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回归线》的开头，美国作家亨利·米勒写道：
鲍里斯刚刚总结了他的看法。他是一个天气预报专家。他说，天气会继续坏下去，会有更多的灾难、更多的死人、更多的绝望。无论哪儿都没有一点要发生变化的迹象。时光之癌症正在吞噬我们。我们的英雄或者已经自杀，或者正在自杀。如此说来，这个英雄不是时问，却是永恒。我们必须步调一致、前赴后继地朝着死亡的监牢奔去。无法逃脱。天气也不会变。
鲍里斯因此可视为一个广泛意义上的“人生采访”者，他勇敢地讲出了人类的命运。不仅如此，他讲得虽然有些虚张声势，却在坦白与激烈中体现出一份勇毅。这种伦理的表现来自于勇气和才能，它们是创造者倚重的双翼。勇气给我们奋斗的方向与坚毅，而才能则让主体拨开迷雾，见出真相。只有将勇气与这种洞穿真相的天赋结合起来，才能赋予我们的言说以应有的价值。
这些讨论都叫我们思考记者应有的品质与才能这一关键问题。成功与失败，就个体与社会而言，都要接受这沉重的尖锐拷问!
一、记者的人生观
新闻是人心的战场，真与伪的厮杀、爱与恨的拼搏，都在它之中显现。记者是从事于开辟新闻天地的人们，他们要以行动的力量来做人的肯定、生的认知。“在所有的职业中，人与人接触的频繁，生与生拥抱之热烈，莫过于新闻记者的工作；而在所有的时代中，人性的沦落，生存的烦恼，亦莫过于经历两次大战的本世纪。酸辣苦甜，饱受煎熬，滔滔滚滚，尽付东流，面对人生天地，惊喜交集。”因此，记者当以人的开辟、生的开辟来实现他的价值，努力体认人的特性，并在社会的生存、人民的生活、群众的生命、国民的生计之维中展开启示性的追索。他应该始终保持社会学的热情，在每一事实的发掘中建构他社会研究的个案意识，为一个干净纯洁的社会环境而努力。
这种赤子的根性使真正的记者具有天才的禀赋与坚不可摧的伟大。他能在一次战争、一场水灾、一次凯旋……中奉献给我们成熟而又单纯的敏感、好奇、欢乐与苦痛，它们是如此的厚重圆满，每经心灵之风掠过，都会坚实地鼓铸起一种庞大来。真正的艺术就是这样：单纯到了自然化的程度，却又丰稔无比。
记者应当坚守这份根性，因为他丰沛的活力正来自这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来自这未受概念规约、功利熏陶的秉性。拥有了这种品性，记者才能拥有绝对的敏感，对人类社会中一花一木之变动、一景一物之游移，有着闻味而动的反应灵性。拥有这种品性，世界对他而言才是自然的与纯粹的，他不会在感知上对对象实施解构，不许对象受到什么样不公的待遇。
记者的这种品性使他们有了使徒般的爱与使命，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种工作。他要在一次又一次的报告中使世界通透，打破历史决定论的压抑，供给自由思想喷射的燃料。因为只有拥有了一种资源，人类的呐喊才不是空洞的，人类的反思才是实在的，人类的冷静甚至哀愁才是有价值的。记者负有人类意义上的责任，他的超凡、忘我本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无论跋涉的多么艰辛，为人生去采访都会支持他坚毅地走下去。因为，采访传播就是找寻生存充足理由的活动，热爱生命是它最基本的支撑力量。
平凡中的非凡、非凡中的平凡，早已在伟大的新闻工作者信誉和版权。因为他的奉献正是由事实选择出发的，而这些现象虽说有它们的不充足性，但却足以烘托氛围，做足气息点化的文章。而要做到这将神秘性力量与素朴事实水乳交融般的组合，除了技术上的精湛外，更重要的是他彻底的人生意识，这是决定他能否在混乱的状态中敏锐地察觉某一构成的传布价值。为此，他便要开始了人生的征服：
人生于我们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活着就是为了征服我们的人生。宇宙是战斗的历程，人生是战斗的主体，未来的前进无法预测，过去的堆积永无穷期，不是徐徐而来，也不会悄悄而去，是流行，是消逝，是不断的创造，这一串不可思议的破坏与建设，以至整个精神或物质的自强不息的运动，即使在战斗的意义上，说明征服人生的外像与内心。一切都是根本的，从摇篮到坟墓，从细胞到原子弹，无不作最后的总清算。从根本怀疑，勇猛否认，彻底考虑，Keats氏诗曰：“负起一切赤裸裸的真理，坦然迎当任何火辣辣的现实环境，十分宁静，完全精诚，这是无上的互尊。”想象着记者屹然站在其工作岗位上，与时代风雨作无情搏斗，胜利即可征服，失败也是光荣，从根本解决上，以雷霆万钧的勇毅，如火如荼的热情以扫荡性与摧毁性力量，推翻强力，打倒威权，反封建，抗专制，破洞穴，毁偶像，去腐遗臭，腥涤污，在明日的世界之前，皎然出现一份新鲜而健康的人生。尼采所谓：“活，要冒险地活，靠维苏威火山筑起你们的城市，向未经探险的大海里驾驶你们的船只，在战争状态中生活。”
记者要与自我作战，与空问作战，与时间作战，只有如此的过关斩将，杀掉一切的恶影响力，他才能养成放目人生的大眼光与敏哲之思。也只有如此，他才不会受自我之制约，将扫描的敏睿对着每一个可能的变动，一经发现，便不遗余力地投身其中，作最彻底的挖掘。他的人生也才是勇敢与可敬的。他不游戏，不泄气，不自欺，也不欺人，因此，是大伦理的体认，是历史的体认。
记者要挣脱一切褊狭的囿限，以大公之心，作历史判断。他应“有历史的远见，不为一时的群众心理、群众行动和时髦思想所左右，进而以历史的观点，在众人纷纷议论之外，拿出独特的见解，以释群疑。而且在报导与评论一人一事的时候，就想到这报导和评论所可能产生的历史后果，以及自己所应负的历史责任”。他也应当放弃小我之羁绊，磨亮大我的锋刃，做他的人生征服工作。张啸虎先生早有说论：“新闻记者的工作，是一种发掘人性与发展生趣的工作，将面对一切虚伪、丑恶、恐怖、黑暗等种种奇奇怪怪的事件而无所畏缩，且不受其蒙蔽。同时，又将投落于这熙熙攘攘的红尘万丈的人潮中，风大浪高，孤舟如叶。在那些温柔的勾引与美丽的欺骗之前，在金钱、势位、享受、酒池肉林、花枝柳叶等一切世俗的诱惑与玩弄之前，必须有一份卓然不绝的人格，忠实于职守，忠实于读者，忠实于自己的人生。”这是一种以社会建设为最本质使命的人生锻炼，只有高洁的人格才配担负起重大的使命，才可以尽着智慧努力灵魂的壮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新闻记者的认识里要突现的另一重意义在于：漠然自己作为记者的命运，放大自己作为人的责任。因为只有勇毅地承担作为人的命运时，传播才是大我与有意义的。否则，就如一般认识的那样，记者的工作类似搬运工，记者的工作只是一种技术的运用，从而损毁了新闻采访人生、面对存在、担承命运的严肃与厚重。优秀的记者都有一双观察世界洞察真相的清澈的眼睛，正是这双人类意义上的眼睛，才赋予了故事一种肉血与灵魂。相反，失败的记者往往为了一时名利与私见，从而丧失了作为人的回忆——一种贡布里希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品格，最终沉迷于琐细与无聊，丧失了在历史上说话的权利。他唯一能面对的只是纸上的文字，他早已落入了技巧的工具论圈套。“可悲的是，写作者们在大力展示技巧时，由于缺失了文字后那一双‘人的眼睛’，致使所写下的每一个字几乎都丧失了活力，丧失了所指的意义。‘石头’变成烂泥， ‘温暖’变成燥热， ‘个性’变成精神狂躁症，‘死亡’变成假寐，‘感动’变成无病呻吟，‘生命’变成驱赶鸟雀的稻草人，‘人师’变成迎风招展的酒旗，‘人文关怀’变成追逐名利的遮羞布，‘批判’变成党同伐异，而所谓‘风格’，不过是一则违背广告法的虚假广告。”舍弃人类思考的努力是一种私利的努力，也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它能在极短的时间里让心灵长满厚茧，让回忆被尘封，让目光飘忽不定，让出击疲软无力。这里要求的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是对历史的负责。佛书里有这样一段神话：有一只鹦鹉，飞过雪山，遇见雪山大火熊熊，它便飞到水上，垂下它的翅膀，沾了两翅的水，飞回去滴在火焰上。滴完水以后，它又飞回取水，然后，再去救火。它终于感动了山神，遂用神力灭了烈焰。在我们看来，新闻记者对人类就负有这鹦鹉的使命，他要为人类的命运担承责任。
也只有如此，才能兼有博大与精深的力量。宋儒程颢说得好：“须是大其心使其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
目光自是不凡，意志自是坚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看远看深小现象中的丰硕内涵。萧乾称此为记者防止速朽的“防腐剂”，他的伟大正来自于“人生采访”的宏大空间；彭子冈在社会新闻采写中傲人的历史实绩也得之她每每的人生意识，她并不一律地渴求使事实水清见底，却偏好以虚心的静观体味人生的“混浊”；黄远生借着一个个的“故事”做着他人生的戏评，在他眼中，记者是带着理智与冷静来做负责任的戏评的，要看穿一切背后的模，糊性来。这正是瓦尔特·本雅明笔下的“拾荒者”的成功。他们用自己的叉棍戳拾人生的碎片，翻弄它们——可能充满了想法，却毫不停歇。他们把拾到的东西挑进自己的小推车里，也不限制它们一片两片地飞舞在空中，那些“人道”、“内心”、“反人类”的碎片飞翔漫空。
新闻工作是新的、真的、有关人类生存状况的报告，因而，新闻工作者必然具有特殊的扩张性与感觉主义特点。他对拥抱不断扩大的生存半径有着极强烈的兴趣。但是，贪求扩大与介入的活动却必须由理性主义和历史空间里理想的火炬来传播光明的激情。伟大的李普曼、黄远生等人之所以能不役于人、不奴于现象，正在于其深湛傲人的历史意识、社会学意识。詹姆斯·雷斯顿这位声名远播的英雄记者十分清晰地理解这种要求。他每年都要从美国著名大学毕业生中挑选优秀人才，作为他的新闻助理，为期一年。他写信给第一流的学府要求推荐“文史系”的优秀毕业生，选取12名，分别与他们谈话，然后取用一名，专驻《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做他的新闻助理。他选择人才注重“文学与历史”而非“新闻”，因为写作能力以及历史意识对思考的训练是一个成功者最基本的素质。只有具足了这样的眼光，对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做积极解说的愿望才能实现。
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在给波焦·布拉乔利尼之子的信中写道：“历史不可缺如，它不仅使生命悦泽，而且予其以道德意蕴。透过历史，逝者恒之，无者有之，旧者新之，少者壮之。倘若一位七旬老人，因其阅历而被称誉为智者的话，那么，一个思接千载的人，该是多么睿智!诚然，一个胸怀历史春秋的人，真可谓是历经千古了。”这同样适于新闻传播的理解。在事实面前，就事论事抑或将事件置放于历史背景中思考自然是两种运思境界——范长江习惯于在每一次的叙述中加入历史背景，从而使古今碰撞，闪出一种厚重的命运感触；本多胜一巧妙地用二战时日军士兵悄悄吃战友的尸肉充饥；朝鲜战争时的某国士兵(不是亚洲人)有意试尝敌兵尸肉的背景来对比性地诠释爱斯基摩人肢解驯鹿与海豹的行为；而那些孤立地看待对象的人却每每在丰稔无比的意涵面前退出，因为他发现不了其中灵智的闪烁。同样，历史意识也能使诠释显示出它的恒久价值，宋代的王安石早有定论：“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抨枰何处有亏成。”(《咏棋》)正是提示人们莫可短视了现实的一点一滴，从长远看，才是永远的真知灼见。
胸怀严肃的社会学目的本来就是传播工作者的禀赋。斯诺的“人生采访”论、杨刚的“时间防腐剂”论，正是典型的回应。玛格南图片社重要的干部雷尼·布里的宣言就很有代表性：“我介入对象是基于一种更直接、更人性层面的基础上”，独行侠寇德卡所做的摄影报道被人们称之为“人类调查”工作，多萝西妞·兰格直截了当地点透了其中的人文品格：“纪实摄影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景象。它反映现在，但为将来作纪实。它的焦点是人与人的关系。它记录人们在工作中、战争中和娱乐中的行
写人类的各种制度——家庭、教堂、政府、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工会。它不仅展现它们的表面现象，同时还刻意揭示人们的活动方式，以及影响人类行为的方式。它涉及工作方法、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被雇者与雇佣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斯蒂芬尼·安·克莱恩1985年所做的总结同样动人：“他能够抓取人类状况之现实的本质，展现生活的条件，而无论其是好还是坏。”
还是来说本多胜一。这位名扬世界的记者所做的探险绝不止于登山、冒险，更多的是一种视阈与方法论上的革命。有关加拿大北极圈内爱斯基摩民族的采访等，在文明社会走向异化状态时，将我们的思考引入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加拿大爱斯基摩人的世界。本多胜一的采访所要抗拒的最大力量是现代人类学对爱斯基摩人的歧见，因为在人类学被普遍的关注进步意识控制时期，这些“不开化”地区往往被视作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能够反映人类由低级状态走向高级状态的一种化石资料。本多胜一采用的是“民族志的方法”：首先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然后做出描述与解读。例如：
爱斯基摩人的屋子非常小。我曾想，既然是雪作的，不用花钱，岂不是做多大都可以。但是，屋子之所以如此暖和，不仅是因为点着脂肪灯，还由于很多人挤在一起，体温也给屋加了热气。现在内陆的爱斯基摩冬天不用燃脂肪，仍然靠体温取暖。吃生肉也不单单是因为缺乏燃料。在完全没有青菜和水果的环境中，生肉是补充维生素的唯一手段。煮，或者烧烤，都会破坏维生素。正因为生食，爱斯基摩几乎没有坏血病。
爱斯基摩人生活的脏、臭、狭窄，都基于它的“合理性”。在大自然的严酷的制约之下，那是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生存手段……虽然是文明人，如果不带任何装备，空手前往北极，那么，一切都不能不向爱斯基摩入学习。不吃生肉的探险队员们，一个接一个地因为得了坏血病而倒了下去。富兰克林探险队129人全部死亡，其原因除了饥饿，还有坏血病。
本多胜一的社会学意识使他瞩目于关系层面上采写事实，观看之道的系统使其具体的执行显得十分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