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好胜之人，犹谓不然，以在前为速锐，以处后为留滞，以下众为卑屈，以蹑等为异杰，以让敌为回辱，以陵上为高厉。是故，抗奋遂往，不能自反也。夫以抗遇贤，必见逊下，以抗遇暴，必构敌难。敌难既构，则是非之理必溷而难明；溷而难明则其与自毁何以异哉？且人之毁己，皆发怨憾而变生舋也：必依讬于事，饰成端末；其于听者，虽不尽信，犹半以为然也。己之校报，亦又如之。终其所归，亦各有半，信著于远近也。然则交气疾争者，为易口而自毁也；并辞竞说者，为贷手以自殴。为惑缪岂不甚哉！
然原其所由，岂有躬自厚责以致变讼者乎？皆由内恕不足，外望不已：或怨彼轻我，或疾彼胜己。夫我薄而彼轻之，则由我曲而彼直也；我贤而彼不知，则见轻非我咎也。若彼贤而处我前；则我德之未至也；若德钧而彼先我，则我德之近次也。夫何怨哉？
且两贤未别，则能让者为隽矣；争隽未别，则用力者为惫矣。是故蔺相如以回车决胜于廉颇，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物势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终极，乃转祸为福，屈雠而为友；使怨雠不延于后嗣，而美名宣于无穷；君子之道，岂不裕乎！
且君子能受纤微之小嫌，故无变斗之大讼；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终有赫赫之败辱。怨在微而下之，犹可以为谦德也；变在萌而争之，则祸成而不救矣。是故陈馀以张耳之变，卒受离身之害；彭宠以朱浮之隙，终有覆亡之祸。祸福之机，可不慎哉！
是故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静则闭嘿泯之玄门，动则由恭顺之通路。是以战胜而争不形，敌服而怨不构。若然者，悔吝不存于声色，夫何显争之有哉？彼显争者，必自以为贤人，而人以为险诐者。实无险德，则无可毁之义。若信有险德，又何可与讼乎？险而与之讼，是柙兕而撄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
是以越俗乘高，独行于三等之上。何谓三等？大无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愚而好胜，一等；贤而尚人，二等；贤而能让，三等。缓己急人，一等；急己急人，二等；急己宽人，三等。
凡此数者，皆道之奇，物之变也。三变而后得之，故人末能远也。夫唯知道通变者，然后能处之。是故，孟之反以不伐获圣人之誉，管叔以辞赏受嘉重之赐。夫岂诡遇以求之哉？乃纯德自然之所合也。
彼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一伐而并失。由此论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君子诚能睹争途之名险，独乘高于玄路，则光晖焕而日新，德声伦于古人矣。
大意
作者在自序中首先阐述了撰著目的：“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魏时文帝曹丕接受陈群建议，用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材。该书即是在推行九品中正品评人物、选择人材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专著，旨在为推行九品中正制在理论上提供依据，在实践上总结经验，以推动这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十六国时刘昞为之作注，重在“疏通大义，不沾沾于训诂，文词简括”。其后流传既久，传本颇多谬误。明万历甲申（1584）河间刘用霖用隆庆壬申（1572）本旧版合官私书校之，去其重复，成为定本。今有《汉魏丛书本》、《明万历刘氏刊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其书自《隋唐·经籍志》以后皆列于名家，《四库全书》则归入子部之杂家类一。
刘劭以人之筋、骨、血、气、肌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应，而呈显弘毅、文理、贞固、勇敢、通微等特质。此“五质”又分别象征“五常”，表现为“五德”。换言之，自然的血气生命，具体展现为精神、形貌、声色、才具、德行。内在的材质与外在的征象有所联系，呈显为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是为“九征”，这相当于所谓“气质”的层次。
刘劭又依照不同的才性将人物分为“兼德”、“兼才”和“偏才”这“三类”。透过德、法、术等三个层面，依其偏向，又可分为“十二才”，即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依其才能不同，适合担任的官职也不同。
此外，刘劭将才、德并列标举，作为拔选人才的标准。刘劭的品评，以中和为最高，讲究平淡无味，是为圣人。所谓中和，在于兼具“平淡”与“聪明”两种层次，聪明为才，而平淡则是生命所展现的境界，已不单纯是道德修养的层次，更是对“全幅人性”的审美态度。除中和外，其余为偏至之材。“九征”兼至的人，“阴阳清和，中睿外明”，就是中庸，称为圣人，是君王之才；具体而微，称为“德行”，是大雅之才；偏于一才的人，称为偏材，是为小雅。此外尚有依似、无恒等级别。
刘劭提出“八观”、“五视”等方法来甄别人才。“八观”由人的行为举止、情感反应、心理变化由表象而深至内里，反复察识。“五视”则在居、达、富、穷、贫特定情境中，考察人的品行。
赵蕤：《反经》
赵蕤，字太宾，梓州盐亭人（今四川省盐亭县两河镇赵家坝人），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卒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他读百家书，博于韬略，长于经世。由于他出生在大融合、大统一、大团结的“开元盛世”，缺乏战国时期那种人分裂，大动乱、大辩论的政治环境，加上他视功名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所以采取了“夫妇隐操，不应辟召”的处世态度。他自幼好帝王之学，“博学韬衿，长于经世”，并且“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因此闻名于当世。唐玄宗多次征召，他都辞而不就，过着隐居的生活。大诗人李白对他极为推崇，曾经跟随他学习帝王学和纵横术，时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赵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杰”，李白师承赵蕤的儒家风范、道家思想和豪侠性格，青胜于兰。赵蕤的代表作为《长短经》，又叫《反经》。《长短经》成书于开元四年（716年），共九卷64篇，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和阴阳家思想之大成，是黑白杂揉之书，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记述国家兴亡，权变谋略、举荐贤能、人间善恶四大内容，又以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两个重点为核心；此书高妙完美，天人合一，振聋发聩，警世惩恶，是难得的谋略全书。
大体第一
原文
臣闻老子曰：“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
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官，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大意
我听老子说：“用正当的方法治理国家，用奇诡的方法用兵打仗，用无为而治的方法获取天下。”荀卿说：“对帝王的要求是善于使用有能力的人，对平民百姓的要求是能充分发挥并不断提高自己的做事能力。”西晋傅玄说：“如果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听从命令；诸侯能守住自己的封地；朝廷三公能够参政、议政，总揽天下大事。那么君主垂拱而待就可以治理好国家了。”
怎么证明这个道理呢？在尧统治的时代，舜任司徒，契任司马，禹任司空，后稷为田官，夔为礼乐官，倕做工匠，伯夷管理秩序，皋陶做判案官，益负责驯化禽兽。这些尧都不会做，为什么尧却能够成为他们的君主，而这九个人对他又俯首称臣呢？因为尧知道这九种官职的工作内容，以此授予每个人不同的职位，使他们的特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而尧在他们事业成功的基础上称王于天下。
原文
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大意
汉高祖刘邦说：“在军帐中通过运筹谋划，就能使我们在千里之外的战争中获胜，在这方面我不如子房；安邦定国、安抚百姓、保证军饷充足、粮道畅通，这些方面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能胜，攻必能取，这方面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而我能够合理地使用他们，这是我能够拥有天下的原因。”
原文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财，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悦服；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劝。通乎用非其有也。故称设官分职，君之体也；委任责成，君之体也；好谋无倦，君之体也；宽以待众，君之体也；含垢藏疾，君之体也。君有君人之体，其臣畏而爱之，此帝王所以成业也。
大意
所以说，善于识人用人，是成为帝王应该有的素质；善于解决问题，处理事情是作为臣子应该具备的才能。看不见摸不到的无形的东西主宰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万物，看似飘渺无源头的东西却是事物的根源。鼓发出的声音不在五音之列，却是五音的主导；掌握君道真谛的人，不会去做五官做的具体事情，而是主管具体做事的人。君王遵守这个任人的真谛，官员明白自己要做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有。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使用他人的东西像是在使用自己东西一样，善于这样做，才是真正懂得了做君主的真谛。而不懂得这个真谛的君主就不会这样做，他们不会任用有才能的人而凡事亲力亲为。有才能的人得不到重用，抑郁不得志，因此很憎恶君主。他们的情绪积累下来，就可能为君主的统治带来隐患，甚至导致政治危机。当年商汤和周武在一天之内夺取夏朝和商朝的所有，他们将获得的土地分给诸侯，天下人对他们无不心服口服；他们赏赐给臣民财物，天下人没有不支持、拥护商汤和周武做天子的。可见，商汤和周武就非常通晓怎样用他人的才能成就自己事业的道理。因此说，能够合理地设置官职是能做君主的前提，能任人以官职，并加以勉励督促是做君主的前提；长于谋划，并乐此不疲也是做君主应该具备的素质；能够有仁厚之心，善待臣民是君主应该有的素质；拥有宽广的胸怀，包容万象是做君主应该具备的素质。如果国君具备了这些素质，让臣民慑服而又尊敬，那么君王就一定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
任长第二
原文
臣闻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圣人，谁能兼兹百行，备贯众理乎？故舜合群司，随才授位；汉述功臣，三杰异称。况非此俦而可备责耶？昔伊尹之兴土工也，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推，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
大意
我听说辨识人才，考察人才，是治理国家的关键环节。如果不是圣人，谁又能够胜任百行，懂得所有呢？所以舜统管各个部门，根据人才的不同才能分别授予官职；汉朝刘邦在排序功臣时，对萧何、张良、韩信这三杰封赏不同的官职、爵禄。更何况那些和他们不一样的各种人，怎么可能要求他们尽善尽美呢？当年伊尹兴修工程的时候，他让脊背强壮的人背土，让盲人推车，让佝偻的人铺路，这样他们就都做了适合自己的工作，发挥了他们的专长。
原文
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隰朋，请立以为大行；辟土聚粟，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以为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不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以为大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则夷吾在此。”
大意
管仲说：“举止讲规范、进退合乎礼节、言辞刚柔相济方面，我不如隰朋精通，请任命他为大行；开辟土地，集聚粮食，最大程度地利用土地方面，我比不上宁戚有能力，请任命他做司田；在广袤的战场上能有序地指挥战车，激励战士勇敢前进，战鼓擂动，三军将士就能勇往直前，视死如归，这方面我比不上王子城父，请让他做大司马；能够明察秋毫，果断地裁断案情，不杀无辜之人，不诬蔑无罪之人方面，我不如宾胥无，请让他做大理；直言敢谏，一片忠心，不怕惹来杀身之祸，敢于对抗权贵方面，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做大谏。君主如果只想要治国强兵，用这五个人就可以了；如果想要称霸天下，就只有我管夷吾能胜任了。”
原文
黄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于谿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跂，及其下也，牧竖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则悖矣。”魏武诏曰：“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任其长也。”由此观之，使韩信下帏，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故任长之道，不可不察。
大意
黄石公说：“富有智慧的人、勇敢的人、贪婪的人、愚钝的人我们都要使用。有智慧的人，喜欢建功立业；勇敢的人坚持志向，不动摇；贪婪的人根据利益得失决定行动；愚钝的人勇于牺牲。根据他们的不同性格任用他们，这就是用兵的精妙谋略。”
《淮南子》中说道：“天下的物品，没有比谿毒更凶骇的了，而优秀的医生将它珍藏起来，用来治病。麋鹿上山的时候，连最能走的大章都追不上，一旦它下了山，就连小牧童都能追得上。这是因为不同的环境下，才能会有长短之分的缘故。例如，居住在北方干旱地区的胡人擅长骑马，居住在南方水泽之地的越人擅长驾舟，因为环境不同，使用工具也不一样，如果反过来，让越人骑马，胡人驾舟，就违背了常理。
魏武帝在诏书上说：“勇于进取的人，不一定有高尚的品德，拥有高尚品德的人，不一定有进取的勇气。难道陈平算得上是品行高尚的人，苏秦称得上诚实守信吗？但是陈平辅佐刘邦奠定了汉朝的基业，苏秦帮助弱小的燕国强大起来。这是因为他们的长处得到了发挥。”可见，如果让韩信写文章、立著作，让董仲舒带兵打仗，任命于公去游说诸侯，任命陆贾去断情裁案，他们一定没有现在这样的成就，也就不会扬名于世。所以，我们不得不仔细思考任人之长这个道理。
品目第三
原文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统，莫不劳聪明于品材，获安逸于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