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采访工作的重要性与技巧性摆在人们面前。1835年8月31日，《纽约先驱报》的出版人吉姆斯·戈登·贝内特宣布：“我报同人欲依一别开生面之计划新辟一组治安报道。仅仅照录某人生平及罪恶，内容平凡——乃至更劣于此……何不择其精华，而代之以新装丽服奉献于大众面前?”次年出版的《政治家》一书中，亨利·泰勒专章纵谈“关于采访”问题。他甚至注意到家具的布置对于采访成败的价值，而且，这位作家写道：“每一次都是这样：人到了门口，最后一句话出口，采访就会比较轻松愉快地结束。在礼节就是正事的场合，这些考虑并非微不足道。”历史文献中大量的证据则说明，采用句句照录的问答式报道(反映法庭询问证人)和运用细节描写富于人情味的报道开始趋于成熟：
我敲敲门。一个警官诡秘地将门打开。我告诉他我是
谁。“贝先生，您可以进来。”他彬彬有礼地说。身后人群向
前拥，也想进去。
“别人不许进。”警官说。
“你为什么让那个人进去?”人群中有人问。
“他是编辑——他有公事……”
“贝先生，您想看那个地方吗?”
“想看。”我说……
“这儿，”警官说，“这就是那个可怜的人。”
贝内特的描绘反映了其时记者的社会地位及工作方式。
《伦敦纪事晨报》的亨利·梅休则以他的《伦敦劳工和伦敦穷人》开创了另一种模式。这部四卷本的社会纪实作品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劳作，它以深入的调查、周密的资料，报告了希望工作、不能工作以及不愿意工作的那些人的生活条件和收入情况。梅休自认为“我的职业是收集事实和记录观点”，为此，他大量地进行采访。从某一行业有代表性的部分工人那里获得材料，而且重要的采访总是和一位做笔记的同事一起进行；他甚至用一些很艺术的方法巧妙地让一群小偷开口——这些人物怕受报复而拒绝回答问题，梅休则声称还没有一个小偷骗过他，他给了一个进过26次监狱的小偷一镑金币让他换成零钱，倘若这个小偷一去不返也决不惩罚他。结果，那个小偷在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回来了。梅休顺利地采访到了他要采访的资讯。
冒险也在其他方面展开，例如《先驱报》派遣亨利·莫顿·斯坦利去寻找大卫德·利文斯通医生，后者1869年在最黑暗的非洲大陆销声匿迹。两年后，斯坦利终于完成了他震惊世界的报道。
1846年4月至1847年9月的美国对墨西哥战争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事实，大量的新闻记者介入其中，“现代战地通讯也滥觞于此”。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中，有500名记者投入采写，经受从未有过的考验与洗礼。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有关采访，诞生了号称“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随军记者拉塞尔，这位历史性的人物没有依照政府的调子去讴歌战争，而是冷静、客观、批判性地观察战局，树立了伟大的榜样。
女性记者的出现是19世纪30年代后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例如，旅行家和作家罗亚尔夫人(1769—1854年)被认定为“第一位美国女记者”，而富勒(1810一1850)则以她的历史性实践被人称为美国第一位驻外女记者。资料显示，至1879年，仅列入国会人名录、取得参议院旁听证的166名记者中，就有2c多名女记者。
1842年5月5日至8日，德国汉堡大火，画家比欧乌和史特尔茨纳拍摄了世界上最早的新闻照片《汉堡大火遗址》，一个新的媒介与新的记者类型出现。在美国墨西哥战争中，在罗马包围战中，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都有大批摄影记者出生入死，以影像手段记录历史。他们中有罗杰·芬敦、罗伯逊、A·毕托等人。沿着这一思路推进历史的更重要的人物是丹麦人雅各布·里斯，1870年，这位21岁的青年人来到美国，几年后，则完成了他借镜头引动社会反省的历史使命，他是第一个把新闻摄影引入社会批判与法庭的记者。在里斯身后，则要数马丁，19世纪90年代，他第一个将小型相机藏在提包里拍下了《伦敦的交通事故》等照片，为新闻摄影的不干预对象开一先河。
普利策主持《纽约世界报》(1872年)之后，新闻事业的发展又一次受到猛烈的刺激：“记者的采访范围、活动能量，几乎达到了顶点。这一时期，报社之间、记者个人之间，竞争加剧，富有个性和野心的报社老板与记者均想创造奇迹，作出惊人之举，轰动社会。而广告收入的增加、交通工具的发达，又为记者的采访活动提供了经济和物质保障，海外采访显得十分活跃。”《纽约论坛报》记者泰勒对《日美亲善条约》签订的采访、《纽约先驱报》的斯坦利对利文斯通的采访、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狄龙对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采访……都是典型的个案。
在普利策的指挥下， 《纽约世界报》女记者布莱(1867 1922年)曾佯装疯女，混入伯勒克威尔岛的疯人院，写出了虐待精神病患者的独家报道；1889年，22岁的布莱又从纽约出发，与凡尔纳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的主人公福格一比高低，她利用车、船、马等交通工具，在72天6小时11分14秒之中绕行地球一周。布莱被称为“奇技记者”，她的实践方式让人容易联系到今天所说的“新闻策划”。在实质上而言，它们是普利策煽情主义新闻政策的典型形式。这种形式为赢得读者兴趣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在许多方面伤害了新闻事业的魂灵。1896年兴起的“黄色新闻”浪潮席卷新闻界，凶杀、色情、丑闻、制造轰动成为记者们追逐的对象，让读者一打开报纸就“啊”地惊叫一声是标的。为此，不惜在渲染、夸张、歪曲之中做足文章；在手段上，更有《纽约世界报》记者闯入私人寓所偷听他人漫谈和丑闻的“锁眼新闻”，而且，这种采访方法竟然成了普遍的做法；在个人品德的理性调节上更是以放纵来替代、解构理性之威权，放纵主义使“记者邦”游乐纵欲，臭名远播。
这种格调低下的路线愈来愈引人反感。1896年8月，阿道夫·奥克斯(一译奥茨)买下了陷入困境的《纽约时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举动。奥克斯大胆地走着一条后来人们称之为客观主义的道路。1896年8月19日，他发表宣言指出：“我的殷切目标是，《纽约时报》要用简明动人的方式，用文明社会中慎重的语言，来提供所有的新闻。即使不能比其他可靠途径更快提供新闻，也要一样快；要不偏不倚地、无私无畏地提供新闻，不论涉及什么政党、派别的利益，要使《纽约时报》的篇幅成为研讨一切与大众有关的重大问题的论坛，并为此目的而邀请各种不同见解的人参加明智的讨论。”他希望通过努力保持新闻的良知与基本品格。这对恢复新闻事业的形象可谓历史贡献。自此以后，这份报纸的工作人员有了一个切实的奋斗方向：注意客观；注意记录性，务使报纸成为一份历史性记录；将包括犯罪新闻在内的许多东西作成“社会学的记录书”来看待；将事实与议论分开；掌握分寸绝不无端夸张渲染；⑥迅速、翔实地报告新闻；⑦尊重科学，正确地报道科技新发明；⑧抵制一切非正当利益的诱惑，作公众代言人……新闻专业主义的思路开始朗然于世。
所幸的是，这些设想已经有了它们良好的社会基础。1826年法国人哈瓦斯建立了最早的通讯社，但这种中介机构真正为社会重视并发挥新闻加工厂和批发商作用，却在19世纪后半期。这便为它提出了中立、详尽的基本要求，也在道义上支持了《纽约时报》的做法。另外，到了1866年，概括性导语也已经很普及，这种将新闻中最重要的内容放置在首段的做法也是客观主义的有力一击。
20世纪是世界新闻史上最为成熟的一个世纪。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围绕新闻专业主义而进行的。传统上，新闻不是专业，它的工作人员自然不能被认定为专业人士。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叶，许许多多的人们为此拼力奋斗，最终为其专业主义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一是客观新闻学，二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立作用，新闻专业主义努力发展为社会公共服务的精神品格。在这种思路看来，新闻专业的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新闻专业主义的两大特征是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20世纪50年代，这种主义达致它的巅峰，全方位建构起一个让人敬重的社会形象，也使新闻工作者有了自我约束的标尺，不久，在众多的挑战中，它走向了式微。不管史家如何看待这一历史现象，不可抹杀的是：一代新闻记者正是在此光荣的旗帜下走上这一道路并为之奋斗、牺牲的。我们所熟悉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Hallet·阿本德、哈洛德·伊罗生、阿·斯蒂尔、詹姆斯·贝特兰、汉斯·希伯、尼尔·席汉、杰夫·史摩兹、罗伯特·卡帕、大卫·西摩、……无不是听命于这灵魂的鼓动而行动的。
为这一思想做根本性建设的是现代新闻学教育，它始于19世纪末，成熟于20世纪。卡尔·比切号称“西方新闻学之父”，是最早走上这一道路的。1884年，他在巴斯尔大学讲授报学，此乃德国新闻教育的开始，也是现代新闻教育的纪元。1908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成立，不久，它的模式就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等不同文化空间。新闻记者的生成开始有了社会机制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