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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美国内战爆发,为林肯总统发电报(2)

(多年后读到这段,我笑了。这对将军确实很刻薄,我都不止一次被人错认为是他。)在那些战争日子里,谈论得最多的,是不同将领的“策略”和作战计划。让我吃惊的是,格兰特将军和我谈起这些时十分直率。当然,他知道我曾在陆军部待过,也认识斯坦顿部长,所以我对形势也有所了解。但当他说起下面这些话时,你们可以想象我的惊讶:

“总统和斯坦顿想要我去东线指挥,我已经同意了。我现在只是去西线做一些必要的安排。”

我说:“我猜也是。”

“我准备让谢尔曼接管。”他说。

“全国都会惊讶的,”我说,“因为我想大家都以为应该是托马斯将军接管。”

“是,我知道,”他说,“但是我了解这个人,托马斯会第一个同意谢尔曼是适当的人选。不会有什么问题。事实上,西线战场已经相当深入,我们下一步必须做的是把东部战线拉长。”

这正是他后来的做法。而这就是格兰特将军用言语表达的他的策略,我很荣幸能在后来的岁月中与他熟识。如果说有人从不装腔作势,那就是格兰特。这一点即使林肯也比不上他。但是格兰特是一个喜欢安静,慢条斯理的人,而林肯则总是充满活力,精力充沛。我从没有听过格兰特用过冗长或华丽的词汇,或是注重什么“风格”,但是如果认为他总是沉默寡言,那就错了。

有时候,他出乎意料的是一个很棒的演讲者,在一些场合,他很乐意发言。他的句子总是简短又正中要点,他对事物的观察出奇的敏锐。当他无话可说时,他就保持沉默。我发现在战争时期,他从不吝啬夸奖他的部下。谈起他们,他就像是慈父谈起自己的孩子。

下面这个故事发生在内战时期的西线,格兰特将军开始无节制地酗酒。

他的参谋长罗林斯大胆地进言,格兰特完全认可了这一出于真正友谊的行为。

“你不是这个意思吧?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很惊讶!”将军说。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这甚至成为你的下属们谈论的一个话题了。”

“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再也不会沾一滴酒精了。”

果然从此他滴酒不沾。后来,我在纽约多次和将军吃饭时,都看见他拒绝了酒杯。这种不屈不挠的意志使他坚持下来,就我的经验来说,这是很少见的。有些人只能克制一段时间。一个着名的例子是,我们的一个合伙人戒酒戒了三年,但是,最后还是败给了这个宿敌。

格兰特担任总统时期,被指控在任命某些职位或作出某些决定时,涉嫌贪污受贿。而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非常清贫。当时他想宣布取消惯例的国宴,因为他发现每次国宴都要花费八百美元——他的工资负担不起。在第二届任期时,总统的工资从每年25000美元涨到了50000美元,他才能够有所积蓄,尽管在他看来钱还没有制服重要。他第一届任期结束时,我知道他一无所有。但我发现,在欧洲,一些高官中间有传言说,有人指控格兰特将军在任命官员方面获得了不少经济利益。我们知道在美国,这种指控基本没什么分量,但那些处心积虑制造谣言的人,考虑到的是其他国家舆论的效果,这对他们有利。

如今,英国的民主进程受到阻碍,因为公众普遍认为美国的政坛是腐败的,因此共和主义必定比其他任何制度更容易滋生腐败。但是,根据我对两地的政治的了解,我能毫不犹疑地说,如果新大陆的共和政体产生出一盎司腐败,那么在古老的君主制国家相应地也会产生一盎司腐败,只不过是腐败的形式不同而已。在君主制国家,贿赂的形式是头衔,而不是美元。两个国家中,官位都是一种普遍而合适的奖赏。不同的是,君主制在这点上有优势,因为头衔是公开授予的,不会被接受者或公众看作是贿赂。

1861年我被召去华盛顿时,我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随即就明白可能要打几年仗。因此需要长期负责的官员。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不能少了斯科特先生,而斯科特先生决定我必须回匹兹堡,那里太需要我了,因为政府对宾夕法尼亚州的要求很多。因此我们将华盛顿的部门移交给他人,回到了我们各自的职位。

我从华盛顿回来后,水土不服,生了一场大病。我彻底地倒下了。在挣扎着完成我的工作后,我只得好好休息。一天下午,在去弗吉尼亚的铁路上,我有了些类似中暑的症状,这给我带来不少麻烦。然而不久这些症状消失了。

但是之后,我发现自己无法忍受炎热的天气,必须注意远离阳光——炎热的天气会使我变得委靡不振。(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每到夏天,凉爽的高地天气都是我的万能灵药。我的内科医生坚持要我避开美国炎热的夏季。)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允许我请假,等待已久的重回苏格兰的机会来了!

1862年6月28日,我27岁那年,我的母亲,我的好友汤姆·米勒和我乘坐埃特纳号轮船出发,在利物浦登陆,然后我们立即去了丹弗姆林。这次重返故土之旅使我产生很多感触。我似乎在梦境中。越接近苏格兰,我这种感觉就越强烈。我母亲也同样很激动,我记得,当我们一看见熟悉的黄色灌木丛时,她大喊道:

“哦!那是金雀花,金雀花!”

她的情感那么强烈,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我越是想要安慰她,她就越难自控。而我多想拜倒在这片圣地上,亲吻它。

我们在这种情绪下到达了丹弗姆林。眼前出现的每一件事物,我们都能立刻认出来,但是一切好像都变小了,和我之前想象的不一样。这让我彻底糊涂了。最终,我们到了劳德姨父家,回到了那个老房间,他曾在那里教会多德和我很多东西。我叫了起来:

“你们都在这,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样,但是现在看起来你们就像是玩具。”

我一直认为很宽敞的那条商业街,我曾拿来和纽约的建筑作比较的姨父的小店,我曾经一到星期天就去玩耍的小镇周围的小山坡,房屋的高度和之间的距离,这些都缩小了。这儿变成了小人国。我几乎能摸到我出生的屋子的屋檐。而曾经,在星期六走去海滩被看作是壮举,现在也不过只有三英里的距离。海边的岩石,我曾在那里捡过海螺,现在也消失了,只剩下一片平坦的海滩。曾经的校舍,它的周围凝聚了许多我学生时期的回忆,这是我唯一的母校。还有操场,我曾在那儿玩过模拟战争,和伙伴们赛跑,现在看来都缩小了,小得荒谬。那些气派的住宅,布伦豪尔、福德尔,尤其是东尼布里斯特的温室,现在看来一个个都微不足道。后来有一次我去日本参观,看到那里小型房屋模型,让我回想起故乡的房子给我留下的印象。

那里的一切都成了缩微模型。甚至穆迪街尾的那口古井,我开始奋斗的地方,也完全和印象中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地方没变。那光荣而古老的大教堂和峡谷没有使我失望。她依然那么雄伟庄严,那刻在高塔上的大字,令人难以忘怀——“罗伯特·布鲁斯国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占据了我的眼睛和我的心。当我回来后第一次听到大教堂的钟声时,也没有失望,对此我心怀感激。

这给了我一个参照点,在教堂周围,是宫殿遗址和大峡谷,一段时间之后,其他的景物也渐渐得到调整,恢复了它们真实的比例。

我的亲戚们都极其友善,其中年纪最大的夏洛特姑妈,高兴地欢呼:

“哦,你们有一天会回到这里,在商业街上开家店。”

在她看来,能在商业街上开店就意味着成功。她的女婿和女儿和我是同辈人,已经做到了这点。对她有前途的侄子来说,这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开店已经算是贵族,甚至商业街上的蔬菜摊贩和穆迪街上的比起来,其地位也不一样。

曾经照顾过我的姑妈喜欢回忆过去,说我是个爱哭闹的婴儿,喂饭必须要两把勺子才成,因为只要勺子一离开我的嘴,我便会大叫。琼斯船长——后来成为钢铁厂的主管,形容我生来“有两排牙齿两个嗓子,比别人吃的都多。”而我对于新的工作以及增加产量的胃口也一样贪得无厌。由于我是直系家族的第一个孩子,很多亲戚都抢着照顾我,比如说姑妈。他们年纪大了后,告诉了我许多我童年时的恶作剧和妙语。

我成长过程中学了很多名言,其中一条我父亲教我的名言被我现学现用。我们从三英里外的海边回家,因为我还小,父亲不得不背着我走一段路。

他在黄昏中走上一座陡峭的小山,感到有点吃力了,希望我能自己走一会。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

“啊,父亲,没关系,耐心和毅力成就大丈夫,不是吗?”

尽管他费力地背着我,但还是笑得发抖。他算是自食其果了,但我确信此刻他肩上的负担一定轻了很多。

劳德姨父是我的老师、向导和激励者,他付出很多,把8岁的我培养成浪漫主义、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者。现在我27岁了,但劳德姨父还是一样。他的形象没有缩小,没人可以取代他的位置。我们常常一起散步聊天,他还是叫我“奈格”。他从没有用别的名字叫过我。我最爱的姨父,对我来说,远远不止是我的姨父那么简单。

我依然觉得自己在做梦,十分激动,一直失眠,又得了重感冒,接着自然就发展到发烧。我在姨父家躺了六个星期,一度处于危急状况。那时,苏格兰的医学和苏格兰的神学一样可怕(这两者现在都温柔多了),我被放血了。

我本来就少的血都被放光了,以至于直到恢复期,我还是久久不能站起来。这场病结束了我的旅行,但是当我再次回到美国,整个航行使我恢复得很好,已经能够重新开始工作。

我记得当我回到部门的时候,被欢迎仪式深深地打动了。东线的工人聚集在一门大炮旁,当火车经过时,用礼炮来欢迎我。这也许是我的下属第一次有机会让我成为集会的主题,他们的欢迎仪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非常关心他们,而且我也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用这种方式回报了我的关心。工人们总是会回报你的好意,如果我们真正地关心他人,我们不用担心他们对我们的感受,因为好心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