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运作程序，多类于普遍的要求：(1)确定目标；(2)拟定相关路线；(3)展开搜寻；(4)评估资料可用性及作必要的资料摘要；(5)各种不同资料间的调整、衔接及融会贯通。应当说，每一步骤都很重要，但尤应注意的是：
·任何一次调查都要广泛与有效。
·过滤资讯十分重要。细心阅读资料之余，找出其中隐藏的可能错误或特定意图，避免资料夸张、渲染及曲解。
·尽可能采用原典主义，以原始文件资料为最可信之来源。当然，无法也不可以排斥其他外来资料。
·单一的资讯意义不大，只有资讯间互相交锋，才能纠揭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意涵。
当然，对知识的相关方面作出准备绝不仅限于书面了解，也可由交流、侧面了解等方式方法获得，同一目标，道路却各不相同。
另一种极为有效的做法是去观察、记忆。例如体育记者就有一种特别艰巨的任务——记住每一位运动员的名字、角色，否则，一定会出麻烦。
下面的两篇文章，简单地介绍了成功者们是如何综合对待这一问题的。一篇是黄钢介绍他采写《亚洲大陆新崛起》的：
李四光报道的写作．我们……尽可能地收集了关于李四光本人的，或者关于介绍李四光的很多的汉文的著作，努力学习了李四光所写的一些文章，特别是冰川——我努力读懂了其中关于中国第四纪冰川问题的全部文章；1975年两度到庐山观看李四光进行冰川问题斗争的现场。在这以后，才进入真正的写作。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新闻记者本人进行考证——也就是详尽调查研究——的重要：比方说这篇报道开始的一段，说李四光从英吉利海峡回国，我们写的是经过朴次茅斯港，但是有人不同意，说李四光不是从朴次茅斯，而是从普里茅斯港到法国的。朴次茅斯上边还有一个港口叫南安普敦，另外一位作家写李四光，说他是从南安普敦过英吉利海峡的。这就出现了三个说法。怎样解决这个困难呢?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从我们家里早些年所收藏的所有有关英国的地理书，加上世界地理书，包括世界各国首都和重要城市以及各国港口介绍的那一系列书籍和小册子，还有有关的世界年鉴，全部收集起来，查阅了英吉利海峡这一带所有的港口情况，得到两个材料：一个情况就是从伦敦出发到朴次茅斯也好，到普里茅斯也好，火车都只有慢车，但是朴次茅斯比较近，普里茅斯离伦敦那就远得多了，李四光是半夜以前动身的，因为轮船是半夜开的，如果李四光要到普里茅斯的话，那么不要说是当天夜晚，即使是第二天早上他也到不了，因为他是从伦敦近郊的博恩默思出发，他只能坐慢车，慢车在当天夜晚到不了普里茅斯。第二个材料就是朴次茅斯是一个造船工业城市，是英国的一个防御性的军港，这个港口一般的旅游者是不走的，因为这里水很深，大西洋那边过来的风浪特别大，一般人不走这个港口，李四光早年学过造船，以他深知造船工业的资历，必定了解英国这一造船工业城市，因此，他能在半夜里到朴次茅斯去搭上货轮到法兰西大陆上去，因此我们肯定地写上了是从朴次茅斯过海而不是普里茅斯或南安普顿。后来从多方面被印证了我们写的是正确的。这就是说，在重要的关键性的细节方面，要加上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自己的劳动，必要时一定还要经过我们自己的考证。有一些时候，完全靠直接材料是不行的。
第一手材料显然是重要的。但有的时候，直接听到的话并不完全正确，这在我们采访工作中是经常碰到的。这就必须要加上我们自己的大量的反复的调研工作和考证。
又比方说，为了在文章中能印证李四光对西方地质学权威的斗争，这就必须费极大的力气去寻找对立面。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我想，必须有西方权威亲口说出来的话，他们是怎样蔑视我们的呢?是怎样看不起我们“落后”的东方的呢?特别在涉及地质学与亚洲地质问题方面，需要找到他们自己说的话，需要找到他们自己说出中国是怎样没有第四纪冰川的，如此等等，你只有查证到这样的材料，发表这样的材料，你所论述的这个矛盾才能够真正成立，认真展开，确实查到这样的论断，我们的批驳才有依据。可是这些材料，并没有谁能够把现成的提供给我们，至少是没有谁能够提供现成的汉文资料，这样，就只好查遍藏书，后来终于查出来了，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西方的资产阶级历史著作家韦尔斯，在他的《世界史纲》中说：“非洲及亚洲地方，还没有有经验的探险家去探查过。”(1930年上海昆仑书店出版)那我们就讲，李四光是有经验的，当韦尔斯做出如此轻率论断的时候，李四光的地质探查已经很有成效了。这就足以见得：西方殖民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偏见所带来的“东方落后”论是多么荒谬了。因为这话是韦尔斯讲的，斯大林又跟韦尔斯谈过话，韦尔斯的确又是资产阶级世界所公认的历史学家，这样，他的这个言论，蔑视我们东方，说你们亚洲(当然包括中国)根本没有开发和探查过，这就具有它的代表性。经过我自己翻遍了群书查出的第二个论据是：1944年，一个美国的地理专家葛德士(他在中国和亚洲住留了20多年，据吹嘘他“曾游历亚洲10万英里”，他是美国教授，是美国叙拉古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据他说，“第四纪中国无冰川发生，因南方太暖，而北方又嫌过干之故”。李四光把他们这一类的结论都推翻得干干净净。葛德士的这一荒谬见解，见之于他所著的《亚洲之地与人》(商务印书馆1946年印行)。第三个材料，就是我们查到了一个瑞典人海定博士，据说他是个有名探险家，实际上他自己承认他是特务，供称他自己“是一个欧洲的——一个瑞典的‘侦探”’。他在他那本《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游记》书中自称：每当他本人“愈是深入亚洲腹地”，“对于我们地球最大的陆地更觉亲密，我总是带着更大的计划再到‘家’里来，做新的‘地理占领’”。他把地理占领这几个字都加上引号，就是说我每到中国去考察了，得到材料，回到德语系国家——回瑞典、瑞士、德国、奥地利，那么，他就准备再去占领中国的地理(《亚洲腹地》一书，开明书店1934年发行)。从这里我们就比较方便地得出了结论：我们就可以论叙，李四光新中国成立前的斗争，就是对西方殖民主义者施加于中国的一种“地理占领”和反占领的斗争。我们这一论据的提出，是来源于他们自己所招认的反面供词。如果没有他们这些自供，我们批驳什么?我们的批驳就有可能陷入空对空的危险。
以上就是说明，除了现场上观察，除了直接的采访和直接的材料以外，间接的材料来源和作者自己动手所进行的艰苦的考证，有的时候也是极为重要的。在这些方面，都不能仅仅依靠现成提供的材料。另一篇是介绍美国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中国行的：
索尔兹伯里在接到中国同意他去长征沿途采访的通知后，立即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虽然为了采访长征，他在脑子里已经翻来覆去酝酿了十多年，并且与斯诺的前夫人海伦·斯诺和他的好友谢伟思多次讨论过他的计划，但是真到行动的时候，心情终究有些不一样。他详细地计划行动前的一切。
他首先要准备出一份与长征有关并希望能予以采访的人
见1978年《长江日报通讯》第6期。的名单。在这方面，海伦·斯诺给了他巨大的帮助，因为她曾经到过延安，在中国有很多老朋友。但是，由于时间的变迁，不少参加过长征的人已经去世了，要确定一份目前能采访的人的名单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所有这些，包括他要走的路线，后来都在与中国有关人员的磋商之后一一解决了。
同时，他在出发前，必须收集、阅读有关长征的英文资料，以便熟悉和掌握情况，理出在采访中需要弄清的问题。他首先重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朱德传》，以及过去毛主席、周总理的警卫员写的一些回忆录的英译本。他又通过谢伟思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的图书馆找到一些有关资料。还找到一本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苏联出版的从中文翻译成俄文的有关长征的文集，里面有的材料他觉得很有用。另外，他还查阅了《纽约时报》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后的所有报道。他发现在整个10月，《纽约时报》没有刊登一条有关中国的消息。直到11月中旬，才有一二条关于中国红军被“击溃”的简单报道。不管怎样，索尔兹伯里把能找到的有关长征的材料都收集了，也看了。他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美国人从来没有看过这些材料。”的确，这是实话，因为还没有另一个美国人像索尔兹伯里那样，对中国的长征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和兴趣。
对索尔兹伯里来说，他还有一项特殊的准备工作，那就是他的身体状况是否允许他作如此长途跋涉的实地采访。他告诉我们，他年轻时身体很好，喜爱野外步行和游泳。但现在年龄毕竟70多岁了，胸内还带着一个起搏器，能否胜任这次长征，他的夫人以及很多朋友都为他担心。他去找医生检查，医生说他的心脏没有问题，他听了很高兴。但为了作好体力上的准备，他自1983年8月到1984年2月，前后坚持了半年时间，每天早晨从他家里走到附近一个小山坡上，练习爬山，来回步行45分钟，目的是想适应去中国长征的需要。
三、制订必要的采访计划
具体的工作计划对一次成功的报道十分重要，它是采访实务的大纲，也是应变的能源。一般而言，采访计划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1．选择采访对象。大体开出欲要采访者名单，以及先后顺序。在选择时，不能以是否健谈和易访为标准，而应以能最大限度地反映事实真相和意义为标的。假如是空间较大的事件，则更要注意空间代表性。
2．慎选采访角度。采访绝不止于收集信息情报，它其实就是一种完全投入机智的自我展现工作，更是一门艺术。好的角度能引出好的答案，并引动相对强烈的社会反响；相反，金子可能变成石头。
3．考量报道范围、重点、步骤、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