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运用此计的关键是趁敌人遭遇困难，力量薄弱天力还击时加以打击，这样就可以就势取用，这也是乘危取利，攻其不备之策。
（原文）
敌之害大，就势取利，刚决柔也。
（译文）
敌军处于危险境地时，我军应顺势而为抓住有利战机，坚决果断地打击敌军，以求连胜。这是强者打击弱者的策略。
（解析）
“趁火打劫”也可算是由兵法的原则中转变而来的。孙子的始计篇：“兵者诡道也。……利而诱之，乱而取之，……”也就是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原则的运用。
“趁火打劫”意即趁别人家中起火，慌乱不堪，自顾不暇之际，去抢劫他家。趁人之危捞一把。在敌人有内忧之时，就占领他的领土；有敌方有外患之际，则夺取他的民众。迫使敌方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的时候，就可以把他吞并了。
“趁火打劫”虽不中听，但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上至庙堂，下至市井，此种事极为普遍。
（兵家使用范例）
订立停战协定之后。
秦始皇死后，秦国大乱，群雄争霸，最后形成刘邦与项羽对峙的局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楚汉之争”。
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起初，项羽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刘邦节节败退，陷于苦战。
然而，刘邦靠坚韧不拔的毅力，苦撑了两年。到了第三年，刘邦逐渐挽回劣势，逼使项羽陷于孤立状态。不过，经过三年的激战，刘邦也渐露疲态，刘邦碍于情势，只好提出和谈之议，双方因而订立停战协定。
协议达成后，项羽立即率军返国，刘邦也准备撤军回乡。这时，刘邦的军师张良、陈平相继向刘邦进言：
“我方已占领一半的天下，各方诸侯也都是我方的盟友。然而项羽却已呈现兵颓粮尽的窘态，这是上天遗弃项羽的征兆。若不乘机攻击，等于纵虎归山，遗下祸端。”
两位军师主张趁这个机会把对方斩草除根，否则对方定会重整旗鼓，成为顽强的敌人。
刘邦依计进攻楚军，一鼓作气把项羽消灭。
（商战使用范例）
亚默尔趁瘟疫发财。
如今，“趁火打劫”之计在商战中可引申为，当竞争对手遇到困难、危机、或市场发生变化时，趁机凭借自己的优势战胜对方或占领市场，这是一种强者击败对手，占领市场的策略。
在1975年初春的一天，美国亚默尔肉食加工公司老板菲力普·亚默尔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报纸，了解当天的新闻。
突然一则消息，使他兴奋不已：墨西哥发现了疑似瘟疫的病例，他马上想到，如果墨西哥真的发生了瘟疫，一定会从加利福尼亚或克萨斯州边境传染到美国。而这两个州又是美国肉食品供应的主要基地。肉类供应肯定会紧张，肉价也一定会飞涨。
为了确认是否属实，当天，他就派家庭医生亨利发回电报，证实那里确有瘟疫，而且很严重。
亚默尔接到电报后，立即集中全部资金购买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牛肉和生猪，并立刻运到美国的东部。
果然不出所料，瘟疫很快蔓延到美国西部的几个州。美国政府下令：严禁一切食品从这几个州运出，当然也包括牧畜在内。
于是，美国国内肉类奇缺，价格暴涨。亚默尔趁机将提前购进的牛内和猪肉高价卖出，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他净赚了900万美元。
亚默尔独具慧眼，发现了瘟疫即将漫延的征兆，预测到可能出现的局面，把握并充分地利用了瘟疫蔓延所带来的机遇，进而取得了成功。
亚默尔借瘟疫这把“火”，“劫”得了大笔的钱财。
商场上，“火”并非不常有，但许多人要么优柔寡断，没有胆量下手，要么迟人一步，无利可“劫”，从而导致良机错失，后悔莫及。
只有明智的企业家，目光敏锐，思维敏捷，身手快捷，“火起人不乱”，抓准时机，迅速出击，才能取得胜利。
（处世使用范例）
乱上添乱，杨素阴间皇帝废太子。
杨素是隋朝的大将，能文能武，勇建战功。
灭陈后，杨素以功封越国公，后又为尚书右仆射，与高颖同掌国政。仁寿元年（601年），代高为尚书左仆射，专掌国政。
时太子杨勇失爱于独孤后，杨勇三弟晋王杨广伺机谋夺太子之位。杨广“性敏慧，沈深严重”，素怀野心。他早就觊觎太子之位，梦想登九五之尊。看到杨勇失宠，杨广“弥自矫饰”，想方设法博取文帝和独孤皇后的好感。他“唯与萧妃居处，后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数称广贤。大臣用事者，广皆倾心与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广所，无贵贱，广必与萧妃迎门接引，为设美馔，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上与后尝幸其第，广悉屏匿美姬于别室，唯留老丑者，衣以缦綵，给事左右；屏帐改用缣素；故绝乐器之弦，不令拂去尘埃。上见之，以为不好声色，还宫，以语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称庆，由是爱之特导诸子”。为了谋取太子之位，杨广还在独孤皇后面前进杨勇的谗言，甚至说杨勇要杀害他。独孤皇后由此对杨勇更为不满。但是废长立少乃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事，杨勇虽失宠，帝、后亦不欲轻引废立之计，而大臣们更是无人敢提此议。
杨广急不可耐，问计于他的亲信安州总管宇文述。宇文述说：“皇太子失爱已久，今德不闻于天下。大王仁孝著称，才能盖世，数位将领，颇有大功；主上之与内宫，感所钟爱，四海之望，实归大王。然废立者国家大事，处人父子骨肉之间，诚未易谋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杨素耳。素所与谋者唯其弟约。述雅知约，请朝京师，与约相见，共图之”。
杨约，为杨素异母弟。少儿时，曾登树堕地，生殖器官被树楂所伤，后来便作了宦官。文帝，授约长秋卿。后官至邵州刺史、宗正少卿、大理少卿，颇见信任。杨约“性如沉静，内多谲诈”。杨素“凡有所为，必先筹于约而后行之”。所以宇文述建议通过杨约来说服杨素。杨广欣然同意。宇文述受杨广之遣，以大量金宝贿赂杨约，并转达杨广之意说：“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经合义，亦达者之令图。自古贤人君子，莫不与时消息，以避祸患。公之兄弟，功名盖世，当深用事，有年岁矣。朝臣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胜数哉！又储宫之所欲不行，每切齿于执政。公虽自结于人主，而能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但弃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爱于皇后，主上素有废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请立晋王，在贤兄之口耳。诚能因此建大功，王必镌铭于骨髓，斯则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杨约亦以为然。
杨约随即将杨广之意及自己的想法告诉杨素，杨素听后非常高兴，他似恍然大悟，将手一拍，说道：“我的智慧思虑怎么没有及此？这多亏你的提醒和启发！”自私心和权力欲促使杨素当即接受了杨广之托，并马上着手实施这一废勇立广的阴谋。至于这样做会给国家社稷带来什么影响，杨素则根本没有去想。
数日后，杨素入宫侍宴。他首先试探独孤皇后之意，说：“晋王孝悌恭俭，很像皇上至尊。”此语立即在独孤皇后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她哭着说：“公所言甚是，我儿晋王，最为孝爱，每闻皇上及我所遣的内使到，必远出迎接。而一谈到与我们的离别之情，又未尝不泣。而且他的新妇也很可爱，我的婢使去，她常与之同寝共食，哪里像见地伐（杨勇小字）与阿云那样终日对坐酣宴，亲昵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更加怜爱阿麾（杨广小字），就是因为经常担心他被见地伐暗害。”
杨素见独孤皇后如此偏爱杨广，厌恶杨勇，便趁势火上浇油，大讲杨勇的坏话，“盛言太子不才”，独孤皇后因而对杨勇更为忿恨，于是决心废黜太子。为了遂此心愿，她又赠送了杨素金钱，希望他说服皇上早行废立。
杨勇了解到他们的阴谋，十分忧惧，但又计无所出。为此，他曾使方士施行诅咒之术，希翼以此得到保佑。又在后园作“庶人村”，宝屋卑陋，时常于其中休息，布衣草褥，“冀以当之”。文帝知杨勇内心不安，便派杨素前去观察他的所作所为。杨素至东宫，故意迟迟不入，杨勇束带等候，见素久不至，不禁愤怒形于言表，杨素归而报告文帝说：“杨勇心怀怨恨，恐他有变，愿陛下深加提防，注意探察。”这无疑是诬告杨勇有不轨谋变之迹，其用心十分毒辣。文帝性多猜忌，听到杨素对太子的谮毁，“甚疑之”，后又派人窥伺东宫情形，纤芥之事皆予奏闻。又于玄武门到至德门之间设置人员，“以伺动静，皆随事奏闻”，还将太子卫府中的勇健者悉皆裁去。
与此同时，杨广又私赂东宫幸臣姬威，令其伺太子动静，密告杨素。“于是内外喧谤，过失日闻”。杨广还使人威胁姬威说：“东宫过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诏，定当废立；君能告之，则大富贵。”于是姬威硬上书诬告杨勇。这样，终于诬饰以成太子之罪。
开皇二十年（600年）九月某日，文帝御大兴殿，执太子左庶子唐令则等数十人付所司鞠讯；命杨素向近臣陈述东宫事状。杨素高声道：“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核校刘居士余党。太子奉诏，作色奋厉，骨肉飞腾，语臣云：居士党尽伏法，遣我何处穷讨！尔作右仆射，委寄不轻，自核校之，何关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诛，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长叹回视云：我不觉身妨。”
文帝不仅性多猜忌，而且一向专横刻薄，容不得他人对自己有任何一点怨望和指责，为此曾有不少大臣因进谏不慎而被杖死或鞭死于朝堂之上。杨素所言，看似琐屑，但这都是以激起文帝的愤怒。因而，他刚听完杨素的陈述，便马上断然作出了“此儿不堪嗣久矣”的结论，并表示悔不该没有早听独孤皇后劝其废黜杨勇之言。最后，他提出：“我虽德惭尧、舜，终不以百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敌；今欲废之以安天下！”尽管也有大臣劝谏，但文帝全然不听。随后收禁了杨勇、杨勇诸子弟及部分“党羽”。
十月某日，文帝戎服陈兵，御于武德殿，召集百官诸亲，引杨勇及其诸子列于殿廷。命人宣诏，正式废黜杨勇的太子之位及其子女的王、公主封号。杨勇再拜言道：“臣当伏尸都市，为将来鉴戒；幸蒙哀怜，得全性命！”言毕“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睹此情形，诸臣莫不为之同情怜悯。文帝尽管忌刻成性，毕竟尚有舐犊之情，因而也不禁为之动容，感到一阵心酸。
看到文帝的神情变化，杨素又大声进言道“俗语云：‘蝮蛇螫手，壮土断腕’。废黜太子，实同去一蝮蛇，陛下不宜再留意于他！”杨素为谋私利千方百计离间父子骨肉之亲，至此又以蝮蛇为喻，必欲文帝父子思断情绝，实乃太甚，其心之狠毒可知。
杨勇被废后，太子之位自然是非杨广莫属了。杨广喜不自胜，杨素也心满意足，二人弹冠相庆。废勇立广，这是隋朝政治生活中的一件重大事件。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杨广是一个典型的淫暴之君。隋的短暂和杨广是分不开的。而杨广得立，又是杨素极力促成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素是加速隋朝灭亡的重要人物之一。只此废勇立广一事，便足以抵销他的所有功绩。杨勇贤能与否，当然尚缺少历史的检验，但据史书一些记载来看，他显然强于杨广。据当时经常接触杨勇的太子洗马李纲的看法，“太子性本中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如果“择正人辅之，足以嗣守鸿基”。因而李纲虽然谏责过杨勇的过失，但当文帝黜杨勇之时，他却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李纲对杨勇的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资治通鉴》）谓“勇性宽厚，率意任性，无矫饰之行”，这恰与杨广相反。另外，杨勇对国政军事也有一定见解，“初，上使太子勇参决军国政事，明有损益；上皆纳之”。后来，杨勇虽不为文帝、独孤皇后所喜，被杨素“舞文巧诋，锻炼以成狱”，但实际上也并未能列出什么明显的劣迹。正因为废非其罪，故杨勇被囚舌东宫后，“频请见上申冤”。由于杨广“遇之不得闻”，“勇于是升树大叫，声闻帝听，冀得引见”。而“杨素因言勇神志昏乱，为癫鬼所著，不可复收。帝以为然，卒不得见”。
由于杨素的阻挠，杨勇终于冤沉海底。后人不能不为杨勇和隋朝的命运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