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们采用广义或狭义的记者概念，我们都无法否认一个永远的事实——记者的生成、发展、成熟都是在历史的空问里形成的，对个体与这个群属而言，事实都如此。历史学家早有断言：在每一个英雄的背后，都有无数的先辈灵魂在支撑!同样的，当我们认可广义的记者概念，亦即将新闻行业中的所有工作人员——采访写作、编辑、管理、印刷、通联、后勤、广播电视播音员或主持人——都称之为记者时，或是只认可专门从事新闻材料采集、拍摄、录制写作工作中的记者为真正的记者时，我们也面临一个在历史中运用的问题。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它不但能引导我们游历千余年，追踪记者的历史行踪，看它如何由胚胎成长为健壮的力士；而且，能在一一的大历史观照中看出人生的可悲与历史的作弄，因为通常我们认定为了不起的、创造的、超前的举动，却在若干生命积累前已经有了较今天更为圆熟的实践与总结，在这里，我们不能随便许以发展或进步的赞誉。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在给波焦·布拉乔利尼之子的信中写道：
历史不可缺如，它不仅使生命悦泽，而且予其以道德意蕴。透过历史，逝者恒之，无者有之，旧者新之，少者壮之。倘若一位七旬老人，因其阅历而被称誉为智者的话，那么，一个思接千载的人，该是多么睿智!诚然，一个胸怀历史春秋的人，真可谓是历经千古了。
我们有必要在历史中寻觅、体悟。
一、泛新闻时期的“记者”
这是对近代新闻事业出现以前历史的一种描述，因为在那个时期，新闻事业并未独立成为一种社会认可的职业，而是渗透于诸如社会交往、文学作品、书信往来等表意形式中。例如春秋时期介之推及其门徒所作的“悬书”；例如有人称《春秋》为中国第一部新闻作品集，而孔子为第一个名记者；例如，在我们的古典散文中，似乎更可以读到那些为现今新闻工作者所推崇的什么“五个W一个H”等要素，“××年春”、“郑伯克段于焉”之类的笔法实在普遍发达；例如文史家黄裳先生就曾经在明代散文家张岱的游记、小品、尺牍文中嗅出了记者文体的特色来，有了“张岱是中国300年前名记者”的断言；例如自由撰稿人约翰·克利斯蒂就曾说在西方社会首次付诸文字的采访很可能是《圣经》中摩西登上西奈山的叙述。他补充说：“而且，好家伙，他确实未虚此行!除了‘十诫’，他还知道了上帝的姓名。”……现有史料向人类显示，古罗马时代的原始报纸是由古罗马帝国统治机构每日将元老院、枢密院的决定发布于外而产生的。帝国统治者为了使两院开会决定的一些情况让人知晓，便派遣人员张贴公告于通都大衢。那些远离京都的权贵显要则派人等候消息，一俟公告出示，便快速抄下，以快船送达其主。他们的身份主要是仆役，而非独立的新闻工作者。日本学人后藤武男所说的乐观结论似乎并不妥帖：“新闻记者之成为职业这件事，已经在古罗马的原始新闻纸时代，好像就有了……像罗马市内的官报就是由政府的御用记者来写的。”人们的愿望总是善良的，但却往往远离事实，造成了善意的一种历史性误读。这里就有典型的例证。在古罗马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所运行公告充其量是官文书性质上的形态，抄写发布官报的，也只是官吏、贵族的书记员，他们缺乏最根本上的创造性、独立性，只是可怜的机械运动机。
历史并不做作，那个时期的“新闻记者”，自然是不纯粹的，他们的主要职业可能是史家、作家、诗人、说唱艺人、政府官员，传递新闻信息对他们而言是自发而非自觉的行为。3000年前的殷周时期，每到“孟春之月”，周天子便会派员行于乡里采集民谣民谚，就是早期的采集行为的例证。《汉书·艺文志》有云“古有采诗之官”，正是对它的一种注释。这些“采诗之官”的所作所为，就是今天的采访活动，他们也便在收集民生情报政治资讯的过程中扮演了记者的角色，无意间为后来职业分工后“记者”角色的出现埋了一笔。古中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史官，他们借着独特的活动空间(宫廷与朝政)，叙述权力，记录着皇帝的言行、大臣的奏议、政治的趋向等“政治新闻”，他们的实践与新闻传播有了更加完善的接近，因为在此之间有了“邸报”一类的媒体。史官的分工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说是一种职业上的分工，似于新闻工作中的专业采访报道划分。可贵的不仅若此，还有他们靠良知所建筑的一种认知框架：《庄子》强调“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吕氏春秋·察传》更云“传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因而“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吕不韦的“四贵”之说也影响颇远——“去其尤(囿)”包括“先人之见”、“不察”(不作深入分析)，以及个人偏爱等(“贵公”)。传播要遵守规律防止失误，“不可强求，各由其道”，并了解事物发展规律、对事物做具体分析全面评定(“贵当”)；言其实，据事而传，并以明白之语布达四方(“贵直”)；在信息传播中求得信用，决不滥用此一权利(“贵信”)。
中国社会在公元731～714年间的历史贡献是推出了它有证可据的报刊，它们并无固定形状与格式，也相当地混迹于官文书与新闻工具之间的模糊地带。然而，却有了由官僚阶层中分划出来的“办报人员”，他们的“采访”主要是搜集资料，从各种政府允许的文书中找可以发布并为读者对象所感兴趣的东西，抄录选择是主要的工作，初始时，他们听命于地方政府，到了后来，则归并于中央政府专门的管理机构。
如果说这尚不能让人鼓舞的话，从历史角度言，宋代“小报”的出现就有革命性价值。它是第一次以相对的民间眼光来自由报告中国社会政情舆信的一种工具，由于它的民营非法性，它在许多方面有推进历史发展的价值。《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记载有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十月四日的一段“臣僚言”，颇可观注：
“近来有所谓小报者，或是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先传于外，固已不可。至有撰造命令，妄传事端，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以无为有，传播于外。访问有一使臣及暗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之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之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日书一纸，以出局之后，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院官悉皆传授，坐获不资之利。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人性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欲乞在内令临安府重立赏榜，缉捉根勘，重作施行，其进奏官令院官以五人为甲，递相委保觉察，不得仍前小报于外，知违重置典宪。”
这是前记者历史中最为可观的一种构成，他们开启了一种社会的门径。至于明代中叶出现“京报”，更是在合法的“报房”基础上养育记者，培植新闻势力，使这一职业最终为社会所确认。到了此时，“记者”们的主要“采访”仍然是在政府允许的条件下抄摘官文书，但偶尔的自行采访明显出现，清代何遇恩、邵南山就是因为自采了皇帝禁止传布于外的活动而被处死的。
这是历史在它的童年的一种存在方式，尚未能使新闻记者被欢迎。但这些肩负历史使命的人们显然已经做好了登上历史舞台的准备。时机一到，他们就要行动了!
二、近代职业新闻记者的出现
一般认为，历史上最早的职业记者诞生于16世纪的威尼斯。他们专事收集信息、传布新闻，遇有重大事件，还发行专门的新闻书。据说，新闻记者公会这样的行会组织已经出现。
在这些早期记者的工作实绩中，有船只的启程抵达、海盗歹徒的为恶、贸易商情以及关于政治事变的消息，为了这些人们在生活、贸易交往中所需要的信息，记者们付出了相当的心血。他们还得让一切适应商业规律，于是，在工作内容中，便有了将手抄新闻张贴于公共场所向有兴趣阅读者收取一枚小铜币的行为方式，他们的这种努力，为新闻的商品化认知趟了一条历史之路。
17—18世纪的发展要全面得多。丹尼尔·笛福这位创作过《鲁滨孙漂流记》的伟大人物，同时以他的新闻实绩而彪炳千秋。他的《评论》三周刊连续出版了十多年，并以对无数名流的“采访记”为特色。那个时期的记事应该说是幼稚的，它们缺少时效观念，叙述也较笼统，并有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
这一时期记者更为重要的角色是做社会的“木铎”，他们为人类的自由、社会的发展做过多种多样的呐喊。美国新闻人曾格(?一1746年)因在他创办的《纽约周报》上攻击总督科其比而以“煽动闹事”罪被捕；英国《苏格兰人》杂志创办人约翰·威克斯(1727—1797年)打破不准报道国会消息、不准点名批评重要人物的禁令，身陷囹囿；萨弥尔·亚当斯(1722—1803年)是美国独立前夜最多产而有名的新闻记者之一，他利用他的工作在反英斗争宣传中做出了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无法比拟的贡献。亚当斯与他的同时代许多记者一样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们以善于“专给人脸上抹黑”的文章而专有了“名誉的刺客”的美名。
这一时代的状况与气息充满着浓烈的火药味，记者们在政论报纸时期充分地发挥着他们关切社会的责任意识，具足了相当的特性：
(1)对国家、对社会有一种大任在肩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亦即前面所说的有一种“木铎意识”。(2)与后来的商业性报纸的记者不同，他们不具备商业性报纸记者的那种抢新闻的意识，不重视，甚至不懂得用事实说话，而是长于挥洒言论，用论战方式直接宣传自己的主张。(3)他们是报人，但同时也是政党或政治派别的中坚，政治是主业，报纸只是工具；他们身体力行，不仅办报，还直接参加具体的政治活动，甚至拿起武器，直接投入战斗。(4)政党和政论报纸的记者往往偏执于政治信仰，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有时会丧失新闻记者应有的冷静客观的态度，采取诽谤谩骂的作法，进行人身攻击，以致损害了记者的形象，引起读者的反感。
西方社会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前半期。中国社会则要独特得多。在这个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帝国里，人们习惯于按原有的方式生活、交流。因此，直到1815年8月中旬，由马礼逊、米怜这两位英国伦敦布道会教士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才打破了一种原有传播秩序，近代意义的中文报刊代替了原有的垂直交流体制，在客观上有了反映民主观念的水平交流体系。在这一刊物的经营过程中，出现了梁发这位特殊的中国人物，他是以一名刻字工人的身份介入这一媒体的，最后，他却不经意地成了历史阶段的一个符号性人物。他的工作包括刻字、发行等，大体反映了一种历史可能的尝试。
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组织了他的译报班子，包括梁进德的一些华侨子弟负责替这位钦差大臣编译澳门有关媒体上的一些关系中国问题的新闻信息，他们当然还不是记者意义上的人物，但却实在地在新闻的空间里运行劳思。
这种将新闻性的工作纳入政治文化空间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末。不论我们怎样以历史的复杂性为托词来替某些人物作辩解，但我们绝对不能无视康梁一代记者、孙文集团新闻工作者中的绝大部分成员依然是政党报人的事实。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报人也罢，记者也罢，都是一种工具意义上的构成，是改变现行政治结构的一种手段与力量。因此，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汪康年、麦孟华、徐勤、何树龄、易鼐、樊锥……抑或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汪精卫、章太炎、陈独秀、蔡元培、章士钊、秋瑾……在手段的开掘上，也惊人地维持着古典政论的神圣地位，他们重斗争的模式使纯粹意义上的消息受到了相当的压制，也为刊物在中国近代文化中建构了远胜于报纸的独特地位。在他们的实践中，我们很少能看到有时效性的新闻事实，有的是虚拟论题的惯用伎俩，就如梁启超《中学国文作法》中所倡导的那样，以“或日”、“难日”来代替基本的新闻事实，文字上就更加张扬主观、力挫客观了。他们都是政治集团的成员，甚至是某一团体的魁首与灵魂，为了政治利益，他们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就如“戊戌六君子”喋血街头那样地为主义而奉献生命。他们当然不能顾及民众的利益与社会性的根本变化，所期冀的仍是一种即时的效能。“饮冰室主人”梁启超的文风很能反映这一时代的特色，他的《少年中国说》充满着密集的意象语，而且处处崇高字字悲烈壮大，每每发挥着“惊聒”的作用，却少了一种踏实的细节与心态。例如：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孔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这“万流景仰”的文字中有的是奔放，却放逐了纯正的“新闻性”。这是政论记者的共同特征。
三、现代职业记者的历史表演
倘若说18世纪是政论记者的时代的话，那么，19世纪则是事件记者的时代。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一般认为出现于19世纪30年代，是以商业性报纸的出现、成长为其历史性背景的，大众化的意识显然占据了绝对的优势。1833年9月创办的《太阳报》的发刊辞宣布：“本报的目的，是以任何人都买得起的价格，提供每天发生的任何一种消息，同时，还要成为有力的广告媒体。”1835年创刊的《纽约先驱报》更是旗帜鲜明地认定：“迄今所有的日报都是机关报，它们尽是枯燥冗长的报道，充满乏味的事实、政治废话、个人论争、落伍的口号、迟到的船讯、天真幼稚的市场行情。我们一改这些陈旧的做法，为日报注入了新的生命，使其充满了雄辩、哲学、趣味、感伤、机智和幽默。”人情味和趣味性成为报道的基本理念，最新、最生动成为基本的标尺。于是乎，记者们要拼命去访问那些让紧张的人们有兴趣的人和事，并把它们铺衍成文。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具体业务上的变化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却是历史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