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朱自清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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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 诗歌卷(10)

这时候,新的音乐又带来了一种新的诗体——词。因为歌唱的缘故,重行严别四声。但在宋亡以后词又不能唱了,只生活在仅辨平仄的“吟”里。后来有时连平仄也多少可以通融了,这又是朗读的影响;词也脱离音乐而独立了。元代跟新音乐并起的新诗体又有曲,直到现在还能唱;四声之外,更辨阴阳。因为未到朗读阶段,“看”起来总还不够分量似的。曲以后的新诗体就是我们现代的“新诗”——白话诗。新诗不出于音乐,不起于民间,跟过去各种诗体全异。过去的诗体都发源于民间乐歌,这却是外来的影响。因为不是根生土长,所以不容易让一般人接受它。新文学运动已经二十六年,白话文一般人已经接受了,但是白话诗怀疑的还是很多。不过从语言本身和诗本体的进展来看,这也是自然的趋势。诗趋向脱离音乐独立,趋向变化而近自然,如上文所论。过去每一诗体都依附音乐而起,然后脱离音乐而存。新诗不依附音乐而已活了二十六年,正所谓自力更生。一面在这二十六年里屡次有人提倡新诗采取民歌(徒歌和乐歌)的形式,并有人实地试验,特别在抗战以后。但是效果绝不显著。这见得那种简单的音乐已经不能配合我们现代人复杂的情思。现代是个散文的时代,即使是诗,也得调整自己,多少倾向散文化。而这又正是宋以来诗的主要倾向——求自然。再说六朝时外来的影响可以改变向来的传统,终于形成了律诗,直活到民国初年,这回外来的影响还近乎自然些,又何可限量呢?新诗不要唱,不要吟;它的生命在朗读,它得生活在朗读里。我们该从这里努力,才可以加速它的进展。

过去的诗体都是在脱离音乐独立之后才有长足的进展。就是四言诗也如此,像嵇康的四言诗,岂不比“三百篇”复杂而细密得多?五七言古近体的进展,我们看来更是显著:“取材广而命意新”(曹学佺《宋诗钞》序中语),一句话,扼要的指出这种进展的方向。词的分量加重,也在清代常州词派以后;曲没有脱离音乐,进展就慢得多。这就是说,诗到了朗读阶段才能有独立的自由的进展,但是新诗一产生就在朗读阶段里,为甚么现在落在白话文后面老远呢?一来诗的传统力量比文的传统大得多,特别在形式上。新诗起初得从破坏旧形式下手,直到民国十四年,新形式才渐渐建设起来,但一般人还是怀疑着。而当时诗的兴味也已赶不上散文的兴味浓厚。再说新诗既全然生活在朗读里,而诗又比文更重声调,若能有意的训练朗读,进展也可以快些;可是这种训练直到抗战以后才多起来。不过新诗由破坏形式而建设形式,现在已有相当成绩,正见出朗读的效用。

新诗的语言不是民间的语言,而是欧化的或现代化的语言。因此朗读起来不容易顺口顺耳。固然白话文也有同样情形,但是文的篇幅大,不顺的地方容易掩藏,诗的篇幅小,和谐的朗读更是困难。这种和谐的朗读本非二三十年可以达成。律诗的孕育经过二百多年;我们的新诗是由旧的人工走向新自然,和律诗方向相反,当然不需那么长的时期,但也只能移步换形,不能希望一蹴而就。有意的朗读训练该可以将期间缩短些,缩得怎样短,得看怎样努力。所谓顺口顺耳,就是现在一般人说的“上口”。“上口”的意义,严格的说,该是“口语里有了的”;现在白话诗文中有好些句式和词汇,特别是新诗中的隐喻,就是在受过中等教育的人的口语里,也还没有,所以便不容易上口。

但照一般的用法,“不上口”好像只是拗口或不顺口,这当然没有明确的分野,不过若以受过现代中等教育的人为标准,出入也许不至于太大。第一意义的“上口”太严格了,按这个意义,白话诗文能够上口的恐怕不多;最重要的,这样限制足以阻碍白话诗文的进展,同时足以阻碍口语的进展。白话诗文和口语该是交互影响着而进展的,所谓“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第二意义的“上口”,该可用作朗读的标准。这所谓“上口”,就是使我们不致歪曲我们一般的语调。如何算“歪曲”,还待分析的具体的研究,但从这些年的经验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大略。例如长到二三十字的句,十余字的读,中间若无短的停顿,便不能上口;国语每十字间总要有个停顿才好。又如国语中常用被动句,现在固然不妨斟酌加一些,但不斟酌而滥用,便觉刺耳。口语和白话文里不常用的译名,不容易上口;诗里最好不用,至少也须不多用——外国文更应该如此。他称代词“它”和“它们”,国语里极少,也当细酌。文言夹在白话里,不容易和谐;除非白话里的确缺少那种表现,或者熟语新用,但总是避免的好。至于新诗里的隐喻常是创造的,上口自然不易。

可是这种隐喻的发展也是诗的生长的主要的成分,所谓“形象化”。

旧日各种诗体里也有这个,不过也许没有新诗里多;而且,那些比较凝定的诗体可以掩藏新创的隐喻,使它得到平衡。所以我们得靠朗读熟悉这种表现,读惯了就可以上口了。其实除了一些句式,所谓不能上口的生硬的语汇,经过相当时间的流转,也许入了口语,或由于朗读,也会上口;这种“不上口”并不是绝对的。——我们所谓朗读,和宣读文告的宣读是一类,要见出每一词语第一句子的分量。这跟说话不同;新诗能够“说”的很少。

现时的诗朗诵运动,似乎用的是第一意义的“上口”的标准,并且用的是一般民众的口语的标准。这固然不失为诗的一体,但要将诗一概朗诵化就很难。文化的进展使我们朗读不全靠耳朵,也兼靠眼睛。这增加了我们的能力。现在的白话诗有许多是读出来不能让人全听懂的,特别是诗。新的词汇、句式和隐喻,以及不熟练的朗读的技术,都可能是原因;但除了这些,还有些复杂精细的表现,原不是一听就能懂的。这种诗文也有它们存在的理由。这种特别的诗,也还需要朗读,但只是读给自己听,读给几个看着原诗的朋友听;这种朗读是为了研究节奏与表现,自然也为了欣赏,受用。谁都可以去朗读并欣赏这种诗,只是这种诗不宜于大庭广众。卞之琳先生的一些诗,冯至先生的一些十四行,就有这种情形。近来读到欧外鸥先生的一首诗,似乎也可作例。这首诗题为《和平的础石》,写在香港,歌咏的是香港老总督的铜像。现在节钞如下:

金属了的他

是否怀疑巍巍高耸在亚洲风云下的休战纪念坊呢?

奠和平基础于此地吗?

那样想着而不瞑目的总督,

日夕踞坐在花岗石上永久的支着腮,

腮与指之间

生上了铜绿的苔藓了——

……

手永远支住了的总督,

何时可把手放下来呢?

那只金属了的手。

诗行也许太参差些。但“金属了的他”“金属了的手”里的“金属”这个名词用作动词,便创出了新的词汇,可以注意。这二语跟第六七行原都是描述事实,但是全诗将那僵冷的铜像灌上活泼的情思,前二语便见得如何动不了,动不了手,第三语也便见得如何“永久的支着腮”在“怀疑”。这就都带上了隐喻的意味。这些都比较生硬而复杂,只可朗读给自己听;要是教一般人听,恐怕不容易听懂。不过为己的朗读和为人的朗读却该同时并进,诗才能有独立的圆满的进展。

1943年,1944年。

诗的形式

二十多年来写新诗的和谈新诗的都放不下形式的问题,直到现在,新诗的提倡从破坏旧诗词的形式下手。胡适之先生提倡自由诗,主张“自然的音节”。但那时的新诗并不能完全脱离旧诗词的调子,还有些利用小调的音节的。完全用白话调的自然不少,诗行多长短不齐,有时长到二十几个字,又多不押韵。这就很近乎散文了。那时刘半农先生已经提议“增多诗体”,他主张创造与输入双管齐下。不过没有甚么人注意。十二年陆志韦先生的《渡河》出版,他试验了许多外国诗体,有相当的成功;有一篇《我的诗的躯壳》,说明他试验的情形。他似乎很注意押韵,但还是觉得长短句最好。那时正在盛行“小诗——自由诗的极端——他的试验也没有甚么人注意。这里得特别提到郭沫若先生,他的诗多押韵,诗行也相当整齐。他的诗影响很大,但似乎只在那泛神论的意境上,而不在形式上。

“自然的音节”近于散文而没有标准——除了比散文句子短些,紧凑些。一般人,不但是反对新诗的人,似乎总愿意诗距离散文远些,有它自己的面目。十四年北平《晨报·诗刊》提倡的格律诗能够风行一时,便是为此。《诗刊》主张努力于“新形式与新音节的发现”(《诗刊》弁言),代表人是徐志摩、闻一多两位先生。徐先生试验各种外国诗体,他的才气足以驾驭这些形式,所以成绩斐然。而“无韵体”的运用更能达到自然的地步。这一体可以说已经成立在中国诗里。但新理论的建立得靠闻先生。他在《诗的格律》一文里主张诗要有“建筑的美”;这包括“节的匀称”“句的均齐”。要达到这种匀称和均齐,便得讲究格式、音尺、平仄、韵脚等。如他的《死水》诗的两头行:

这是 一沟 绝望的 死水,

清风 吹不起 半点 漪沦。

两行都由三个“二音尺”和一个“三音尺”组成,而安排不同。这便是“句的均齐”的一例。他也试验种种外国诗体,成绩也很好。后来又翻译白朗宁夫人十四行诗几十首,发表在《新月杂志》上;他给这种形式以“商籁体”的新译名。他是第一个使人注意“商籁”的人。

闻、徐两位先生虽然似乎只是输入外国诗体和外国诗的格律说,可是同时在创造中国新诗体,指示中国诗的新道路。他们主张的格律不像旧诗词的格律这样呆板;他们主张“相体裁衣”,多创格式。那时的诗便多向“匀称”“均齐”一路走。但一般似乎只注重诗行的相等的字数而忽略了音尺等,驾驭文字的力量也还不足;因此引起“方块诗”甚至“豆腐干诗”等嘲笑的名字。一方面有些诗行还是太长。这当儿李金发先生等的象征诗兴起了。他们不注重形式而注重词的色彩与声音。他们要充分发挥词的暗示的力量:一面创造新鲜的隐喻,一面参用文言的虚字,使读者不致滑过一个词去。他们是在向精细的地方发展。这种作风表面上似乎回到自由诗,其实不然;可是规律运动却暂时像衰歇了似的。一般的印象好像诗只须“相体裁衣”,讲格律是徒然。

但格律运动实在已经留下了不灭的影响。只看抗战以来的诗,一面虽然趋向散文化,一面却也注意“匀称”和“均齐”,不过并不一定使各行的字数相等罢了。艾青和臧克家两位先生的诗都可作例;前者似乎多注意在“匀称”上,后者却兼注意在“均齐”上。而去年出版的卞之琳先生的《十年诗草》,更使我们知道这些年里诗的格律一直有人在试验着。从陆志韦先生起始,有志试验外国种种诗体的,徐、闻两先生外,还该提到梁宗岱先生,卞先生是第五个人。他试验过的诗体大概不比徐志摩先生少。而因为有前头的人做镜子,他更能融会那些诗体来写自己的诗。第六个人是冯至先生,他的《十四行集》也在去年出版;这集子可以说建立了中国十四行的基础,使得向来怀疑这诗体的人也相信它可以在中国诗里活下去。无韵体和十四行(或商籁)值得继续发展;别种外国诗体也将融化在中国诗里。这是摹仿,同时是创造,到了头都会变成我们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