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原典中曾说：“久注观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在人们的交往过程中，有些人相见的时机很多，有的则是见面也匆匆，相别也匆匆。如果能够较长时间地相处，就是“久注观人精神”。即通过长久地关注某人，发现其精神内质。俗话说“日久见人心”，有些人，不管他们多么善于伪装和隐藏，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在精神和气质特征都会暴露无遗。所以在识人的过程中，如果时间允许，就要注重发现其精神内质，这样就能看清他们的真实所在。
如果只能匆匆一见，就只好“乍见观人情态”了。考察情态的目的就在于在彼此短短的相见过程中，很快地确定人物的心性才能。曾国藩认为，“乍见观人情态”，这是一个识人的捷径，尽管可能会有遗漏之处，但总能看个大概，可为进一步的观察做好准备。
人的心性与情态之间是有联系的，如：心性忠诚正直的人，会呈现出刚正不阿的情态；性善良的人，会呈现出不断进取的情态；心性有条理的人，定会呈现出泰然自若的情态。正直的人一般都是威武不屈；品德高尚的人一定严肃认真，气势高昂；心地诚仁的人，一定会表现出温和可爱的情态。
处世活用
人的言语情态与内心世界是属于表和里的关系。虽然人可以控制、掩饰自己的言语行动，不被别人看出真实目的，但总有蛛丝马迹可寻。要做到万无一失，一时之间可以，但天长日久却很难；只要你有言谈举止，内心所想必会通过某种方式让你的情绪有所显露。即使如杨坚一样的雄杰，也难以长期地隐藏自己的情绪。
隋文帝杨坚当初在北周做官时，他的女儿是皇后。这位皇后性情柔婉，不喜妒忌，其他嫔妃都很敬仰她。周宣帝是个昏君，喜怒无常，没事找事，老是找杨皇后的麻烦，杨皇后却举止祥娴，分寸不乱。一次，周宣帝竟然打算赐杨皇后死。杨皇后的母亲忙叩头向周宣帝求情，才免一死。
周宣帝因杨坚位高权重而忌怕他，愤愤地对皇后说要诛灭杨家。又召杨坚进宫，对左右人说：“如果杨坚神色变化不定，说明他心怀异志，立刻杀了他。”杨坚进宫后，神色自若，周宣帝见他的情绪并未有何异端，才没向杨坚下手。杨坚出宫后，心中害怕，找到心腹好友郑译说出自己的心思。郑劝他为了安全，找个理由，申请去外地驻防，以避灾祸。
杨坚是一代雄杰，虽一时之间掩饰了自己的情绪起伏，但心中害怕不能持久，于是请求外出为官，以避灾祸。对平常人而言，要如此镇定自若，实在不容易啊。古语说：“凡事不度，必有其故。”也就是说凡是情绪不正常，必有其内心的原因。
刘邵说：“何谓观其情机，以辨恕惑？夫人之情有六机，抒其所欲，则喜。不抒其所能，则怨。以自伐历之，则恶。以谦损下之，则悦。犯其所乏，则婟。以恶犯婟，则妒。此人性之六机也。”这里的“情”就是“情绪”的意思，这段话的意思是：怎样通过观察一个人的情绪和欲望，来辨别他是心胸宽广的贤者，还是器量狭小的小人？人的情绪和欲望有六种基本的表现方式。如果一个人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就会感到喜悦；要是他的才能得不到发挥，他就会产生抱怨；要是他总向别人炫耀自己的成绩，就会被别人所厌恶；要是他处处谦虚退让、甘居人后，就会讨得别人的喜欢；要是他揭露了别人的短处，就会惹人生气；要是他既经常自我夸耀，又揭露了别人的短处，就会遭到别人的妒忌。这些是人的情绪的六种不同表现。可见，对一个人情绪表现的观察，即所谓“观其情机”，就足以判断他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除此之外，观人情绪还可以识人心理。
王粲是建安文坛上的一颗明星，当他的才华还没有被世人认可的时候，蔡邕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了。然而蔡邕却能够怀才不傲，慧眼识才，对毫无名气的王粲礼遇有加，实在是鉴别人才的最好范例。
王粲是东汉末至建安时期有名的才子，诗文俱佳。史载他自幼才华出众，早熟早慧，少年时代便博览群书，才思出众，笔下功夫不同凡响。因此，小小年纪便很有名声。王粲13岁时来到长安，当时的长安一片混乱，大军阀董卓将汉献帝与文武百官一起劫持到长安，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性情暴烈的董卓动辄杀人，搞得大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
当时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蔡邕，人称蔡中郎，博学多才，文章独步天下，而且生性随和，儒雅大方，慷慨好施，礼贤下士，是一个人心所向的大名士。尽管时局动荡不安，但蔡邕的府邸依然门庭若市，从早到晚上门求见和拜访的人络绎不绝，以致门前的道路，常常被来访客人的车马所堵塞。
有一次，王粲也去求见蔡邕。当时蔡邕的府上宾客盈门，高朋满座，蔡邕正与来宾们席地而坐，谈笑风生。这时，只见一个家人凑上去对蔡邕轻轻说了几句话。蔡邕对家人连声说：“快请，快请！”说着站起身来，慌忙之中也来不及穿好鞋，便倒拖着鞋出门去了。
满座的宾客从未见过蔡邕如此紧张的神情，心里纷纷猜测起来：来人是谁呢？大家蔡邕的情绪为何起伏如此之大呢？大家也都肃然起敬起来，不知大学问家蔡邕迎来的会是怎样一位贵宾。当蔡邕把王粲带进来与大家见面时，宾客们无不惊得目瞪口呆，原来让蔡邕如此紧张之人竟是一个13岁的小孩。这个王粲瘦弱矮小，皮肤黝黑，其貌不扬，非常不起眼；而此时的蔡邕已年近六旬，又是文坛的泰斗，却如此礼遇一个小孩，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蔡邕明显地感觉到了大家的疑惑，于是，拉起王粲的手对大家说：“这位嘉宾王粲是王龚的孙子，他可是个举世无双的神童啊！他虽只有13岁，诗赋文章却无一不精。他才情出众，悟性极高，不用说，将来一定会超过我十倍；就是现在，在很多方面我也大不如他呀！”蔡邕环顾在座的宾客，继续说道：“我将把一生珍视、收藏的图书典籍，全部赠送给王粲，这些藏书给王粲，比放在我这里，更能发挥作用！我的话是不会错的，你们等着看吧！”
自古文人相轻，蔡邕如此谦逊，难能可贵，经蔡邕一番介绍，座中的宾客们也不得不对王粲刮目相看了。
王粲16岁时，被朝廷授职黄门侍郎。但他见政局混乱，朝廷徒褒其名，便南下荆州，去依附地方实力派刘表。刘表的门客众多，不乏才智人士，但年纪尚轻的王粲竟然很快便脱颖而出，以他诗文方面的卓越成就，成为一代名流，被称为“建安七子”之一。这多亏了蔡邕慧眼识才的功劳啊。
我们从蔡邕知道王粲来拜见之后的一系列慌忙的动作和紧张的情绪之中，便可猜测到：想必来人一定来头不小，不然蔡邕不会如此激动的。
据说曾国藩从大厅里走过，一眼就看出了刘铭传之大将风度。这就是曾国藩从“情态”人手，一下子就识得一个英雄的传奇故事。
淮军刚刚建立之时，李鸿章曾带三人去拜见曾国藩，请他给他们分派职务。不巧曾国藩散步未归，李鸿章就让三人在厅外等候，自己去到里面。不久曾国藩回来，李鸿章说明来意，请曾国藩考察那三个人。曾国藩说：“不必了。”李鸿章惊问其故。曾国藩说：“不必了，面向厅门、站在左边的那位必是一个严谨细小、老成厚重之人，办事小心，让人放心，可派他做后勤供应一类的工作；中间那位必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人，不值得信任，只宜分派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担不得大任；右边那位是个将才，可独挡一面，将来作为不小，应予重用。而曾国藩所说的那位“大将之才”，便是淮军猛将、后来担任台湾巡抚、鼎鼎有名的刘铭传。
考察情态，用人者在彼此短短相见过程中，确定人物的心性、才能、品质。曾国藩从大厅里过，即辨识出刘铭传的大将气度，是几十年阅历经验所致，偷不得半点机巧。曾国藩在其日记和家书中不止一次地强调：人不易知，知人之内质更为不易，这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用心地观察。
《庄子·列御寇》曾借孔子的话说：“大凡人心比山川还要险峻，了解人心比领悟天理还要困难；上天还有春夏秋冬四季的界限，有早晚的分别，而人心却被掩藏在厚厚的外表和深深的感情下面。因此，有些人外表谦虚谨慎，而内心却骄傲自满；有些人貌似长者，而实际上却不贤德；有些人表面上圆顺，而实际上刚直；有些人表面上坚定，而实际上倦怠；有些人表面上缓慢，而实际上却暴躁。”
《庄子》在说完“人心险于山川”之后，还提出了一种人才测评的办法，叫“九征”，就是考察一个人才在九种状态下的表现，即识人内质要“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态，杂之以处而观其色。”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庄子提出的识人之良方，其主旨是：将所识之人派到远处工作，远则难监督，所以可考察他是否忠诚；派在身边工作，容易相熟而没有拘束，故便于考察他是否恭敬；在情况复杂的时候派他去工作，看他的能力如何；急促之间询问他，看他的智慧如何；在紧迫的情况下和他相约，看他是否守信；托付其管理财物，看他是否不贪；告知危急情况看他的气节如何；当他醉酒时，看能否守规矩；将其放在男女杂处的环境里，看他是否好色。庄子的识人内质之良方，对于在现代管理中选拔人才仍有现实意义。
1．远使之而观其忠
忠，即忠诚也。我们常说的山高皇帝远，就是说离领导远，自然难以监督。倘若人在远方，又能自觉地忠实地执行上级政令，这样的人是值得信赖的。这也是我们常说的“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这是我们考察使用干部的一个基本条件。
《北史·古弼传》记载：魏太武帝拓跋焘到西河地区打猎，下诏给尚书令古弼，命他选肥壮马匹给骑士，古弼却送来弱马。拓跋焘大怒说：“尖头奴敢裁量朕也！朕还台，先斩此奴！”古弼头尖，拓跋焘常叫他“笔头”，时人也称他“笔公”。古弼的属官见帝怒都害怕被杀，古弼却泰然置之，安慰属官说：“吾谓事君使田猎不过盘游，其罪小也。不备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炽，南虏未灭，狡焉之志，窥伺边境，是吾忧也。选备肥马务军实，为不虞之远虑。苟使国家有利，吾宁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引自吾罪。”意思是说，使君游逸不舒畅，是小罪；而当前北有柔然、南有刘宋正在伺机侵扰，好马要留下以抗敌，这是为国家计，宁死不避，主上英明是可以理论清楚的。拓跋焘听到了，知古弼忠心为国，对他怒意全消，赞叹说：“有臣如此，国之宝也。”赐衣一套，马二匹，鹿十头。后拓跋焘又到山北打猎，获麋鹿数十头，又发诏要古弼派五十辆牛车来运载，诏书刚发出，他对侍臣说：“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于是便用马运回。行了百余里，接到古弼上表说：“今秋谷悬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波所耗，朝夕参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拓跋焘对左右说：“笔公果如朕卜，可谓社稷之臣。”
有忠直之臣，是因有英明的君主。拓跋焘不仅不治古弼的不敬之罪，反而大为赞誉，鼓励他今后只要是利国便民之事，要大胆去做，不要有所顾虑。也因此，古弼为利国敢于抗旨，也被拓跋焘誉为“国宝”“社稷之臣”，如果遇上那些迷于私弼的昏君暴君，古弼的脑袋恐怕早就搬家了。正因拔跋焘是英明之主，才能赏识古弼，也才会有这样公直之臣。
这种识别实质上是识别人才对事业的忠诚及敬业。一个人对组织对事业的责任感和忠诚度只有在更独立和缺少监督的情况下，才得能得更真实更具体。就像宋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如果一个人在“远使之”时仍有这样的责任心和忠诚心，那么他必然是一个极具责任意识的人，并可以为组织所信任。有的人才在领导的督导范围之内很能有效约束自己的言行，积极表现自己，在工作中尽心尽力、兢兢业业。然而，一旦给予其权力，独立一人在外工作时，往往会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并美其名曰：“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有组织而无纪律！对组织、对事业不再忠诚。就可能会表现出另一面来。所以，这种“远使之”可以提醒领导者不能为一个人在自己身边的言语和行为所蒙蔽，否则就难以识断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人才。
在中国古代社会来说，此处的“忠”更多是人事方面的，对现代公司来说，“忠”主要是指对公司价值观的忠诚。GE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说：“完成任务并认同企业价值观的人得到提升；失败但认同企业价值观的人得到第二次机会；既失败又不认同企业价值观的人，很容易对付；难的是如何对待那些完成任务却不认同企业价值观的人：我们努力去说服他们，与他们搏斗，为他们而痛苦。”
2．近使之而观其敬
敬者，恭也，也有谨慎之意。所谓“近使之而观其敬”，就是指将所要识别的对象安排在自己身边工作，亲近他，甚至在工作以外建立友谊。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找机会故意冷落一下他，或者给他一些挫折，让他感到失落，观察他的表现，看他是不是还能保持应有的礼仪与尊敬，是不是就由“对事负责”一变而为“对人负责”，是不是就此觉得“对人用心”比“对事用心”有更高的个人收益，是不是再进一步发展下去，恃宠而骄，得意忘形。如果这种人未能经受住领导者“近用之”的考验，从而表现出对工作的不敬和对领导的不敬，则不可对其委以重任。
3．烦使之而观其能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有高有低，在一般情况下很难区分出来，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各种复杂多变的情况出现时，让他去独立处理，才能辨别他能力的高低、大小。烦者，多也。“烦使之而观其能”的意思是施加很多、很重、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有时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借以观察他的能力。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能人，比如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费祎时就是如此。
当时蜀国正值征战，公务繁杂细碎。费祎担任尚书令，见识过人，每审阅公文，略望一眼，便已知道其中主要意思，速度超过常人几倍，并且过目不忘。费祎经常在早晨和傍晚听取大家意见，处理公事，中间接待宾客，饮食娱乐，还要做一些带有赌博色彩的游戏（就像现在打麻将之类的一样），每次都能使人尽兴，公事也不荒废。
等到董允接替费祎，想要效法费祎的行为，仅仅十天之中，很多事情都被耽误。董允于是叹息说：“人的才力相差如此之大，不是我能赶得上的！”于是整天听取意见处理公务，还是没有空闲。
据史料记载，早年辅助刘宋武帝刘裕的刘穆之也很能干。
刘穆之在内总管朝廷政务，在外供应军旅给养，遇事当机立断，快如流水，因此内外一切事务，没有堆积迟滞的。各方宾客从四面八方集中到这里，各种请求诉讼千头万绪，内内外外的咨询禀报，堆满台阶屋子。他竟然能够眼看讼书，手写答复信件，耳朵同时听属下的汇报，嘴里也应酬自如，而且同时进行的这四件事相互之间又不混淆错乱，全都处置得当。