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喜欢宾客来往，说笑谈天，从早到晚，毫无倦意。偶尔有闲暇时间，他便亲自抄书，参阅古籍，校订错误。他的性格奢侈豪放，吃饭一定要宽大的桌子，一大早便经常要准备十个人左右的饭食，从来不一个人单独进餐。
刘穆之曾经对刘裕说：“我刘穆之的家庭出身本来贫穷微贱，维持生计都很艰难。自从得到您的信任忝任高位以来，虽然心中常常想着节俭，但从早到晚所需要的花销，仍然显得稍微丰厚了一点儿，除此而外，没有一点对不起您的了。”
费祎和刘穆之都是有非凡本领的人，“烦使之而观其能”的测评，他们一定可以得满分。他们就像性能强大的电脑一样，可以同时开启好多个程序，因为“内存”充裕，又有不止一个CPU，所以不会死机。他们之所以具备这种能力当然有天生异禀的成分，但也是个人修养的结果。佛教上说“定能生慧”，是很有道理的。不能“定”，就不能处理繁杂的工作，更不能作出高质量的决策；而能不能“定”，主要还是靠后天个人修养的功夫。
4．卒然问焉而观其知
“卒（同“猝”）然问焉而观其知（同“智”）”，指仓促之间询问他，看他的智慧如何。交谈和对话是了解一个人能力和智慧的有效途径。这里的知主要是指应变能力。一个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最能反映他的应变能力。如何处理好突如其来的事情，一般人往往束手无策，而对于智商高、应变能力和反映能力灵敏的人来说，即便遇到料想不到的问题像连珠炮似的向他扑来，他也会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给以恰如其分的回答。
这里的“卒问”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用突然袭击的方法考问下级，还应该理解为领导者有时需要了解情况时，临时找某个人来谈话。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最能反映出被问者的智慧和能力。让下级把东西准备好了再来汇报，听到的情况虽然全面，然而，对其能力的考察或者对其日常工作是否尽心的态度的了解，可能就比“卒问”要稍逊一筹了。
前179年，汉文帝突然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内判决案件有多少？”周勃谢罪说不知道。文帝又问：“一年内全国钱谷收入有多少？”周勃又谢罪说不知道。紧张和惭愧之下，周勃汗流浃背。再比如前207年，赵高突然指着一匹马问秦二世身边的大臣：“这是一匹马呢，还是一只鹿？”这个简单的、不是问题的问题实际上充满了刀光剑影，回答得不好就要人头落地的。
在毫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突然提出的问题，要想对答如流，这是智慧一般的人所难以做到的。只有智慧高深、天资聪明、反应灵敏的人才能做到。
在当今信息社会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更需要思维敏捷的人才，解决和回答现实中的一系列新事况、新问题。要识别这样的人才应“卒然问焉而观其知”。事实证明，这是明智之举。
5．急与之期而观其信
古代交通不发达，因此“急与之期”，看他能不能按时到达，是检测个人信用的一种方法。“急与之期而观其信”的意思是说，在紧迫的情况下和他相约，看他是否守信。“信”是为人之道。常言道，言必行，行必果。“信”就是要守信承诺，说到做到，这也是做人的一项基本要求。
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换句话说，就是指一个人如果缺乏诚信，那么他就难以得到正面的评价。
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做事上，人的诚信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支撑点，既支撑事业发展，又支撑做人成败。在现实生活中，“信”往往是不容易做到的。有的人对下属、朋友、同事先许下诺言，可是，过了一阵子就忘了。所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作为识人的一种方法更难能可贵。
在一个组织中，人的信用度对于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目标实现都是很重要的。作为领导，可以有意考察人才的诚信品质。即适时地安排下属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件相对急迫的事情，这是考察人才是否“言必信，行必果”，是否办事高效率的好机会。领导者可以采取“开放式”和“封闭式”两种方式来“急期之而观其信”。所谓的开放式，就是对下属提出任务，并要求他尽快完成，但不规定具体的期限。在这种情况下，特别能看出一个人的负责精神和办事效率。工作责任心强的人，会把委任的每一项任务当成领导对自己的一种考验，会尽快完成；反之，责任心不强的人，则会拖拉。所谓的封闭式，也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完成，有一个最后的期限，如果被委任的人不能在其承诺的期限内完成任务，就是言而无信。如果这样的事情在一个人身上连续发生，就可断定此人不可大用。
6．委之以财而观其仁
仁，这是特指廉洁、清正。在考察识别人才时，通过托付给被考察对象以钱财，可以观察他的廉洁情况。因为金钱、财物最能诱惑人、腐蚀人。一个人在金钱、财物面前不检点，爱财如命、见钱眼开绝不会廉洁奉公。贪为私动，贿随权集。对钱财看得太重的人，往往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拉拢贿赂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来做他们的保护伞和摇钱树。从钱财来识别一个人是不是仁者，就是看其对钱财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为私而贪财者为不仁，为公而见钱财不动心者为仁。廉洁的人不追求不应有的财物。所以，古人云：“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官吏廉洁奉公，就是老百姓的表率；官吏贪赃枉法，就是残害老百姓的强盗。
事实上，古今中外，大凡志士仁人、明达贤哲，无不戒贪拒贿、一尘不染。据《左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宋国有人得了一块美玉，把它献给子罕。子罕不受，献玉的人说：“我曾请有名的玉匠看过，认为这块玉是宝才敢献给你的。”子罕却说：“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要是把玉给了我，那就你我都失去了宝，不如你不送，我不收，使你我都保有自己的宝。”
明朝的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载了弘治年间一个吏部尚书写在门上的一副对联：“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仕于外者以苞苴人都为羞。”馈遗、苞苴，都指贿赂。就是说，在朝里做官的接受到别人的非法馈赠，在外地做官的向朝里进贡行贿，这都是可耻的。明代一度贿风盛行，而兵部尚书于谦在做巡抚时“每入京……未尝持一物交当路”，他甚至赋诗抒怀：“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表现了他“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高风亮节。清人张伯行，在任督抚时曾针对送礼行贿的丑行，写过一篇《禁止馈送檄》，檄中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膏脂。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这义正词严的檄文，如“金绳铁矩”，使贿风大减。
戒贪拒贿不仅要“谨小慎微”，还要有胆有识，敢于公开顶住甚至当面揭穿行贿者的图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清代有个叫武承谟的官员，到任伊始，便悬联宣告：“罔违道，罔弗民，正直公平，心斯无诈；不容情，不受贿，招摇撞骗，法所必严。”楹联一挂出去，人们争相观看，“平日绅衿之出入县庭者（走后门行贿之徒）皆悚息危惧，有避至他省者”，由此可见其拒贿惩贿效果。据说，马寅初在杭州任职时，曾遇到有人给他送来1000多块银洋以打通关节，马寅初一听，勃然动怒，拍桌大骂：“呸！真不要脸！竟活动到我头上来了，这真是蚊子叮菩萨——找错人啦……我马上打电话去揭露这家伙的花招，建议取消他的县长资格。”那人的县长好梦吹灯了。对马寅初这样正气浩然的廉洁之士，谁还敢再来自找霉头！
贪夫徇财，其害无穷。包拯曾说：“贪者，民之贼也。”明代有位官员，因贪赃受贿，事发后跳井自杀。朱元璋听到此事后，对群臣说：“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他进一步发挥说：“君子闻义则喜，见利则耻，小人见利则喜，闻义则不从，是故君子舍生取义，小人则舍生为利，所为相反。今其人死不足恤。”礼部尚书就此议论说：“其事可为世之贪污者戒。”他们的说法不同，却都指出了贪污之害甚于饮鸩，千万放纵不得。
7.告之以危而观其节
“告之以危而观其节”，就是指在识人时，告诉他出现危难，从他处理危难的情况来观察其节操。看他在关键时刻怎么办，能不能、敢不敢讲真话。如果能见义勇为、舍已为公那便是一个气节高尚的人。节是指人的气节或节操，也就是一个人在关键时刻和重大原则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立场和道德方面的坚定性。
古代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曾有过这样的论述：“夫为将者，授命之日，即忘其家；临军约束，即忘其亲；秉枹鼓，犯矢石，则忘其身。”这种在临危之时，忘记“其家、其亲、其身”的表现，就是做到了坚守职责所需之节义。勇于坚持真理，凛然伸张正义，绝不献媚争宠，始终正大光明，保持高风亮节，珍重国格人格。
范仲淹曾以直言而三次遭贬，三起三落都不改其志。他为国为民，敢言敢谏，始终如一。他先忧后乐的精神、仁人志士的节操，对时人和后人的影响都很大。正因为范仲淹重气节，其用人必然是多取有气节的人。这些有气节的人大都是敢于直言不讳者，从而得罪了当权者；他们往往是以细故而被否认其大节，因而“不幸陷于吏议”；且这些正直之士，大多是有真才实学者，他们被降职不用，实是国家的损失。因此，范仲淹在他身为边帅掌握实权时，力之所及，任用他们为国效力。也使贤才不致埋没。如他重用的孙盛敏，才勇过人，议论刚直，三知庆州，人服其能，曾与狄青共率兵破敌。再如腾达道文武全才，曾被贬低，范仲淹素敬其人而重用之。事实也证明，范仲淹善于知贤才，他任边帅期间任用的都是气节中人，所以边城无虞，西夏不敢入侵；而经他荐拔的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
气节中人必然赏识气节中人。范仲淹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
一个人在危难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果敢坚毅地堆护公司、员工的利益，并能够把事态控制在最有利的一面上，既保护了公司，又抑制了事态的恶性发展，这其中必然充分体现了他的气节和能力。那么，这样的人才就应该被重用。
8．醉之以酒而观其态
喝酒是中国人的一大爱好，本条测评的设置要点在于让人处在“极端状态”，借以观察他在平时不能显现的真实情志，而喝醉酒不过是“极端状态”之一种而已。《鬼谷子》上说“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就是说一个人内在感情有所变化的时候，在这个人的外形上一定会有所表现，而在一个人特别高兴的时候（“甚喜之时”）、特别恐惧的时候（“甚惧之时”），这种表现会更加明显，如果在这个人特别高兴的时候又顺从他的欲望，在这个人特别恐惧的时候又对他厌恶的东西表示更进一步的深恶痛绝，那么他就一定“不能隐其情”了。“醉之以酒而观其态”，就是指用酒灌醉后来了解其变化的形态，知其修善的程度。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不论是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来了客人恐怕没有不以酒相待的。酒本来就是使人狂放不羁之物，请人喝酒，又要苛求人不要酒后失态，就太难了。所以，有不少人认为，“醉之酒以观其德”是经验的总结。
宋太宗时，孔守正官拜殿前都虞侯。一天，他在北陪园侍奉太宗酒宴，孔守正喝得酩酊大醉，就和王荣在皇帝面前争论起守边的功劳来。二人越吵越气愤，以致失去了做臣下应有的礼节。侍臣奏请太宗将二人抓起来送吏部去治罪，太宗不同意，让人送二人回家。第二天，二人酒醒了，一齐到金銮殿向皇上请罪，太宗说：“朕也喝醉了，记不得有这些事。”
太宗托辞说自己也醉了，既没有丢失朝廷的体面，而孔守正他们也未尝不知皇帝有意回护他们。因此他们会在工作中警示自己，从而认真工作。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俗话说“酒后吐真言”，通过一起饮酒来观察对方酒后的言论及性情。当人醉酒之后，其大脑的部分意识被酒精麻醉，往往会把潜藏在心灵深处的本我展露出来。因此，在识人方面“醉之以酒而观其性”未尝不是一个好方法。从生理学角度分析，酒后吐真言是因为急性乙醇中毒麻醉大脑皮层中枢所致，一般发生在饮酒者的亢奋期，此时其人已失去大脑的理性控制，一吐为快、毫无掩饰。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们交流过程中都存在着某种隔阂，这种隔阂恰是由于人们心理防御机制形成。然而，酒却可以通过麻痹人的生理功能来达到降低心理防御机制的效果，满足其与他人交流、倾诉等内在心理需求，求得某种心态上的平衡，此时其真情将自然流露。如果一个人醉酒之后胡言乱语，丑态百出，往往是容易丧失原则的人，是很危险的，古往今来不乏其例。可见，酒确实能成为某种适当的媒介来实现人与人之间无障碍的交流沟通，进而达到察人观性之目标。
9．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杂之以处而观其色”的目的是让他和各式各样的人相处，借以观察他的面部表情。“色”的本义就是“脸色”，而不是专指好色或漂亮的女子。
人生在世，难的就是与人相处。人一生必须跟各式各样的人相处，而且不是一般的相处，很多时候是朝夕相处。能与各式各样的人相处得很好，这需要高度的修养。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穿着很普通，甚至穿上破衣服，在一个五星级酒店跟一群衣冠楚楚的成功人士在一起，你能不不窘迫，感觉很自在？或者反过来，你衣冠楚楚，在一个五星级酒店请一个多年不见、衣着寒酸、举止拘谨的农民工老乡吃饭，你能不能做到很自在，没有任何心理上、行为上的优越感？在这样的两种场景下，你的“脸色”能不能做到对前者“不卑”，对后者“不亢”，真的很不容易。
商界活用
在熟悉了如何通过“九征”识人内质之后，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这九种办法来观人识人，做到知人善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小心别人通过其中的方式窥测我们的“内质”，从而使出手段，最终陷我们于失败境地的目的。这里有一个反面的教材，供大家借鉴。
一天，东京京桥的蛇目衣车工业总公司的岛田社长收到了松下幸之助的一封言辞诚恳的亲笔信。高兴之际，记者铃木突然“驾临”。岛田递过信，朝记者先生神秘地一笑，不无得意地说：“这是松下先生写给我的亲笔信。”
“你认识松下先生啊？”铃木接过信问道。
“不，从来没见过面。我只是久慕他的大名，至于他，恐怕也听说过我吧。”岛田言语中都是得意。
铃木展开那封信，见字迹清秀工整，立即给人严肃认真的感觉。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给您写信，我深感冒昧，真的很对不起。关于您蛇目衣车的经营，我常常会深受感动。从报道中看到你说：‘蛇目衣车公司除了衣车以外，什么也不生产。如今有很多因插手各种行业而导致失败的例子，因此，衣车厂家只应该生产衣车。’并且您也真正将它贯彻实行了。这种专业的经营方针，是蛇目衣车公司独特的作风。我们松下电器也正在考虑类似的做法。总之，企图插手其他行业，是人类的一种劣根性。而您那种专业的想法非常令人钦佩，因此，我想亲耳聆听您的教诲。我会在某月某日在京都真真庵恭候您，请务必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