的领袖。但是他们对领袖的忠诚,即使是错的,也值得我们骄傲。对于那些心存忠诚的人来说,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需要的只是公正的待遇。

还有一次,我们解决钢轨厂罢工的方式很有趣。我要遗憾地说,有个部门的134个工人秘密结盟,要求我们在几个月后的年底给他们涨工资。但第二年的经济不景气,全国其他钢铁工厂都受到影响,普遍在降薪。然而,这些几个月前就秘密宣誓的工人则坚持他们的要求,除非给他们涨工资,不然就不会开工。我们不可能在竞争对手都在减薪时还给我们的工人加薪,因此工人们就罢工了,工厂的其他部门也都积极响应,在预定日期的前一两天就离开了高炉,我们陷入了很大的麻烦。

我去了匹兹堡,很惊讶地发现高炉被封炉了,这违反了协议。我到达匹兹堡后,本来打算早上和工人们见面,但是他们给我送来字条说,他们已经“离开了高炉,准备明天来见我。”这招可真不错!我的回复是:“不,他们不会得逞。告诉他们我明天就不在这里了。任何人都能停工,又是这套老把戏。总有一天,这些工人会想要开工,想要找人谈判,那时候我会告诉他们我现在说的话:工厂不会开工,除非他们接受我们按照产品价格比例制定的浮动薪酬。这个薪酬标准要实行三年,不会再对工人们让步。他们已经迫使我们让步好几次了。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也要他们让步。”

“现在,”我对我的合伙人们说,“我准备下午就回纽约去,不用再多做什么了。”

工人们收到我的信息后不久,就问他们是否能在我下午离开前来见我。

我回答:“当然可以!”

他们来了,我对他们说:

“先生们,你们的工会主席班尼特先生向你们保证过,我会出面以某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一贯的做法,这是事实。他还告诉你们我不会大动干戈,这也是事实,他是个真正的预言家。但是他搞错了一件事,他说我不能大动干戈。先生们,”我直视班尼特先生的眼睛,握紧并提起我的拳头,“他忘记我是苏格兰人了。让我告诉你们,我绝不会和你们争斗,我知道比争斗更好的方法。我不想,也不愿与你们斗。但是我有能力击败你们。工厂不会开工,除非三分之二的工人投票愿意开工,到那时,就像我今天上午和你们说的那样,我们会采取浮动薪酬制度。我的话说完了。”

他们都退了出去。二周以后,当时我在纽约,一位仆人走进我的书房,手里拿着一封拜帖,我看见上面写着两个工人的名字,其中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绅士。仆人说他们从匹兹堡的工厂来,想要见我。

“问问这些人中有没有违背协议,封炉的高炉工人。”

仆人回来告诉我:“没有。”我回答道:“这样的话,下去告诉他们,我很乐意请他们上来。”

当然,他们受到了我真诚热情地欢迎,我们坐下来聊了一会纽约,这是他们第一次来纽约。

“卡内基先生,我们来这里其实是想和你谈谈工厂的事。”

那位绅士终于谈到了正题。

“哦,是的!”我回答道,“工人们投票了吗?”

“没有。”他说。

我的回复是:

“请你不要再与我提起这个话题,我说过,除非三分之二的工人投票愿意重新开工,我不会再谈论这个问题。先生们,你们从没游览过纽约,让我带你们出去走走,看看第五大道和中央公园,然后一点半时回来吃午餐。”

我们这么做了,一路谈论了很多事,但我绝口不提他们希望谈到的那个话题。我们玩得很开心,我知道他们也很享受那顿午餐。美国工人和其他国家的工人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当美国工人坐下来,和他人共进午餐时,他们会把自己当做绅士(一般来说,他们本身也是绅士),这点很棒。

他们回匹兹堡去了,一个字都没有再提工厂的事。但是工人们很快就投票了(只有少数人反对开工)。我再次回到了匹兹堡,我把新的浮动薪酬标准拿给工会看,这个标准是根据产品的价格浮动的。这样的标准使劳资双方真正成为了合作者,利益均沾,共担风险。当然这个标准有一个最低限制,以保证工人们的基本生活。由于工人们之前就看过这个标准,我们没有必要再多作解释。工会主席说:

“卡内基先生,我们愿意同意所有条款,现在,”他有些犹豫地说,“我们只有一个请求,希望你不要拒绝。”

“先生们,如果是合理的要求,我肯定会同意的。”

“是这样的,请你允许工会成员来代表工人签署这些合同。”

“为什么不呢,先生们!我很乐意这么做!不过既然我同意了你们的要求,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你们不要拒绝。在工会成员签字后,请让每个工人也签上自己的名字。你看,班尼特先生,这份标准要使用三年,有些工人或者很多工人可能会争辩道,说你们工会无权束缚他们这么长时间,但是如果我们有了工人们自己的签名,那就不会发生误解了。”

接下来是一片沉默,然后班尼特先生身边的一个人对他耳语道(其实我听得很清楚):

“天哪,一切都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